城乡一体化,在破旧立新中酝酿着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破与立———一年多实践,成都围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城乡规划、建设、劳动就业、社保、产业发展、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新体制逐渐清晰起来。
幸福梅林的幸福生活
锦江区三圣乡幸福梅林,曾是城乡之间破旧、混乱的灰色过渡带,村里甚至没有一条水泥路。去年10月,锦江区为该村改善基础设施后,幸福梅林的村民才真正开始幸福起来。
3月21日,农家乐“一剪梅”主人黄秀清给记者“诉苦”:“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0点,太累了。”她脸上却透着高兴劲,“现在虽然累,但心里舒服。”预计今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00元提高到6000元。
即使在富庶的平原、城市近郊区的幸福梅林,城乡之间过去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也相差甚大。
原因,在于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时受制于旧思维的惯性——城乡分而治之。
治本之道,在于首先把城乡作通盘考虑,将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成都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张樵直言,过去的规划局只能算“半个”:“成都各区(市)县的城镇总体规划均各自为政,且主要针对城区。农村哪里谈得上规划。”
作为政府指导、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一张规划图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充当“先行官”。
2004年,成都抓住城市修编的时机,将规划蓝图从598平方公里中心城区,放大到全市12390平方公里范围;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许多以前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文明与实惠沿着这张图延伸至乡村。
今年3月25日,成都启动规划管理体制变革:设置市规划执法监督局,由市政府向各区(市)县派驻城乡规划监督专员,组建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这标志着终止“拍脑袋”决策、随意性规划,一体化有了强大制度保障。
今日的幸福梅林是成都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的缩影。空间资源一体化配置、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产业一体化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4个方面,展示着城乡一体化的重点、亮点。
———城镇空间格局“一心多极多轴”:形成环绕中心城区的4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45个区域中心镇相互呼应的城镇体系。幸福梅林被框进“一心”的辐射范畴。
——由区乡两级政府与社会资金介入,按城市建设标准完善幸福梅林基础设施。
———幸福梅林常年种有腊梅600余亩,且紧靠我省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被定位为深度挖掘梅花经济、文化价值,发展休闲产业,吸引城市游客。
———幸福梅林新建3个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生活污水,保持自然洁净的生态环境。
牵住一体化的“牛鼻子”
2003年下半年,全国上下清理整顿开发区的过程中,成都明确提出“工业向园区集中”策略。不到一年,全市116个各类工业园区被调整归并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
新津人以一套“三分政策”较好处理了招商引资主体与园区的利益关系:对落户园区的项目,实行引荐乡镇与园区按8:2的比例分配招商引资任务数、项目税收、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
“工业向园区集中”,绝不是招商引资的一个战术问题,而是这样一种关乎全局的良性循环:产业聚集带来人气聚集,人们的消费需求吸引商业、房地产业逐利而来,园区周边土地升值,政府通过土地拍卖换取资金,投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
工业集中发展,更大的效益在于推动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
成都市农村人口658万,人均耕地0.83亩。如果农民不离土,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种金子都难致富!”
靠种地,一亩地只能养活1—2个农民;靠工业生产,一亩地可以解决7人左右就业——这笔账,算清了道理: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能吸纳大量农民就业、实现农民身份转变;同时,农民进入二、三产业后,收入可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与社会收入实现同步增长。推进城乡一体化,得揪住产业发展“牛鼻子”不放!
还有一个困惑:工业企业都向少量园区集中,其他小城镇要发展,缺少工业这台“发动机”怎么办?
大邑县韩场镇的“小蘑菇、大产业”模式给人启示。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担当“发动机”———该镇规模发展蘑菇种植,吸引了兰田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投资,通过规模经营,带动农民增收。
一年多来,成都三次产业联动的效果日益凸显。2004年,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达169.9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4%。
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
2004年3月,成都出了个全国首创:《成都市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和《成都市已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的施行,将1991年以来产生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保。把新征地农民和已征地农民的社保方案相结合,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新账”“旧账”一起解决。据了解,全国还没有其他城市同时出台这两种办法。
农民享受社保、医保,不是给农民的恩赐,而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还农民本应与城市居民共享的“市民待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成都的又一创举:农村人口交纳10元/年,进入大病统筹防护网。市、县两级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20元,农民住院可报销30%左右的费用。
从2005年起,成都市宣布全免农业税,预计免征农业税及附加约1.3亿元。
减负就是增收,但走不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怪圈,农民负担就会反弹。
去年12月底,新都区斑竹园镇党政班子工作人员通过自谋职业、离岗待退、清理自聘人员、竞聘上岗等渠道分流后,从110名减至69名,机构设置减到5个,人头费从每月16万元降至10万元。这是成都乡镇机构改革的一个缩影:全市行政、事业编制分别减少1028名、10994名;每县年均减少开支678.5万元。
乡镇机构改革、解决农民就业和社保、医保,都只是建立新型城乡管理体制和机制的第一步。
纵看,与乡镇管理体制一脉相承的,是各县、区到市以上的各级管理机构设置。推进城乡一体化,管理体制必须贯通一气,“下一步,县区、市机构改革将依次推开。”
横看,与农民社保、医保相匹配的,是公共财政体制、财政转移支付、土地流转、投融资体制、经营城市、户籍制度……运用市场、行政、法律等相结合的手段,一系列配套改革亟待开拓。
大大小小的考验横亘,城乡一体化破壁前行。
本报记者杨晓李燕华袁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