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在巴蜀地区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发现的刺激下，学界逐步形成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新视野、新理路。具体而言，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为阵地的诸学者利用在川边民族地区考察所获新资料，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民族考古”理路生成，以卫聚贤为代表的古史学者开启了以古器物学为核心的古代巴蜀文化研究新内涵。此外，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系统发掘崖墓，根据所获资料开启以出土文物人物形象探究历史问题的“图史互证”新理路，对巴蜀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巴蜀文化研究中的“民族考古”理路。1987年童恩正即倡导“开展南方考古学的研究，必须结合民族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进行”，这一“民族考古”研究理路的渊源与1949年以前华西大学博物馆诸学者的长期积淀密切相关。1932年葛维汉担任馆长，规划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三个专题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医牙科博物馆、古物博物馆），其中与考古关系紧密的古物博物馆馆藏古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边地羌、藏、苗、稞猡（今彝族）等各民族文物；另一类是新石器至明代考古遗址墓葬中的器物。这些川边民族古物多是经过探访考察而收集获得，如葛维汉在1924—1937年间的访察足迹有：打箭炉（今康定）、松潘、瓦山、峨眉山、羌人地区、汉藏边境等地。这样的考察经历又使他们对川边地区的民族历史诸问题产生兴趣，并进一步从民族学视角展开相关研究。华西大学博物馆诸学者热衷于搜集川边民族地区的古物活动，在无形中开启了早期巴蜀文化研究中的“民族考古”研究理路。1941年郑德坤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继续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关注川边民族及考古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汇总而成的《四川古代文化史》，被视为早期巴蜀文化研究最系统的著作。郑德坤以“内涵扩充”的研究路径将川边民族地区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如在《四川大石文化遗迹》一文中，他将古蜀的大石文化遗迹推广至整个华西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认同成都平原的古蜀族与川西南、川西北地区的西南夷存在着密切的内在文化联系。此外，他还通过文献记载的古蜀、西南夷与中原文化的风俗差异，进一步联系到考古文化上的异同比较，将先秦时期古蜀与西南夷视为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跨地域文化共同体。
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为主要阵地的学者们在川边民族地区采集访察活动的不断深入，使他们认识到川边地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文化特征。由此，在川边地区不断涌现新资料的情形下，他们较早结合民族学与考古学推进相关问题研究，进入20世纪40年代又进一步将古代巴蜀与川边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跨区域、跨民族的整合研究，此举大大扩充了巴蜀文化研究的范畴和内涵。
早期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古器物学理路。近代古器物学研究路径可以追溯到赵宋以来的金石研究，但作为新式的研究方法研究古器物，实际上是受到近代日本学者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近代田野考古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古器物学亦逐渐发展出自身的研究方法。概括来说，当时确立的古器物学研究的主要内涵如下：一是注重对古器物的图录整理；二是重视古文字考释与历史问题的研究；三是强调对古器物的类型学整理；四是重视古器物的展陈和考古知识推广；五是以访古为田野考察形式。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对考古整理与报告的阐述中特别强调要编辑古物图录，提出对古物上的花纹和文字要在图录中单独拓印，这表明他深受近代古器物学研究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川的卫聚贤对巴蜀文化产生研究兴趣，他较早关注到广汉太平场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黑陶、玉刀及大石璧，认为这些古物材料可以反映古蜀文化的独特性。随后，卫聚贤以成都白马寺出土散落的青铜器上异形花纹为线索，系统搜集巴蜀地区出土古器物上的异形纹饰，著成《巴蜀文化》宏文。在这篇名作中，卫聚贤根据这批巴蜀文化代表性的古物材料，按照古器物学研究理路进行分类命名、拓印并分析白马寺青铜兵器上的花纹（手与心纹、龙纹、人纹、饕餮纹、蛇蛙鱼花纹）的内涵，甚至由这批特异青铜器花纹推论古代巴蜀文字等问题，进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一学术命题。
卫聚贤以巴蜀地区新发现的独特古器物为核心，广泛联系相关文献史料、民族史料和民俗资料，系统阐述古器物背后隐含的独特巴蜀文化内涵，并将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做比较研究，进而树立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视野。
早期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图史互证”理路。如果说，卫聚贤发扬古器物学研究理路极大推动了早期巴蜀文化研究，那么以曾昭燏为代表的“川康古迹考察团”不仅在考古发掘及整理古物的范式上超越古器物传统，还在古器物学研究理路的基础上开拓出“图史互证”的研究新理路。对于早期巴蜀文化研究而言，“图史互证”的研究理路具有极大价值。古代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巴蜀出土的考古资料中有文字记载的数量少、年代晚，如果完全依据考古学研究方法很难充分发掘这些无文字记载资料的价值。1941—1942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系统发掘汉代崖墓，1946年曾昭燏根据彭山崖墓所出陶俑研究汉代服饰，将无文字记载的陶俑形象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曾昭燏逐一仔细观察每件陶俑衣着特征，并研读相关文献史料，再验以其他图像资料。这一研究理路是利用无文字记载的图像（人物）与文献史料相合证，进行“图史互证”。
后来进一步发扬“图史互证”方法的是冯汉骥。1961年，冯汉骥根据晋宁石寨山遗址所出铜贮贝器上的人物形象的分类，结合其服饰、发饰、动作等方面内涵，联系文献史料来确定它们的族属。这种“利用出土文物中人物图像探索族属关系”的研究理路，对此后巴蜀文化研究中利用考古出土的图像及人物资料来探析古代巴蜀的社会与历史诸问题，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以上梳理20世纪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多元学术理路，并非以后见之明对早期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主观判别、区分。稍作回顾，即可发现无论是“民族考古”、古器物学还是“图史互证”的研究理路都是对不同内涵的新资料进行历史化的分析。换言之，早期巴蜀文化研究的多元学术理路的背后是基于学界始终密切关注巴蜀地区的新发现、新资料，围绕这些新资料而展开的多元学术研究，不仅促成了“巴蜀文化”这一学术命题的生长，也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全面转型。
龚伟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