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书法史视野下汉唐间巴蜀文化的嬗变

胡小文

2020-03-11 03:42

黄博
《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02期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流寓巴 蜀之时,突然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巴 蜀 地区从汉代以来在各方面虽然人才辈出,但 书法人才却相当不济,他指出, “巴蜀自古多 奇士,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 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接着他还发 现,下接魏 晋,直 到 唐 代,巴蜀书坛都没有 产生过 著 名 书 法 家,以 致 于 “唐 承 晋、宋之 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 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对此,诗文书法在当时俱称一流的黄庭坚不免感到困惑,从 而 发 出 了 “何哉” 的疑问与感叹。[1]( P651) 黄庭坚所注 意到的汉唐间巴蜀文化史上的这一奇怪现象, 牵涉到如何理解中国书法从汉魏至隋唐的演 进过程及其与巴蜀文化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等问题,对此学界目前似未有人注意。笔 者 尝试从黄庭坚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 论出发, 以中国书法史和巴蜀区域史的脉络梳理为主 线,解析汉唐间巴蜀文化与巴蜀书法的发展 过程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自古多奇士与独不闻解书: 中国书法史上的巴蜀悖论 
从 “两汉以来”的 “独不闻解书”,到 “唐 承晋宋”的 “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黄庭坚非 常困惑又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一 个特殊之处: 各方面都孕育出杰出人才的巴蜀文 化,在书法方面却乏善可陈。唐代书论家张怀瓘 在 《书断序》中说: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 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 书。”[2]( P154) 这是书法家对书法与文学之间密切 关系的真切体会。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书法的发 达,恰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然而从 汉代以来就以文化发达著称的巴蜀地区却偏偏不 符合这个惯例,及至唐代始终没有书法名家闻 世。那么究竟此判断是黄庭坚的一己之见,还是 巴蜀文化在汉唐间书法史中的实际表现呢?

汉代以来随着秦汉王朝在巴蜀统治的持续深 入,巴蜀文化进入繁荣期,积极参与了华夏文化 的历史进程。由于秦汉政府对巴蜀地区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的持续改造和熏陶,巴蜀民众逐渐 华夏化,文雅之风盛行,巴蜀文化在汉代实际上 与中原主流文化已经趋同。[3] 从汉代中后期开 始,巴蜀已有人才辈出之誉, “自汉兴以来,迄 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4]( P521) 特别是 汉代文学史上的司马相如,经学史上的扬雄,二 人都是闻名于世的奇才,正应了黄庭坚 “巴蜀 自古多奇士”的称许。司马相如与扬雄,在后 世的文学史和经学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展 现了两汉以来巴蜀文化的繁盛局面。但在书法史 上,巴蜀人物确实无足称道。不过后人也有以扬 雄为书法家的认知,如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所梳理的汉代书法家中,就把扬雄排列在士大夫 书家的第一位。但在如何体现扬雄是一个 “书 法家”的问题上,作者不过是因为曾有人向扬 雄学作奇字,且扬雄又在古文字上颇有造诣,从 而得出扬雄是一位 “古文字书法家” 的论断,甚至还以扬雄的书为心画之说立论,认为他提出 了书法与书写者性格之间以及书法与思想感情之 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论书、创作、鉴赏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5]( P180) 

如果上述说法属实,扬雄在汉代乃至整个中 国书法史上的地位自应举足轻重才是,然而这恐 怕是后人的误读,《汉书·扬雄传》并无他善书 的记载。精研古文字的人,也不一定就擅长书 法。而 “书为心画说”,更是扬雄与 “书法”之 间一段 最 易 被 后 人 误 会 的 公 案。扬 雄 时 代 的 “书”,并不是后世所谓的 “书法”,而是语言的 表现形式。现代书法史研究者也大多意识到这一 论断最初的意涵与作为艺术的 “书法”并无关 系,如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在肯定了扬雄 是书法家后,却专节辨析了 “书为心画”论在 扬雄本人那里所指涉的只是一个语言表现形式与 思想内涵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书法 问题。书为心画的书法史意义,乃是后世不断误 会与附会的结果。[5]( P194) 因此扬雄虽然在文学、 经学上成就突出,为后世称道,但确实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书法家。 

“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6]( P124) 唐初孙过庭的 《书谱》拣选钟繇、张芝、王羲 之、王献之 4 人来概括汉晋书法所取得的成就, 基本上是唐宋士人的书法史共识。唐初房玄龄夸 赞唐太宗的才华,用的套话也是 “笔迈钟、张, 辞穷班、马”。[7]( P2465) 可见书法水平与文学成就 仍是世人眼中衡量文化高低的两个标志性成果, 在班固与司马相如所代表的文学史谱系中,蜀人 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但在钟繇、张芝所代表的书 法史谱系中,蜀人却是没有位置的。唐宋书法史 的书写中委实并无巴蜀人物。《书断》评品古今 书家 ( 迄唐初) ,分列神品 25 人,妙品 98 人, 能品 107 人,[2]( P156) 竟然无一人是蜀人。黄庭坚 说两汉以来直到唐代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还 真是如此。黄庭坚敏锐地意识到,从汉到唐将近 千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书法从蔚然兴起到蔚为 大观的重要时期,从汉代起就已经号称文化发达的巴蜀地区居然缺席,似乎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大 势 “不同步”。从书法的发展进程与中国文化整 体发展趋势之间往往成正比的态势,以及作为文 化成就的两大支柱———书法与文学的共生发展关 系来看,巴蜀文化发达而书法落后,在这两个层 面上都显得步调错乱,更突显出 “不闻蜀人有 善书者”现象背后的悖论本质。 

巴蜀本土丰厚的原始神灵信仰,给巴蜀文化 蒙上怪力乱神的特点,显得其与中原正统气质颇 为异趣,一定程度上也使巴蜀地区的经学具有创 造性,文学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扬雄的 《太玄》 与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正是巴蜀文化这种特 质在经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典型代表,使得巴蜀呈 现出 “自古多奇士”的底色。汉代巴蜀地区不 但在基数上拥有大量文学家和经学家,而且在这 两个领域都有杰出的、一流的人物。如 “专研 《大易》”的严君平、 “作 《春秋章句》十五万 言”的张宽、“高才文藻”的王褒、 “年十五已 能作 《雷赋》” 的杨终,[4]( P532-534) 均或精于 经 学,或驰名文坛,为世人所赞誉。“写字”是文 化的表象,也是文化繁荣的副产品,似乎文化发 达,书法也应该发达; 但书法却是文化高度发达 的产物,不止需要文化的积淀,更需要某些文化 特质赋予艺术以创造力。从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 来看,汉唐重在法度,魏晋胜在风韵,这些文化 素质难道真是巴蜀文化所不具备,或者说缺乏 的? 对巴蜀地区如此奇特的书法文化现象,黄庭 坚在提出问题后,也以三国时代为例,试图从历 史的角度加以解析。 

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无遗材,亦不 闻以善书名世者,此时方右武,人不得雍容 笔砚,亦无足怪。[1]( P651) 

他把三国时代巴蜀书法的发展滞后归因为乱 世的尚武之风,不过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今人 编著的大型书法通史 《中国书法史》的 “魏晋 南北朝”分卷中,编写者用了两章分别论述魏国书法和吴国书法,但却没有蜀汉书法的内容, 显然是因为蜀汉在书法史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业绩,特别是没有代表性书家可以称述。黄庭坚 以三国 乱 世、崇尚武力为由来解释蜀国没有 “以善书名世者”,但同时代的魏、吴两方的书 法成就,恰好映衬出这种历史普遍性解释模式的 乏力。同样是军阀混战的乱世,三国中的另外 两方,曹魏政权中有宗师级的大书法家钟繇, 东吴政权也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的 《天发神 谶碑》书写者、书法界的一流人物皇象,魏、 吴政权内以书法闻名的二、三流人物更是数不 胜数。[8]( P13-70) 显然,黄庭坚的解析是在讨论文 化发展与历史大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普遍性视 角下的区域文化解读,这个文化发展与时局好坏 成正比的逻辑换到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可以运用, 它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在巴蜀文化史发展进程 中,究竟是什么特质导致了整体文化比较繁荣、 各方面人才辈出的巴蜀地区不能产生有影响力的 书法家? 

二、有书法而无书法家: 汉魏之际巴蜀文化 与魏晋风度的时空差异 

汉魏之际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所谓 “钟张”即这个时代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 一时期的巴蜀地区虽然没有 “书法家”,但却不 等于没有 “书法”。东汉后期盛行的碑刻书法在 巴蜀地区相当普遍,四川地区有大量东汉后期碑 刻存世,特别是石阙铭文和崖墓题记至今尚有 不少。然而这些书迹几乎清一色地出自民间匠 人之手,虽有着汉代隶书的基本风格,但总体 书风放纵恣肆,笔画奇逸开张,为其他地区碑 刻书法所不见,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地域书 法特色。[5]( P147-149) 这些民间书法在唐宋时代自然 不入书论写作者的法眼,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汉魏 时期巴蜀地区仍然有着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书 法氛围,是具备孕育出书法家的文化土壤的。

事实上,蜀汉是有 “以 善 书 名 世 者” 的, 此系著名学者谯周,陈寿在 《三国志》中即称 许谯周 “尤善书札”。[9]( P1027) 跟谯周差不多同时 期的曹魏的钟繇、东吴的皇象,都是书法史谱系 上格外璀璨的明星,但在晋唐以来的书法史谱系 中,谯周是被完全遗忘的人物,在谈论善书者时 没有人会提到他。而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至 少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蜀人的 “书法”的确不 怎么样,实不足为人所称道; 二是蜀人其实有善 书者,只是外间不知道蜀人的书法成就,无从谈 起。实际情况则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今天重 新审视汉魏之际巴蜀地区的书法实况,其既是中 国书法的一部分,也在中国书法兴起与发展的关 键期参与其中,那么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背 后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巴蜀书法在士大夫群体中 缺乏杰出代表人物。与魏、吴两方在精英人士中 拥有众多善书者不同的是,蜀汉似乎只有一个被 后世遗忘了的谯周,显然在汉魏之际的巴蜀地 区,书法一项在精英文化中是有所缺失的。如何 理解这一现象呢? '
梳理中国书法史可以发现,书法家群体是在 汉魏之际集体涌现的,钟繇、张芝皆出自这一时 期。而书法家群体出现的时机,又恰恰和另一个 群体——— “士 族” 的 形 成 相 关,前 之 钟、张, 后之二王都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可以说,从汉 魏之际到六朝隋唐的五六百年间,士族是产生 “书法家”最集中的群体。书法不是简单的 “写 字”,而是在文字书写过程中体现出对笔墨的控 制能力———运用笔墨的点画运行构造字形与布 局,包括用笔、结字、章法等技巧。但掌握这些 还远远不够,还得在熟练的技艺基础上,依靠书 写者的气韵、境界之类的综合文化素养,在具象 的笔墨之上抽象出高超的精神境界来。因此,精 英文化中的 “书法”既需要技艺的磨练,又需 要文化的根底。可以说笔法的传承与创新,配合 书写者的文艺气质,才能写出为世人所称道的一 流书法,所以书法家的产生需要深厚的文化积 淀,这简直是魏晋以来士族群体得天独厚的基本素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又称世族、门阀世 族、高门大姓等,是政治上形成垄断地位的特权 阶层,他们凭借着经济、文化优势而形成门第之 资,其中学术文化修养又是士族能在社会上崭露 头角非常重要的素质之一。[10]( P358) 这一点正与书 法家的基本素养不谋而合。 

汉代蜀中最有名的文化人司马相如、扬雄都 是贫寒人家走出来的天才。司马相如在与蜀中富 豪卓氏联姻前,一度 “家贫无以自业”,[11]( P2530) 扬雄的祖上迁居入蜀,也只是 “有田一 ,有 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小地主,到扬雄 时, “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11]( P3513) 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好学深思,勤奋努力,以文 学才华而知名当世,和钟、王那种根基深厚的世 家大族子弟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以 “书圣” 王羲之为例,琅琊王氏是魏晋时代第一流的高门 大族,该家族发迹于汉魏之际的王祥,此人官至 太保,且以孝行著称,“二十四孝”中 “卧冰求 鲤”的故事讲的就是他的事迹,可谓那个时代 家喻户晓的名人。[12]( P987-990) 到了东晋,王家已经 世代公卿将近百年,琅琊王氏更是因为在东晋政 权的建立与稳定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 成为门阀士族的代表,乃至时人有 “王与马共 天下”的说法。显然,“家贫无以自业”和 “家 产不过十金”的司马相如与扬雄,其家世传承 同王羲之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司马相如、扬雄出身普通人家,没有家底, 自然也无所谓 “家学”,其在文学、经学上的成 就,完全是自己天才式体悟与迸发的结果。然而 书法不是一个仅靠 “聪明”就可以有所成就的 文艺类型,而是要结合笔法基本功的训练,综合 文化素养的长期陶冶,再加上书法家笔下创造 性的发挥,才能有所成就。可见,传承与积淀 就显得比个人的天才式突破更重要。王羲之的 书法成就,家学渊源本就是很重要的因素。琅 琊王氏都擅长书法,王僧虔 《论书》一文评东 晋名臣王导的书法, “甚有楷法,以师钟、卫, 爱好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 《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13]( P59)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也精善书 法,因王家 “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 于卫夫人,收授羲之”。[14]( P58) 王羲之的叔父王 廙,也是晋唐人眼中的一流书法家, 《书断》 称: “廙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卫遗法,亦 好索靖之风。其飞白志气极古,垂周鵰鹗之翅 羽,类旌 旗 之 舒。时人云王廙飞白,右 军 之 亚。”[2]( P186) 因此,王羲之能够成为 “书圣”,显 然并非仅凭借个人的艺术天赋与努力。王羲之、 王献之父子之后,琅琊王氏的书法名家仍然代不 乏人,如东晋后期的王珉、王珣,南朝齐梁间的 王僧虔、王慈、王志,迟至陈、隋之际,还有著 名的书僧智永。[15] 

陈寅恪先生论及士族的特点时曾说: “夫士 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 而优美的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16]( P71) 琅 琊王氏为士族第一流高门,除了政治上因世代 公卿而获得声誉外,更重要的是利用政治上的 特权和优势建立起深湛的家学渊源,如此才得 以形成最值得世人称道和艳羡的所谓魏晋风 度。优秀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产生于第一流的 士族家族中,张芝本是官宦子弟,父亲张焕为 “太常卿”,因 此 《书 断》 特 别 强 调 他 是 “名 臣之子”,[2]( P177) 其弟张昶的书法也被 《书断》 列在 “妙品”,[2]( P183) 兄弟二人皆是闻名于世的 书法家。六朝隋唐时代公认的第一流书法大 家,基本上都出自汉魏以来形成的衣冠世族之 家,以 《书断》为例,“章草入神,小篆、隶、 行、草入 妙” 的 卫 瓘,[2]( P179) 出 自 著 名 的 河 东 卫氏,相传王羲之后来即是从卫夫人处得授的 笔法; 高平郗氏的郗鉴, “草书卓绝,古而且 劲”,其子郗愔,“长于章草,纤浓得中,意态 无穷,筋骨亦胜”; [2]( P186) 谢安, “隶、行、草 入妙”,兄谢尚,弟谢万,并工书,[2]( P187) 陈郡 谢氏在东晋南朝是与琅琊王氏并称 “王谢”的 一流高门。 
然而魏晋以至隋唐时代的数百年间,巴蜀地 区的社会结构恰是一个衣冠世族缺位的时代。两晋时期的蜀中豪族大姓不但远离王朝政治中心, 其文化气质也与中原和江东颇为相异,与这个时 代流行的魏晋风度因为空间上的距离而呈现出时 间上 的 差 距,更映衬出巴蜀豪族的 “低 级 趣 味”,凸显着集体性的文化落后状态。据当时蜀 人常璩的观察,巴蜀大姓 “家有盐铜之利,户 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其做派 则是 “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 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 高坟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 过礼”,[4]( P148) 颇有今日所谓 “土豪” 的气息。 巴蜀豪族大姓,无论是与江南六朝还是中原北朝 的大族相比,都显得和文质彬彬的士族气质大异 其趣,差别非常明显。且巴蜀大姓多为本地土 著,是古蜀人、古巴人的后裔,即便出身于从中 原迁徙而来的汉人移民,也皆属贬谪、逃难的底 层人士,因此巴蜀大姓们虽然在经济上颇为成 功,但看起来却很 “土”,炫耀的是财大气粗的 狂野气质,而不是诗书传家的文化荣耀。家风传 承上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巴蜀大姓与中原士族在家 学上的落差。中古时代的书法,也有所谓的家 法,其风格和技法都呈现出某种家风,特别是笔 法的传承,其所师法多是家法。巴蜀地区没有世 家大族型的精英文化家族以及依靠这些家族所传 承的家法,自然无法涌现出书法名家。 

三、南北右姓无蜀人: 东晋南北朝巴蜀地区 政治、文化的边缘化 

唐人仍然有讲究门第的风气,魏晋以来的士 族右姓往往成为士大夫间的谈资。唐人柳芳在 《姓系论》中谈及世人所崇尚的南北右姓时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 东南则 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 山东则为郡姓, 王、崔、卢、李、郑为大; 关中亦号郡姓,韦、 裴、柳、薛、杨、杜首之; 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17]( P3778) 可 见唐人眼中的士族右姓遍布南北,甚至包括后来 入主中原的鲜卑大姓。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沉淀,到了唐代,巴蜀地区竟然没有一个所谓的 士族右姓。巴蜀士人何以会在东晋南北朝的士族 群体中集体缺位呢? 

其实汉代以来,随着巴蜀地区社会政治的 长期安定,文治得到推崇,蜀地在三国时代也 渐渐有了 “家学”发达的趋势。如谯周, “耽 于古学”,“研精六经”, “颇晓天文”,而其父 谯岍, “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 [9]( P1027) 尹默,曾 “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 受古学。皆通诸经,又专精于左氏春秋”,此 后其子尹宗, “传其业,为博士”; [9]( P1026) 李譔 父李仁, “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 宋忠 等 学。譔 具 传 其 业”。[9]( P1026) 《三 国 志》 所称述的谯氏、尹氏与李氏三家,显已初具士 族家风。但蜀汉的灭亡,加上后来成汉政权的 兴亡,以及南北朝时期巴蜀的时局动荡,造成 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与中原和江东殊异。在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已成为政治、文化活动 最主要的承载者,而巴蜀地区却连 “士族”这 个群体都是集体缺席的。近三百年间,巴蜀地 区政局 混 乱,导致其士人的整体实力一落千 丈,巴蜀文化人渐渐沦落为南北两方朝廷中的 政治、文化边缘人。 

蜀汉灭亡以后不到 40 年,秦雍六郡流民入 蜀,西晋官方措置失当,引发 入 蜀 流 民 起 事, 以流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汉政权,最终颠覆 了西晋在巴蜀的统治,期间的动乱使巴蜀土著 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时, “蜀民皆保险结坞, 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 火”。[18]( P2728) 成汉政权建立前后的战乱,以及巴 蜀土著的大量流亡,使得成汉政权统治下的巴蜀 地区人口骤降。据记, “李氏据蜀,兵连战结, 三州 倾 坠,生 民 歼 尽”。[4]( P723) 于 是 成 汉 以 后, 巴蜀地区的人口结构开始大变,僚人 ( 史籍中 多蔑称为 “獠人”) 在巴蜀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成汉时期,出现了著名的 “僚人入蜀” 事件,僚人从巴蜀以南的夜郎故地和巴蜀山地大 规模地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 余万落”。[12]( P3047) 成汉亡国后,僚人更成为四川 盆地中丘陵地带的主要居民,史称 “自桓温破 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 空,獠遂挟山傍谷”。[19]( P3154) 史籍颇能反映这一 时期巴蜀人口结构的状况,东晋后期时任荆州刺 史的殷仲堪在分析巴蜀形势时指出, “巴西、宕 渠二郡为群僚所复,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 膏腴,皆为僚有”。[12]( P2195) 因此南北朝时期,巴 蜀地区的人口结构与汉代大异,僚人在巴蜀地区 所占 的 比 重 极 高,如 北 魏 时 “立 巴 州 以 统 诸 獠”,仅新设立的 “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 户”。[19]( P3155) 而此前刘宋统治下的巴蜀 35 郡,编 户仅有五万余户。[20]( P1169) 一镇僚人的人口规模竟 然是全蜀 35 郡汉人总数的 4 倍,足见南北朝时 期巴蜀地区人口结构中汉人在数量上和分布上 的劣势。另据 《北史》所述,当时的僚人 “种 类甚 多,散 居 山 谷,略 无 氏 族 之 别。又 无 名 字”,“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且 “性又无 知,殆同 禽 兽,诸 夷 之 中,最难以道招怀者 也”。[19]( P3154) 显见僚人的社会、经 济、文 化 尚 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这对巴蜀文化外在形象 的塑造无疑是负面的。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战乱与政局动荡,创造 了两汉以来文化繁荣的巴蜀旧族或死或徙,所形 成的巴蜀精英文化家族几乎不复存在。据史籍记 载,永兴元年 ( 304) ,因战乱而逃亡到荆州避 难的巴蜀流民就高达十余万户,[18]( P2741) 到永嘉五 年 ( 311)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数为土民 所侵苦”,晋朝的荆州当局又迫害蜀民,最终 “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流民拥立本 为成都名士的杜弢为主,造成震动荆湘数年的 “杜弢之乱”。[18]( P2806) 杜弢本为蜀郡成都人,其 祖父杜植, “有名蜀土”,祖、父皆出仕郡县, 他本人 “初以才学著称”,[12]( P2620) 后因秦雍六郡 流民入蜀引发战乱而流移出蜀,其时正在南平郡治所在今湖南省安乡县) 避难。值得一提的 是,杜弢所率领的流寓荆湘的蜀民起义军被镇压 后,据说 “贼中金宝溢目”,但晋军主将应詹, “一无所取,惟收图书”。[12]( P2620-2624) 蜀人流民沦 落到作 “贼”的地步,竟然还带着 “图书”,以 致蒙文通先生在 《汉唐间蜀境民族之移徙与户 口升降》一文中慨叹,“此携图书以俱徙之流民 显皆衣冠士流之辈也”。[21]( P309) 杜弢及其率领的 巴蜀流民的经历,正是成汉政权建立前后巴蜀土 著中尚有些根基的精英文化家族流亡衰败的鲜明 写照。 

成汉政权据蜀前后的战乱,致使两汉四百年 文治培育起来的巴蜀土著大姓损失殆尽,僚人入 蜀又改变了巴蜀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该地区的 社会经济和文化状态实已不复当年。在这种情形 下,巴蜀文化出现某种 “倒退”也就不足为奇 了。蒙文通先生在 《獠人入蜀研究提纲》中特 别强调: “宋人只见蜀在南宋关系的重大,就说 东晋不知用蜀,而不知獠人入蜀以后四川已就荒 残,故 《南齐书》比蜀于蛮陬,蜀早已不足用 了。”[22]( P337) 这种复杂的局面使得东晋南北朝时 代巴蜀地区不但没有 “书法家”,就连两汉三国 时代人才辈出的经学、文学等领域的人物也基本 上在史籍中绝迹。大约只有史学一脉,还在陈 寿、常璩、李膺间不绝如缕地传承着,但他们的 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却早已和两汉时代的巴 蜀士人群体不可同日而语。放眼整个两晋南北 朝,巴蜀地方文化精英在政治和文化上已经彻底 边缘化。 

从西晋末年到隋朝建立前夕,巴蜀地区的政 治版图一直处于纷乱之中。304 年秦雍六郡入蜀 流民占据成都,347 年东晋灭成汉收复巴蜀,但 此后蜀中政局一直不稳,373 年前秦攻占梁、益 二州,东晋再次失去巴蜀地区。但十多年后,前 秦因淝水之战的重创而衰败,385 年东晋收复 梁、益二州,再度将巴蜀纳入治下。直到 553 年 西魏攻占成都,巴蜀地区从此归属北朝。其间, 还先后夹杂有东晋末年的谯纵之乱 ( 405-413) 、刘宋时期的赵广之乱 ( 433 年) 、南齐时期的刘 季连之 乱 ( 499 - 503) 、北周末年的王谦之乱 ( 580) 等众多变乱事件。[23]( P16-37) 在政治隶属关 系上有着如此频繁的变动,巴蜀地区自然无法 被南北两方各朝政权所倚重,错过了 “衣冠世 族”关键成长期的巴蜀精英群体,无论是在南 朝,还是在北朝,都处于远州寒门的地位,在 政治和文化上遭到南北两方士族的排斥。 《南 史》在论及宋、齐、梁、陈四代蜀地文士群体 时说, “蜀士以文达者,唯 ( 罗) 研与同郡李 膺”而已,[24]( P1369) 然而这二人最终也不过官至 州别驾,实是南朝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人。 

著名史学家常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常 氏本属蜀地文化精英家族,常璩族祖常宽,据 称 “治 毛 诗、三 礼、春 秋、尚 书,尤 耽 意 大 易,博涉 史 汉,强 识 多 闻”。[4]( P2) 但 成 汉 政 权 建立前后,常氏流散,家道中落。常璩虽然颇 以文学自负,在成汉政权颇多撰述,但成汉亡 国后随桓温入建康,却遭到江东衣冠世族的轻 视。任乃强先生早前曾指出常璩写 《华 阳 国 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 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 左士流之诮藐”。[4]( P2) 有意思的是,后世认为 “地方史”的书写即发端于 《华阳国志》,是巴 蜀史学对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但这实则是常 璩在东晋以来巴蜀地区处于 “失势”状态下的 发愤之作,巴蜀士人只能将聪明才智致力于家 乡的历史撰述,正反映了他们在东晋南北朝政 治、文化中常常不被重视的尴尬境遇。此后李 膺 ( 南朝梁武帝时代广汉人) 著 有 《益 州 记》,[24]( P1370) 也常被认为是继 《华阳国志》 以 后古代巴蜀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地方志,然 而其写作与成书背后的情形恐怕也是如此。 

雪上加霜的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巴蜀地区 反对暴政的起义以及主政巴蜀的军政长官的割据 混战,加上南北朝各方政权在巴蜀地区的频繁争 夺,巴蜀士人不但难以得到各方朝廷的重用,而 且人心思变之下,一有异动巴蜀地区本就不多的精英文化家族的代表人物,反倒容易成为叛乱者 刻意拥戴以广其号召力的头面人物。如东晋末 年的谯纵之乱,谯纵其人本为 “巴西南充人, 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少而谨慎,蜀人爱 之”。[12]( P2636) 但在东晋末年的桓玄之乱期间, 作乱的军将 “共逼纵为主。纵惧而不当,走投 于水,晖引出而请之,至于再三,遂以兵逼纵 于舆上”。谯纵败后,其 “同祖之亲” 皆被诛 杀。[12]( P2636) 谯纵及其家族的悲剧,充分展示出 巴蜀地区精英家族的困境。因此,当时大部分巴 蜀文化精英,或像常璩、李膺那样发愤著史以待 将来,或是遁入空门别开生面,以避开主流政 治、文化生活中的风险与苦闷。 
相较而言,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较有 影响力的文化人多为僧道之流,如 “善天文, 有术数,民奉之如神”[25]( P546) 的道教首领范长 生。北周时期佛教高僧释宝彖的事迹也颇有代表 性。释宝彖祖籍安汉,后居绵州,史载其婴孩时 代抓周 “止取书疏”,可见也是出身于颇有些文 化的家族。其幼年时巴西太守与之有一段对话颇 值得玩味。太守问: “承儿大读书,因何名为老 子?”彖曰: “始生头白故也。”可见他自幼虽然 熟读典籍,但读的却是道书而非儒家经典,反映 的是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宗教氛围浓厚的特点。 他出家为僧后,“开化道俗,外典佛经,相续训 导”,“又钞集医方,疗诸疾苦”,后又为 《大集 经》 《涅槃经》 《法华经》撰作经疏,[26]( P268-269) 足见他是僧人群体中有所成就的文化人,也折射 出当时巴蜀文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何等繁荣。

四、结 语 

黄庭坚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困惑,并 不全然是一个书法史问题。虽然两汉以来巴蜀人 才济济,但在书法兴起与繁荣的东晋南北朝时 期,正是巴蜀文化从高峰跌落谷底的时期,而宋 代刚好又是巴蜀文化的另一个高峰。宋人看到了 汉代巴蜀地区的人才济济,见识了宋代巴蜀英贤 的风云荟萃,却似乎忘却了汉唐间巴蜀历史与文 化这段长达 300 年的失落期。特别是成汉政权建 立前后的动乱,以及其后的僚人入蜀等历史,使 得两晋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质特性疏离。两汉 巴蜀文化的发达,本来可使书法在巴蜀地区有机 会发展起来,但后来乱局的冲击使巴蜀书法失去 了孕育的机会,以致其书法成就远远不如中原与 江东。可见汉唐间巴蜀书法整体式微,并非巴蜀 文化与书法这种艺术形式格格不入。综观中华文 化的发展,既在历时性上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 点,也在结构性上表现出各自的地域性差异,从 而形成了包括巴蜀文化在内的各种地方文化丰富 多彩的繁荣局面。因此,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 地方本身的关系相当微妙。具体到地方文化与本 地人群的交互影响上,不能把地方文化特点的出 现简单地归结为某地人对某种文化存在着特殊偏 好或不喜,潦草解释了事,只有将其形成过程还 原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加以解析才能揭示出真正 原因。所以,进一步深究的话,精英文化家族的 没落和衣冠世族的缺失也只是这个时期巴蜀书法 不彰的直接原因,汉魏之后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 历史才最终形塑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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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1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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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蜀汉阙所映射的地域文化与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