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上)

胡小文

2019-05-21 01:43

毛晓红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时事铸就英雄”。可见,“诗仙”李白也是这样的人。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时代背景也是无比重要的,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传奇诗人,也是少有的天才诗人。他的心灵犹如一注汩汩涛涛,流淌不尽的诗的源泉。无论是山川风物,还是人事交往,无论是所见所闻,还是所思所想。在他的笔底,统统可以谱成震撼人心的乐章。而且,永远是那样地雄浑而清新,具有高山大河般的力量,初日芙蓉般纯粹的美感。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公元701年出生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到公元762年他卒于安徽当涂,正是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李白一生活了61岁,从出生到25岁,李白在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度过,几乎占了他人生一半的时间。李白25岁东出夔门出川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在此后长达36年的倥偬岁月里,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在什么时候,李白对四川的感情都是毫不掩饰的,他赞美四川的山川风物、乡风民俗,倾慕四川的先贤名宿、道德文章,追忆自己在四川度过的难忘的时光。李白曾有诗《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对于故乡的文化传统,李白也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中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首诗歌明确告诉了人们,李白的故乡,就在古蜀王杜宇变成子规鸟催促人民春耕,一直到杜宇啼血而亡化为杜鹃花的蜀地,他的故乡,就在蜀地的“三巴”。

    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个性密切相关,但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李白的诗是唐朝盛开的一朵花,绮丽、飘逸、豪放、浪漫,为每一个中华儿女所熟知。李白是郭沫若一生中最为喜爱、论述得最多的几个古代诗人之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谈到李白的诗歌,人们无不信手捻来几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等。李白的诗歌,忽而奔放,忽而秀丽,忽而雄壮,忽而悲凄,其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奔腾不息的创造力、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使得李白的诗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最璀璨耀眼的一颗明珠。那么,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可以说,李白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与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所周知,李白出生于四川。四川的主要地方是四川盆地,处东亚大陆亚热带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光秀丽,号称“陆海”、“天府”。《汉书·地理志》称“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故《华阳国志》称“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四川除盆地以外四周全是高山,北、西、南三面分别有秦岭、巴山、青藏高原,在地形上可视为全封闭地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隋书·地理志》)之类的记载,古今常见。这种地域特点使巴蜀文化远离中心文化,自成一奇特的地域文化系统。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发明了高超的栈道技术和笮桥(绳桥)技术,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巴蜀先民为了突破这种地理的封闭性,变蜀道难为蜀道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与代价,终于打通了条条渠道,使巴蜀文化始终能与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交流与互补,不致成为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巴蜀文化兼容与辐射特色的形成,主要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巴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这种移民的特点,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单向移入,外地人移入四川,而很少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向巴蜀的移民,主要是整合多元文化。蜀汉和成汉时期的移民特点是上层荆州士人集团的迁入,整合入蜀文化,而下层少数民族流民的大量移入则使“户口于此而繁”,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交流。唐宋移民主要是文化人入蜀流寓,还有客家人的迁入。清初至乾隆的“湖广填四川”则是垦荒和经商。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形成“风俗舛杂”的文化特色,使巴蜀文化更加五光十色,辉艳夺目。

  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孕育发展的沃壤。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所说:“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曾感言“惟蜀有才,奇瑰磊落”。因此,巴蜀文化区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起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的“水库效应”。当外界有战乱变故,这里就成为“避难所”、时机成熟时逐鹿中原的“根据地”、开拓西南边疆的“前哨基地”。可见,四川历代巴蜀学人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底蕴,与巴蜀文化是分不开的,更因为“诗仙”李白的横空出世,从而铸造了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功不可没的领先地位。

  一方富庶,其文化必兴。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人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长期以来,巴蜀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巴蜀地域特色,得到了举世公认。巴蜀文化作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至今仍体现在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

  四川学者谭继和曾经指出过,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诡异、夸张与浪漫,正是道教文化的源头,神仙观念的起点。正是它们形成了今日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巴蜀文化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人骚客。尤其是唐代以来,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丰衣足食。唐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当时巴蜀地区创造了领先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成就,成为“财利贡赋率天下三之一”的国家经济支柱地区,为连接东西方的“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丝绸布帛、珠宝图书等商品,为沟通联系内地与西北、西南各族的“茶马古道”提供了主要的茶叶和食盐等商品。初唐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旧唐书·陈子昂传》)。同时,此一时期在巴蜀大地上人文荟萃、传奇众多,音乐歌舞、宴饮游乐、城市园林、文学与绘画艺术、丝织业、酿酒业、商贸业等繁盛甲冠天下,为诗歌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成就了大批蜀地和入蜀文人一生之中最辉煌的业绩。由于唐期统治集团注意吸取隋、梁、陈各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玄宗元年间,国家高度统一,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对安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乐观上进的信心,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而这种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正是培养诗歌情调的优良温室。其次,盛唐巴蜀本土文化经过与中原、江南及其他地区的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汇集众家之长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将巴蜀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下了灿烂篇章。唐期由于采取了开明政策,社会思想文化比较开放活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社会生活中来,这就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在盛唐诗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诗人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敢为的精神特质。巴蜀地区经济的富足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上,因此产生了像李白这样伟大的本土诗人。


]]>

2019-05-21 09:42
118
全方位传播三星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