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直接套用到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这是由于法治和德治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法治与德治的不同
首先，法治的规范方式与德治不同。法治规范人们行为的尺度是法律，而判断人们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根据是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内心。法律不能对人们的内心作出规定。哲学家邓晓芒教授以“拾金不昧”为例指出，不能用法律规定对“拾金不昧”奖励多少钱、对“拾金而昧”就进行处罚，因为如果那样规定，道德就没有了；如果那样，人们拾金不昧就不是道德的行为，而是恐惧的行为；如果把应当由道德评价的事情制定为法律，则道德就退到后面去了，而那个“法律”本身从道德上看就是伪善。邓晓芒教授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
其次，法治的形成方式、内容与德治不同。这里说的法治的形成方式指的是法治之法的形成方式。
法治之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制定出来的，其规定的内容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机构的组成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德治显然并无这样的程序与内容。
再次，法治的表现形式、实施方法、作用机制不同。法治之法由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渊源组成，形成严格的法律制度，有明确的实施程序和机关；法治讲究形式性，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如果违反法律或违反宪法，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德治一方面靠人们的良知、自觉，另一方面靠公共舆论，其实施具有一定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
最后，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地位不同。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法治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17]；基于同样的道理和原因，邓小平同志把法治作为解决特权问题、官僚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措施。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同志指出：法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必要的、重要的方面，他说：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可见，法治和德治相比所具有的区别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与道德相比所具有的区别。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的时候，需要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儒家道德思想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而我们现在正在发展市场经济、正在进入商工文明时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现代社会，经济生产、商贸交易、社会秩序，主要靠法治来维持、维系。我们需要继承传统，但是需要对传统儒家的德治思想进行反思，防止在法治性质与法治实现道路方面的工具理性、迷信人治及泛道德主义倾向。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联
法治与德治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我们认为，有下面三个方面需要明确。首先，法官的道德素养、全民的道德水准对于法治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同志指出，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2017年4月山东发生的“于欢故意伤害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对于此案，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引致全国舆论哗然。我们认为，一审判决的失误处之一，是对刑法作了片面、狭隘的理解，忽视了刑法的道德基础及司法审判的道德影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对于欢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国内法律界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二审判决“运用严密精致的法理，辅之以恰到好处的情理，阐述了全面清晰的事理，裁判结果在不损害法律统一性、权威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天理、人情等伦理道德因素”，实现了法理情的有机融合；也“刷新了广大刑事法官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实践认知，对深入理解和具体适用刑法正当防卫制度意义重大。”因此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之一。
其次，虽然法律与道德互相促进，但是，法律、法治促进道德的最合适方式不是直接根据道德观念裁判案件，而是把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法官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法治的精神裁判案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性、公正（融贯性）、类似案件类似审判，如果简单地要求司法机关按照道德要求裁判案件，就可能由于道德的模糊性和多样性而破坏法治；而且，由于破坏法治、法律，用非道德的方式解决道德问题，最终可能会出现“伪道德”、破坏道德。同时，不能把法律问题重又归结为道德问题，那会剥夺法律作为行为标准和判断标准的功能；同时无益于争议问题的解决。
最后，法治与德治彼此相互促进还体现在，法治的健康发展也是道德发挥作用、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如果法治不健全，则社会的惩恶扬善机制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德治的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2007年9月南京彭宇案一审作出了有悖情理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在扶危济急方面道德评价的混乱。这种荒唐判词的作出，不仅与普遍的信仰缺失有关，也与我国法律对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证据规则与证明责任体系不健全有关。所以，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对待法治，才会走向法治与德治的良性循环。
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我们所说的法治的“魂”在于，通过价值理性、价值真理的视角发现作为一种固有价值、构成性价值的法治涵义；赋予这种法治以神圣性的是作为“道”的价值基础，它体现为法治捍卫公民的自由，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我们所说的法治的“形”是指法治的形式性，法治的“形”使法治具有生命。法治的“魂”与法治的“形”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的“魂”赋予法治以“形”。同时，法治与德治虽然密切联系，但是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功能，不能混淆。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法治的“魂”与“形”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法治的本来涵义（法治意味着什么？）以及实现法治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并没有研究在中国如何实现法治的实践步骤和策略的问题，这是一个更为复杂、艰巨的问题，只能留待后来逐步研究。（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