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开明王朝蜀地农业探析

胡小文

2020-01-14 02:25

辛艳
《成都大学学报》2019年06期

蜀地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东汉以后遂以物产富饶的“天府之国”著称于中华,诸葛亮《隆中对》: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考其渊源,自先秦而然。蜀地农业历史非常悠久,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宝墩文化揭示出了早期农业的繁荣。至蜀地前三朝的鱼凫氏时期,蜀地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农业富庶区。杜宇王朝以降,蜀地由于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和水利活动的大规模展开,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到了开明王朝时期,蜀地颇为繁荣的农业文明,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 重要贡献,故《华阳国志·序志》云:“秦资其富,用兼天下; 汉祖阶之,奄有四海。”本文综合文献记载 和考古材料拟对开明王朝时期蜀地农业发展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正于方家学者。

一、开明氏领导的水利活动与蜀地农业发展

开明氏是蜀地五朝中的最后一代,其国力较杜宇时期大大增强。这一时期的蜀,已发展成为雄踞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开明王朝的经济文化建设,推动了秦举巴蜀以后四川盆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以至成为秦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王业之基”,并对秦汉及后世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开明氏如何取代杜宇氏,成为蜀中共主者,文献有详细记载。《蜀王本纪》云: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

来敏《本蜀论》、应劭《风俗通》、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诸书有类似的记载,此不一一引用。

鳖灵,又称鳖令或令 ,即地的官长,其地在今贵州遵义。其族源为濮系民族。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川东等地考古发现大量的战国时期船棺葬表明,巴蜀两国居民很大部分可能是属于同一族群———濮系民族,因而遗有此种相似的丧葬习俗。鳖灵所在的这一支濮人因长期和水打交道,熟悉水性,擅长于治水。文献传说中的鳖灵来 源也与水密切相关,充满了神异色彩,如前引《蜀王本纪》等文献所称“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复活”。这个神话传说看似荒诞,或许暗示了这样的史实: “鳖令犯罪当死,乃伪称投水而潜走投蜀。故楚人求其尸不得,而谓在蜀复生。”鳖灵辗转进入川西平原后,因拥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很快得到杜宇王朝的重用,被授以相位,委以治水任务。

鳖灵治水功绩,如同大禹一般,在蜀国历史上影响颇大。史载杜宇王朝晚期曾遭遇特大洪水“若尧之洪水”的严峻形势。面对这场洪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杜宇却无力解决,于是任命擅于水利活动的 滨水族群鳖灵。鳖灵受命治水,采取决山泄洪的方法,最终成功地平息了水患,使“蜀得陆处”,“民得安居”。鳖灵也因治水有功,受杜宇“禅让”王位,建立起了开明王朝。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开明氏王族墓葬。20世纪80年代,四川新都木椁墓发掘清理了一座开明九世至十一世之间一代蜀王的墓葬,棺室中部发现了一具独木船棺。2000—2001年,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区商业街发掘了一座大型船棺合葬墓,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东亚大陆范围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船棺墓葬。成都市商业街船棺葬以独特的 形制、宏大的规模以及出土高规格的大型精美漆木器等随葬器物说明,墓主为蜀国上层统治人物,可能 是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时代为战国早期。除了上述两座蜀王族葬外,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新都、郫县、大邑、蒲江、彭县、绵竹、什邡,以及荥经、广元、重庆等地皆发现了若干船棺墓葬,时代大致在战国时期( 开明王朝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最近( 2016—2017 年) 又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

双元村发现近 200 座春秋战国时期的船棺墓群,其庞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都非常罕见。出土文 物 数千件,器类丰富,包括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其中尤以青铜器数量最多(计540余件)、种类最为丰富、形制最为精美。大致同时,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也发现60座战国时期的船棺墓,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可见,船棺葬在开明时期的巴蜀地 区颇为流行。一般认为,它是滨水族群的一种特殊丧葬习俗。该族群生前以船为家,死后也要回归船上,反映了该族群文化习俗和水的密切关系。

关于鳖灵的治水地点,文献记载多有出入。

《蜀王本纪》言鳖灵开凿的是“玉山”,《风俗通义》 和《本蜀论》云“凿巫山”,《华阳国志·蜀志》云“决 玉垒山”。“巫”“玉”二字盖因形近而讹,当以“玉”为是。玉山,即玉垒山,为湔水(今都江堰市的白沙 河) 发源地的茶坪山。此山位于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处。鳖灵“决玉垒山”,即从岷江开凿一条人工河道入沱江水系。《水经·江水注》云: “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 指的就是此项水利工程。而早在虞夏之际,大禹也曾为沟通岷、沱水系开凿过人工引水河道,时逾千年,或早已严重淤塞或湮没。鳖灵再次对此进行整治或修缮,是完全可能的。揆诸历代文献记载和地理形势,鳖灵决玉垒山之后,还疏通了金堂峡。此外,鳖灵治水的足迹似乎还不止川西平原,南到达了青衣江流域的乐山,并在那里留下了治水遗迹。向北甚至可能抵达了嘉陵江流域。

《太平寰宇记》卷 86 和《舆地广记》卷 185 的“阆中” 条目下均记载了阆中城东十里灵山有鳖灵庙。这些 典籍虽晚,反映的古史传说却很早。当然,鳖灵的这次旷日持久的治水工程在当时条件下是相当艰难曲折的。而治水取得的成效与当时工具的进步(特别是金属工具的出现)密切相关。

开明氏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得到了蜀地考古材 料的印证。成都市指挥街遗址出土的一排呈东西走向的6根木桩和竹木编拦沙框等遗迹遗物,可能与 防治洪水有关,时代不晚于春秋前期。成都方池街遗址发现的砌筑卵石建筑,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的一处防洪排泄的水利工程。这处卵石建筑系由东、西、中三条大而有规律的卵石石埂组成,形状呈工字形。受发掘面积所限,东埂和西埂的南北两端延伸较长而不见头,唯有中埂最为完整,长约 26米、宽 3米。从这处卵石建筑的特点看,可能是用竹笼盛装卵石砌成的,大 概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 水埂。方池街 数条呈规律分布的卵石埂,具有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的功能,是蜀地水利技术的重 要创举,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提供了先例和经验。

开明氏治水患兴水利取得的卓越成就,直接促进了蜀地农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为秦举巴蜀后,蜀地遂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张仪为秦破纵连横 说楚王云:“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13]502 可见,当时蜀地的粟作农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粟的产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华阳国志·蜀志》亦载: “( 周赧王七年,即公元前 308 年)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14]107 足见,蜀地悠久的水稻种植业得到了持续发展。以上两条史料反映的内容,均距秦举巴蜀不久。秦能在短时间内征调如此大规模的人员和粮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蜀地经过开明治水后,农业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得到极大提高。

二、开明王朝对外扩展、对内改革与蜀地农业发展开明王朝政治上对外开疆拓土、对内进行各项 改革促进了农业文明的繁荣。反之,农业文明的繁 荣又为开明王朝开疆拓土提供了持久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开明王朝的政治扩张,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其经济意图也是很明显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控制不同生态的地区,占有不同类型的资源,从而将自己的政权建立在多区位、多资源、生产性经济多样化的广阔坚实的基础之上,对于提高经济能力、强化政治 统治有重要意义。开明王朝统治的古蜀国就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态地区、多种生产性经济的基础上。开明王朝南征北伐、东征西讨,四处开疆拓土,有力地强化了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北与秦争夺汉中平原。汉中地区是蜀与中原交通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汉中也是蜀国北部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其富庶程度可与蜀相侔,《华阳国志·汉中志》赞美汉中: “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因此,秦、蜀争夺汉中,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可能更为看重的是其经济资源。杜宇时期就曾“以褒斜为前门”,汉中平原一度曾纳入蜀国版 图。开明王朝“攻秦,至雍”,与秦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对汉中地区激烈的争夺战,可见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地位之重要。开明王朝向西则“攻青衣”,西征青衣羌故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 济与青衣江流域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的进一步的交流。向南“雄张僚、”说明广大南中地区已为蜀国所控制,成为蜀之附庸。南中地区( 即今天的云贵高原和四川南部地区)资源充足,尤其富于铜、锡、铅等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开明王朝东与楚抗衡,“伐楚,取楚兹方。于是楚为关以距之。”足见蜀国势力范围到达了鄂西地区。这促进了蜀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和水利灌溉技术的交流。

开明九世对内开展各项改革,也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首先是效仿中原礼制,建立宗庙礼乐制度。故《华阳国志·蜀志》云: “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 帝也。”宗庙礼乐制度是以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酒”改用汉语“醴”称之。我国古代祭祀用酒为醴,酒一宿熟为醴。“酒”或“醴”都说明开明统治时期,蜀地粮食丰获,有足够剩余酿酒用于祭祀。其次就是迁都。《华阳国志·蜀志》云: “开明 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开明九世迁都成 都,也应该是基于经济的原因。成都平原水患经开 明王鳖灵的整治,很长一段时间再没遭受洪水袭击,变得很适合发展生产。任乃强先生对此作了深刻的 阐释: “开明九世改称王后,湔、毗、雒、绵已无水害, 越毗河而南营邑于成都与广都,以便于疆理湔南田 畴”,甚是。

三、开明王朝蜀地农业发展的表现

开明时期,蜀地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什么?前文已言及,成都平原经过鳖灵治水后,水稻和粟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规模与产量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开明王朝的蜀地,已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丰产区了。文献和考古材料揭示,开明王朝时期,蜀地仍然是稻 作与粟作兼营,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作物种植体系。双流县三官堂遗址 2009—2010 年度 浮选出的战国时期的农作物种子有稻谷和粟两个品种。其中稻谷11粒,占农作物种子的64.7%,出土概率为50%; 粟6粒,占农作物种子35.3% ,出土概率为 16. 7% 。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出土概率 看,稻谷都占绝对优势,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成 都商业街船棺葬发现有稻谷遗存,经 鉴定为粳稻 类。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主人食性分析研究报告 显示: 根据 δ13 值说明该墓葬主人的饮食中主要是以 C3 类食物为主。在亚洲 C3 作物主要为水稻、小麦、块茎作物、水果和干果等; C4作物有高粱、粟、玉米和甘蔗等。因此,开明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蜀人可能是主要食用水稻等 C3粮食作物,上述考古材料给予了充分的证明。此外,1990年在蒲江县 朝阳乡发现古代巴蜀船棺葬,出土粮食种籽一堆,似荞子种籽。前文提到的考古工作者在蒲江县鹤 山镇飞虎村发现60座战国时期的船棺墓,其中墓葬M52 南端尚存10竹篓粮食和种子,形态和颜色皆保 存较好。粮食的种类还有待鉴定。同年在成都市青

白江区大湾街道双元村发现近 200座春秋战国时期的船棺墓群,部分器物亦发现有稻、瓜籽、桃核等农作物。上述考古材料揭示,开明王朝时期,水稻等农作物在蜀地已有了大规模种植,为秦并巴蜀以后蜀地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开明王朝时期,蜀地不仅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还大力开展经济林木的栽培和种植。这一时期墓葬中多见果核、瓜籽的出土。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植物果核,分别为梅核和桃核,还发现有薄皮甜瓜籽。梅,蔷薇科落叶果树,核果,主要分布于我国 南方各省。我国食梅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之际,家梅已经驯化成功了。桃,蔷薇科落叶果树,西 南山区也是我国野生桃的分布区,栽培历史非常悠久。薄皮甜瓜,起源于非洲,我国是次级起源中心, 根据《诗经》记载,先秦时期我国可能已经栽培甜瓜了。1981—1982年,在蒲江县东北公社发现战国时 期的船棺墓也出土桃核 24 颗。2006年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六组再次清理发掘的 3座船棺墓出土有植物种子、果核等,具体类别尚待鉴定。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发现桃核。上 述提到的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双元村船棺墓亦发现有瓜籽、桃核。引人注目的是,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的 1件铜壶,时代为战国早期③ 。铜壶上镶嵌图象的丰富多彩,反映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若干方面,包括习射、弋射、宴乐、农桑、狩猎、捕鱼、水陆攻占等,为研究开明王朝时期社会生产、生活、战争、兵器、服饰、建筑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铜壶第一层右面一组即为采桑图: 一群身穿长裙,梳着长辫的妇女在桑园 中繁忙地采摘桑叶,有的攀爬在树上采桑、有的树下头顶竹篮或手挽篮筐运桑,还有一人在一旁歌舞助兴,桑园场面异常热闹。蚕桑业一直是古代蜀国传统的农副业,起源很早,在蜀之先祖蚕丛氏因“教民 养蚕”而遂以“蚕丛”为名号。想必到开明王朝时期,蚕桑业必然有了巨大发展。参证文献,不乏史籍对古代蜀国盛产经济林木实况的描述。《汉书·地理志》云: “( 巴、蜀、广汉) 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华阳国志·蜀志》 亦云: “桑、漆、麻、 之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 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 。据学者研究,起源于南华带( 在西自秦岭,东自长江流域附近以南的 大部分中国国境) 的人工栽培植物中若干种,古代就见于四川地区,其中包括桑、漆、麻、等品种。

开明王朝时期,蜀地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成都市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动物骨骼,经鉴定,属于家畜、家禽的有鸡、猪、狗、牛、马、羊。该遗址的家畜动物不仅用来食肉,而且还具有某种宗教礼仪功能,当时先民用完整的公鸡埋入填土中用来举行祭祀活动。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鼎内也盛有鸡、羊、猪骨骸。蜀 地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侧面反映了农业的进步。

开明王朝蜀地的农具,较之前代,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这一时期虽然出了青铜工具,但青铜农具发现较少,这与全国青铜农具少见的情形吻合。而铁农具传入蜀地,那是秦举巴蜀之后的事了。战国时期蜀地金属工具的较少使用,与成都平原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关。成都平原是山前冲积扇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土质肥沃。相对来说,对农地耕作工具的倚重不高,石、木质农具即可满足,在没有金属农具深耕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开明王朝时期的蜀国,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蜀国由此发展成 为了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其富庶早已闻名中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就伐蜀还是伐韩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强调伐蜀最 大的好处就是“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华阳国志·蜀志》也强调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可见,蜀中富饶,为中原垂涎。秦据巴蜀之后,正如司马错所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蜀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成为了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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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崇拜:天府文化的远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