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商人研究

胡小文

2019-10-09 02:52

周娥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02期

历史上四川商人有三次辉煌时期,分别是秦汉、唐宋和抗日战争时期[1],清代四川商人①虽不比这三个时期辉煌,也无法与同时期的徽商、晋商相比,却独具一格,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目前学术界对于四川商人的研究成果不多。管见所及,梁凌等所著《话说川商》简要介绍 了四川商人生长环境、经营思想、经营策略和行业情况,但侧重民国时期的研究;林文勋的《宋代 四川商人概论》和黄英的《浅析宋代蜀商》对宋代 四川商人形成的地理环境、商人种类、基本活动、资本流向和历史作用进行了阐述;谭平的《试述清代四川商业的特征》和《清代四川商业发展的 制约因素》分析了清代四川商业特征和发展制约因素;黎立《论清代打箭炉茶叶贸易》和苏倩雯《清代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对清代四川打箭炉这一区域的商业和商人进行了研究。①然 而,目前利用地方志研究清代四川商人状况的,暂无一本专著或专文成果。

地方志作为一种区域历史文献,翔实记载当地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历史人物等,为后世研究该地提供了丰富史料。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四川②地方志数 量最多,仅在清代,四川所修各类志书即达400多部。[2]数量巨大的四川地方志,特别是其中的商人人物传记,成为四川商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 源。笔者据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和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 志丛书·华中·四川》统计,整理出清朝、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志中有 570 条清代四川商人传记(见下表) ③。笔者试图以这 570 条商人传记为主要史 料,对清代四川商人的经商缘由、群体形象及影响等进行初步探析,四川商人的经营范围、人员构成、地域分布、群体心理等,留待他日另行撰文。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四川商人在清代大量涌现,与其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第一,自然地理环境。四川周边群山环抱,陆路进出困难,水路虽有长江贯流,却极其凶险,特殊的地形和艰难的交通减少了商人出川概率;川内长江、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等水系纵横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给四川商人往来提供便利;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高低起伏的地形地势,又为多种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二,人文社会环境。清初全川仅剩 50 万人[3],顺治末年开始移民入川,道光二十年(1840)已突破3834万人,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 省份,众多的人口为四川商人扩大规模提供了 基础;清统治 者实行“通商”政策[4],对“懋迁有 无”的商人群体给予特殊重视。包括肯定“商人 为四民之一”[5];除关市之弊,“禁革明末加增税 额银两”[6];通商贩之路,在江口至夔州的长江河 段各险滩设置救生船;达仕宦之途,设商籍方便其子弟科考;弛山泽之禁,任民自由开凿盐井。另外,生产力、生产工具、交通的进步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在四川商人成长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论述已多,兹不赘言。


方志所见四川各府州商量统计表

 

州县

州县

州县

州县

都府

93

庆府

121

夔州府

32

顺庆府

22

保宁府

8

潼川府

42

龙安府

12

25

叙州府

47

40

雅州府

16

宁远府

9

忠州直隶州

8

酉阳直隶州

13

泸州直隶州

22

州直隶州

21

眉州直隶州

9

邛州直隶州

4

绵州直隶州

15

茂州直隶州

0

6

石砫厅

0

叙永厅

0

松潘厅

5

杂谷厅

0

懋功厅

0






一、方志所见川人经商缘由

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四川地区商人大量涌现,超过前面任何一个时代,必有其缘由。

(一)家境贫寒,被迫行商

四川中部尽管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盆地,土壤肥沃,沃野千里,但移民不断迁入,致使川内资源趋于饱和,人均耕地面积变少,贫困农户无法依靠土地自活,被迫“弃本从末”加入商人行列。成都张新业“因贫废学业贾”[7];温江沈万祥“以家贫改业经鹾务”[8],熊世杰“家寒弃读为商,渐致饶裕”[8];简阳段荣宗“家贫卖酒”[9]。四川周边被秦岭、大巴山、乌蒙山、巫山、大雪山等崇山峻岭环抱,土地贫瘠,不宜耕种,难以自存 的部分农户也选择经商,以谋生计。方志中即有彰明县人李宪章“因贫岀贸”[10];泸州人徐锡“二岁失怙,依母为命,及长,为贫学贸”[11] 的记载。因贫从商的商人在四川商人群体中占据绝大多数。

(二)科举路断,弃儒就商

自科举创制以来,无数的读书人以考取功名为毕生追求。清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备,参加科考的人数再攀高峰,科举入仕道路更趋艰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士人对商人和商业也趋渐改观,不再视其为“末业”,在屡试不授的情况下选择投身商海。徐治平“少负雄才,屡应童子试,不售,弃儒贸易”[9];官永仪“幼习举业,不售,弃儒就商”[12];也有少数像孙桂生那样“才智精卓,胆略过人,不屑屑为章句学”[13],冲破“商不如 士”传统观念,去儒习贾者;或类似李陞映,因“清末科举诏停”[14],被迫中断仕途路,转投商海。

(三)父母年迈,继承祖业

中国是一个讲求儒家伦理纲常的社会,尊祖敬宗、孝顺父母是对每个子女的要求。发展到清代,儒家伦理纲常更是达到僵化地步,成为禁锢人们思想追求的枷锁。尤其是那些有着庞大祖业,因父母年迈而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有追求,继 承祖业的人,这在四川商人群体中也有体现。彭廷彦“因亲年迈,乃废学理家政”[15];温玉坡“年十五工属文,以世业贾,父宣豫不乐烦琐,请废读营贸”[16]。

以上三种原因,其中家境贫寒,为求生计被迫经商的情况最为常见;科举无路或者看淡仕途,转投商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年迈,继承祖业经商的也有一定代表性。这三种是地方志所见清代川人经商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原因。其他情况如:耕读兼商业、儒学兼商业、弃官从商等只是个例,不具有代表性,暂不单列。

二、方志所见四川商人的群体形象

四川商人在封建时代商帮中属于后起之秀,自始至终也无法与徽、晋等大商帮相比,但其“好 义乐善、诚信经营”“孝悌仁德、以和为贵”“贾而好儒、才智有余”的正面群体形象却丝毫不逊于他们。当然,以上形象不能概括全体四川商人,地方志中的四川商人只是恰好符合儒家伦理和封 建传统,才“有幸”被“卫道者们”载入史册。

(一)诚实守信,好义乐善

《春秋·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是“儒家八德”之一,四川商人在商业经营中也树立了诚实守信的形象。池云光来邑习贾,以“业诚 信大着”[17];廖明龙“生性忠厚和蔼,与人交易诚信无欺,有周某者年老无子,寄数十金于明龙处,周殁,明龙归其金于周之族兄”[9];李清榜“业白花生理,弟清楷用秤偶尔欺人,清榜重责之”,账单交易时“漏算银五十两,清榜清算明白,如数给 之”[18];像刘仲超、李兴、刘吉安、李道生、钟子英、周大伦、李琼林等路拾遗金,如数归还其主者,更是不计其数。

发源于清初的“袍哥”组织,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行为准则,拜关公、重义气,四川商人也深受“袍哥文化”影响,一些四川商人还加 入袍哥组织;再加上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义气” 的推崇,四川商人便把“义”作为自身经商的标尺。李云鹏“设烟肆赌场为生……平生尤醉心者 为关岳,自命字曰云鹏,示兼佩二公”[19];凌必扬 以贸易起家,“乐善好义,尝与人共财,忠实不 欺,数十年如一日……有因债货妇者,亟为赎 还”[20];庞思奎以商业致富,“性仁厚,厉行公善, 凡修桥筑路及济贫乏、施米药棺板等善举,靡不 乐为”[21];更有像魏国乔这样的商人,“遇人危急 时,至倾资不恡,如是者屡矣,而家遂落,于是去闽之湘广交游,通商贾,已复致富。然好施,则较在闽时尤甚,家又落,乃挈其余资来蜀,家于新都。值族人某为债所苦,国乔怜之,且愤,甚罄所 有以与之,而焚其劵,遂穷”[22]。魏国乔经商致富,因好施予而三至家贫,可谓将四川商人好义乐善 品性发挥到了极致。

(二)孝悌仁德,以和为贵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先秦时期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 舆”[23]论述,宋代朱熹将“孝悌”放于“儒家八德” 的前二。在几千年“孝悌”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早已将孝悌观念熔铸于血液和骨髓中,清代四川 商人也极力践行这一准则。邱惠隆“弟兄五人,析产各分钱数千,己独贸易四方,积数千金仍与 弟兄均分”[15];谢朝元“弃学归耕兼谋商贩,渐有余赀,虽身赴市廛,心无一息忘亲,每晨裹糇粮 出,归则负米奉亲,未尝缺也”[9];李元明,教匪之乱时其父为贼所执,“跪求杀己以贷”[24];黄显国, 其母傅氏生病垂危,“割股以救母”[25];王端莲,广东兴宁县人,贸易入川,“居数年,与妻钟归里,负父母遗骸徒走复入川”[26]。有独自经营赡养双亲、 扶持弟兄族人者;有父母危难,祈求以身替代、割股救亲者;也有客居异乡,不畏艰难跋渉千里,返梓背负父母遗骸者。

清代的四川是一个移民省份,川内大部分百姓从各省移民而来,八方汇聚于川的他们既保留原籍地的风俗特色,同时又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和接纳与自身文化相异的群体,在面对纠纷或冲突时更愿意采取宽容并包的态度和“以和为贵”的处理方式。地方志中不少商人更是以身作则,充当矛盾的调解者。李时春贸易嘉定“,乡有讼者为之 排解,期于无争”[15];殷成元“生平公正诚实,凡乡里有忿争事,居间谢解,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乡人莫不钦服焉”[27];胡培森“善排难解纷,乡里因有‘宁求胡公理处,不向官府起诉’之语”[18]。

(三)贾而好儒,才智有余

张海鹏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为徽商特色,张明富先生则提出“‘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清代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28]。笔者梳理四川商人传记时,发现部分四川商人在经商之余,也熟读经书、尊师重儒、礼贤敬士,或捐资设义学、书院,或延师训子弟,期求子弟入仕,表现出“贾而好儒”。陈顺阁“持筹之暇, 恒以读书自娱,而府君中岁后,尤嗜双江刘氏之学”[17];梁杞“虽用贾废儒,然常涉群书通象纬堪 舆龟算覆射支离之术”[29];刘德海“礼贤敬士,不惜赀财,虽寒畯至门必礼之,求必应,岁时尝置酒请老师,宿濡会谈,数十年无稍怠”[30];龙贵见“见士人必拱立敬起叩”[31];高登级“捐资置产,设立凤山、凤池两书院”[32];李正富“重道尊师,敎子琼芳,孙向南入邑庠”[33];夏世编“延师训诸弟,稍懈,痛哭诫勉弟”[8]。

川人在外常被人唤为“川耗子”,这一称呼最早见于赵翼所撰《陔馀丛考》,说明代人“呼蜀人为川老鼠,以其善鑚也”[34]。这一称呼或褒或贬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川人的聪明才智为外人所公认。四川商人更是川人中机智聪明的佼佼者,他们能利用环境和局势之便,发现商机、经商养家,有的还能富甲一方、名满天下。“谢月楼,南市人,监生。南为宣汉巨镇,以洋烟为出产大宗,初 两湖陕甘河南之贩烟者,欲立庄开县临江市,公 计诱来南,亦实公之为足以服远人也。……总南市事数十年……然自公初总南事,以至公之卒,未尝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栩栩然夸诩于乡人,而不自知其非也”[35]。

需要注意的是,商人传记在反映商人形象时具有局限性,并非所有四川商人都如方志记载的 那般“好义乐善、诚信经营”“孝悌仁德、以和为贵”“贾而好儒、才智有余”。原因有二:方志商人 传记大多收录在“孝友”“行谊”“义行”“笃行”等条目中,这些条目限制了商人的收录范围,那些 “非孝友”“不行谊”“无义行”“不笃行”的商人则不可能被记载;商人传记的内容,对其经商经历 叙述极其简略,往往以“从商”“服贾”“负贩”等字 眼带过,但对于传主的孝友、义行、善举却是长篇 累牍、大书特书。其目的是要在社会上树立一批 符合封建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导向的模范代表,以此来教化百姓、劝民向善。方志传记中这种对 商人隐恶扬善、只褒不贬的书写方式,需要学者 在认识四川商人群体时,采用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视角,切莫被方志记载的商人一角所蒙蔽。事 实上,在清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四川商人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欺压百姓、见利忘义的 大有人在。

三、方志所见四川商人的影响

清代四川商人的作为和影响虽不及晋、徽等大商帮,但作为西南地区最为活跃的地域性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不仅推动了经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民族和谐、边疆安定做出了贡献,其诸多义举也弥补了国家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不足。

(一)推动经商地区社会发展

清中期四川商人大量迸发,打破了沉寂已久的四川社会,他们走南闯北、往来贸易,促进了周边城镇的兴起、市场的完善、交通的改善、经济的繁荣和川地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川商人外出贸易者虽然不多,但并非没有。他们将茶叶运往西藏,把布匹运向滇黔,把粮、盐运往鄂楚,同时又将西藏、滇黔、鄂楚地区的特产和大宗产品运回川内行销,在调剂有无、促进商品流通,推动 省际贸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傅万春“奔走荆沙间,往则运竹席,返则购广,贷以博厚利”[27];罗 汝兴“运糖霜出湖湘,贩棉归,织布运销滇北,岁以致富,商号名罗福兴,罗福兴之名闻叙渝滇楚 间”[26]。清代四川是全国第一大粮仓,四川商人将大量余粮贩运出川售卖,确保了国家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太平天国战乱时,将川盐运往楚地行销,既推动四川盐井业的发展,又满足楚地的食 盐供应,为清政府夺回楚地和保证楚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

(二)促进民族和谐

四川境内少数民族众多,特别是川西、川北 的藏族、羌族、彝族,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百姓杂相聚居;与四川相邻的西藏、陕西、云南、贵州、湖广等省份亦少数民族广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使四川商人无形中肩负起沟通川内外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任。川西的打箭炉是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也是四川商人的重要据点,四川商人将西藏所需的茶叶、布匹等商品运往打箭炉销售,又买回药材、皮草等 汉族所需的商品,有力地推动汉藏两族人民的物资交流、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四川商人成为民族融合的润滑 剂,在增强地区交流、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荥经县志》记载姜玉山[36]、姜永吉[36]皆通夷语,在打箭炉与夷商互市时排解汉夷纠纷,即是四川商人促进民族和 谐的最好例证。

(三)弥补国家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不足

四川商人盈利后往往多施“善举”,或是为报答社会,或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又或是迫于政府压力捐输。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行动都给当时社会带来不小影响。出资修路、筑桥、设义渡,既方便商人的商业贸易运输,也给其他行人提供方便,客观上还利于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致富后广开义学、书院,教授生徒,又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

事业的进步;捐钱建育婴堂、保节院、义济院、宗 祠、修族谱、施药、施粥、施棺材、施义冢、捐田、捐屋 等善举在地方志中也不胜枚举。商人参与到以上这些原本属于国家职能范围的“善治”活动,充当地方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者,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不足,为维护封建 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做出了一定贡献。

当然,清代四川商人作为封建时代末期商人群体,其封建性和落后性自然不可避免。方志记 载富商王国有“买田数百硕,置街房多处”[18];张 广济“买田千余亩”[37];李发勋“服用尤豪奢侈…… 用财无节”[26];陈发和“性挥霍”[38];王长玖“挥霍无吝色,卒年家居徒四壁”[39]。他们对土地的狂热占有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对社会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使四川商人在清代特别是中后期大量迸发。通过方志商人传记去探析清代四川商人,不失为一种可行 方法。笔者通过对四川方志中清代商人传记的梳 理和探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清代川人经 商有“家境贫寒、转行经商”“科举路断、投身商 业”“父母年迈、继承祖业”三个主要原因;第二,方志中四川商人具有“好义乐善、诚信经营”“孝 悌仁德、以和为贵”“贾而好儒、才智有余”的群体 形象,这一形象不能概括全部四川商人,方志中 四川商人只是恰好符合了封建伦理,才“有幸”被 “卫道者们”载入史册;第三,四川商人在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加强民族间交流、弥补国家地方社 会治理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作为封建时 代商帮,其落后性仍无可避免。对方志中清代四川商人经商缘由、群体形象及社会影响的探析, 有利于推进四川商人的研究;同时,也可为新时代四川商人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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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9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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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秀冠的巴蜀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