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夏布与四川客家文化

胡小文

2020-07-22 02:04

陈伟平
华西都市报

夏布,又称麻布、苎布,是明代以前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之一。巴蜀地区自秦汉起,便是麻布的主要产地。汉代,蜀布曾经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唐代,蜀布成为巴蜀主要的外销商品,杜甫在《夔州歌十绝》中就描述到:“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但在元明时,苎麻在四川大量减产,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蜀布的织造和贩运受到严重打击。直到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兴起,来自楚粤闽赣的移民才将织麻技术传回四川,逐渐推动了巴蜀夏布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客家移民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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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妇女撑起夏布一片天

闽粤赣客家地区在唐宋时代就已种麻织布,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夏布已在当地广泛流行。如咸丰《长汀县志》云:“邑妇女不业蚕织,乡多绩纺”。康熙《宁化县志》云:“苎布四乡皆有,乡无不绩之妇故也。”同治《大埔县志》也云:“城乡中无论贫富妇女,绩苎织布,以备夏服。”道光《宁都州志》则云:“州治风俗不论贫富,无不缉麻之妇女。”因为闽粤赣客家地区“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故织布多以家庭妇女为主,以致夏布又被称为“家机布”,意“别于市肆机布之谓也”(光绪《石窟一征》)。

在客家地区,根据麻质的不同,有“青黄白络火”之分。黄、白麻称为“苧”,也叫白绪。青、络叫“麻”,火则为“火麻”。其中,络麻性柔,最适合织造为衣物。在清代,由络麻织成的“程乡葛”远销外省,和“程乡茧”齐名,都是梅州的特产。

在清初的移民填川中,织麻纺线成为许多客家移民路上必备的“维生之计”。勤劳的客家妇女正是靠着织麻,支撑起了一家老少的衣食之需,挨过了跋山涉水的艰难困苦。如雍正四年广东长乐黄氏在入川途中“每宵旅寓,必令孙辈读书,媳辈绩麻,至简则四十觔有奇”(简阳《黄孺人墓志铭》)。与黄氏同乡的张刘氏在入川途中也靠着绩麻一路撑到了荣昌县,抵达之日,“仅剩钱百余文,麻纱、线子几斤”(宜宾《张衍祚公履历》)。来自龙川县的钟王氏在入川之初,也“夜则偕女与媳纺织于内,节用省食,课子教孙”(郫县《钟氏族谱》)。同县入川的骆叶氏勤俭持家,白天“砍柴担柴掉瓦”,夜晚“纺织织机针裁”。正是在传统伦理的熏陶下,“庚布”(客家话:织布)成为了客家妇女“勤俭温良”的写照,在客家人家庭里代代相传,也使夏布在四川获得了“娘子布”的名称。

客家妇女的“善织”,为乱后四川夏布业的复兴带来了动力,在地方志中也留下了不少记录,如郫县犀浦一带“多粤籍妇女,多织布,间有手布”(民国《郫县志》),崇宁县一带“邑中女工不善纺织,种此(苎麻)恒少,住崇之粤东籍常能种植,又能织”(民国《崇宁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四川总督阿尔泰更是因“川民不谙纺织”,提出“广招织工教习土人,并令妇女学识”,充分体现了楚粤妇女对四川土著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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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商人推动了麻布复兴

除了妇女,客家织匠和布商也对夏布技术的提高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所谓:“大抵属湖广者习故常,信巫觋,以楚俗尚鬼也。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迁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民国《泸县志》)。在川的闽粤赣客家移民沿袭了原乡农商兼营的传统,织造和贩卖夏布成为了不少客家移民的主业。在康熙末年,就有来自江西赣州的廖氏移民在隆昌石碾一带编织夏布。广东兴宁县的薛学仁于乾隆七年(1742)入川后,在“隆昌县南街,织布习圃为业”。薛达升在“隆昌南关外贷资本十千文,开设机房”。薛达亮先在“新繁县机房贩布为业”,后迁入宜宾县伞把街开设机房(隆昌《薛氏族谱》)。

康熙六十年(1721),广东兴宁入川的陈志润因盘资困乏,不得不在遵义板桥以“弹花”为业,两年积谷十三石,后迁入永川东街以贸布为生。同县的范君会在雍正丁未(1727)入川后,在荣昌“贩布耕田十六载”,靠着积累的钱财到川北罗江购置了大量田地(罗江《范氏族谱》)。雍正丙午年(1726),从广东龙川入川的骆弘宁也先在隆昌经营“布花生理”,致富后才迁入成都(双流《骆氏族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广东长乐移民周相星来叙州府南门内小南街开设了“丰顺店”,是当地最早经营夏布的商铺之一(宜宾《周氏族谱》)。通过以上客家移民经营夏布的经历,可以发现清代夏布复兴的路径正好和客家迁移路线相合。粤东客家人最早入川定居的荣昌、隆昌、永川和江津一带以及粤北客家人大量聚集的邻水、大竹、仪陇等县正是清初夏布复兴的基地。夏布的传播正是从这里开始陆续扩散到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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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蜀中麻产惟昌州第一

正是在闽粤赣客家人的努力下,苎麻的种植和夏布生产在四川各地渐行恢复,并日趋繁盛。清代中叶彭山县火麻的种植已“粤人间有之。”(民国《彭山县志》)温江县的苎麻“皮或织为布,粤东籍家多种之。”(嘉庆《温江县志》)新津县“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之外者,其名有大布、小布、台镇等号。”(道光《新津县志》)中江县“不产苎,而妇女能绩,故其货盛行。”(道光《中江县志》)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客家话中的“绩麻”一词融入到了蜀语之中,为四川留下了深深的客家印记。

乾嘉以后,四川苎麻和夏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了渠江流域、长江以南和沱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客家人居住集中的隆昌、荣昌二县,其夏布生产在川内位居首位,和江西万载、湖南浏阳并称中国麻布织造的中心(这三地都是客家移民的聚居地,也可以看出清代麻布产业与移民流动的关系)。光绪《荣昌县志》云“百年以来,蜀中麻产惟昌州称第一,”县内“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纺绩,机梭之声盈耳”。荣隆二县的麻布织造最初只是为了满足家庭所需,而市场的形成则始于嘉庆年间,到光绪时才形成规模。在隆昌境内,城厢、周兴、界市、龙市和响石是县内最主要的麻布集散市场。在荣昌,则以盘龙镇为中心,包括隆昌的渔箭、周兴、荣隆和内江观音滩在内的市场圈远近驰名。

当时的荣隆麻布多以浆纱为主,分粗、细、罗纹三种,虽工艺复杂,但因价廉物美而广受欢迎,渐成行业标杆。《南溪竹枝词》云:“鸣声轧轧响闺房,篝火秋灯彻夜长。织得加机夸细缕,逢人争说似隆昌。”川南人士大都认为“布以隆昌为最”,各地机房竞相仿造。在成渝泸叙各大口岸,所销夏布也多为隆昌所产。农闲时分,荣隆二县的布客走乡串户,游走于四川各地。不但在岷、沱两江沿岸各场,就连位于川滇黔边陲的南广河、横江河、赤水河、綦江河沿岸也不乏其踪影。特别是这些布客还给当地带去了织布技术,推动了夏布织造在山区的进一步传播。这些布客中,很多都是客家移民。他们的流动也助推了江安南部、南广河平寨等地闽粤客家人聚集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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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传统夏布仍在乡间织造

在清末,麻布已居于隆昌土特产的首位。当时的夏布每匹上庄“一两七八钱”,中庄“一两二三钱”,下庄“八九钱”,花色也发展为十六种之多。除了运销本省,道光年间隆昌麻布还被山西商人贩卖至北方,在晋冀鲁豫一带打开了销路。此后,便有“山西、河南商贩在县购办,运至永川之松溉下船,到渝转运该省各地销售,陕西一帮则取道合州运回本省分销”。在荣昌,夏布和土陶、纸扇和烧酒并列县内主要特产。相对于隆昌,荣昌对麻布的精加工更具优势,在思贤河岸的观音桥和狮子桥多设有漂房,专事漂染,部分隆昌和内江的麻布也运此代为加工。清末时荣昌麻布每匹售价“细者三四千文,粗者一千五百文,短者减半。”当时县内“各乡遍地种麻,妇女勤绩成布,白细轻软较甚于葛。山陕直隶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远至京都发卖。”(光绪《荣昌县志》)

在荣、隆以外,内江、江津、中江等地的麻布生产在清代也比较发达。内江麻布织造集中的观音滩、田家场,闽粤客家和楚南移民甚多。而江津夏布生产集中的县南先峰、仁沱一带,也是江津闽粤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区,当地大族南门武平王氏、永定阙氏、永定吴氏和先锋场的武平钟氏都属福建客家。清代咸丰年间,江津城内染房甚多,多在南门外的斗口穴漂晒夏布。在仁沱,清末的麻布交易更是一度在福建会馆天上宫进行,当地麻布一度远销上海。中江县的麻布生产多集中于城郊、回龙、通济等地,这些地区的移民也以粤闽楚南居多。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夏布业的繁盛,织工组织也应运而生。清末,在隆昌仰山庙建立了“机仙会”,在成都也成立了织工的“三皇会”。其常常为了自身权益和布商抗争,如成都织工“规则甚大,每每要挟停工,动辄开三皇会。每日均三餐,菜品无豆芽则罢工矣”(宣统《成都通览》)。

 

民国以后,四川夏布织造开始了工业化的历程,其规模和影响与日俱增,已非清代可比。直到今天,在成都东山、荣隆二昌的乡下,还是能够看到最传统的夏布织造工艺。在这些工艺中,我们还可以一窥传统时代客家人的生活,感知三百年前客家先民们的创业精神,从而体会历史的生动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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