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农民的社会政治态度，是指他们对自身状况、农村社会生活、贫富差距、基层治理绩效、干部信任水平、党群干群关系等方面的认知倾向。由于中国社会与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在乡农民的社会政治态度无论是否与党委政府直接相关，最终都会转化为对党委政府工作的评价和对基层干部的信任。了解在乡农民的社会政治态度，对于强化农村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功能至关重要。
（一）对现状高度满意和认可
根据湖北某高校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乡农民对现状的满意度和认可度超过90%。
第一，对生活水平的高度满意和认可。在乡农民普遍是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来源相对稳定，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自我认同度较高。95%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生活水平处在中间位置，主观阶层认同较高。在乡农民的贫富差距不大，没有相对剥夺感，相互交往不会因为经济差距而产生心理距离和隔阂。
第二，对农村发展稳定的高度满意和认可。在乡农民较高的生活水平认知，与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农村持续发展稳定有关。受访者中，有高达92%的人对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治安状况非常满意。首先，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升级，方便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提高了农民的主观感知。其次，农业现代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提高了在乡农民获取农业剩余和农业务工机会，增加了在乡农民的家庭收入。再次，农村社会稳定提高了在乡农民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预期。最后，与城镇相比较，在乡农民的优越感显著提升。
第三，对党的全面领导的高度满意和认可。十八大之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和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在乡村实行“拍蝇”行动、加强党对村级选举的领导、举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加强基层监督体系和规章制度建设等，极大地净化了农村生态，规范了基层党员干部行为，弥合和融洽了党群、干群、警民关系。同时，实施规模浩大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抗击新冠疫情实践等，也提高了在乡农民对党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的认可度。在被访的在乡农民中，有75%的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67%的人表示相信马列主义，79%的人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
（二）支持农村基本制度和政策
在乡农民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基本制度和政策的受益者，他们高度支持和认可这些制度和政策。在土地制度和政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高达95%的受访者支持该制度安排。在户籍制度和政策方面，随着近些年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城市户籍所附着的福利和利益减少或被剥离，许多中小城市完全放开户籍，92%的在乡农民支持和认可该项制度和政策。在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方面，农村社会保险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乡农民最需要、最关心的。受访者对新农保的满意率达91%，对新农合的满意率也在85%左右。在村民自治制度和政策方面，86%的人参加了村级选举投票，78%的人对村民自治制度表示认可，近50%的人通过不同形式向村组干部提过意见。
（三）支持小农村社建设
在乡农民最希望把小农村社建设好，积极支持和参与小农村社的建设。
第一，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四大类：农田水利、土地平整连片、机耕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中坚农民、半工半耕家庭、低龄留守老人非常重要，能降低劳动强度，增加粮食产量；村庄道路建设，既方便在乡农民出行，也方便本地农产品运出和外地产品输入，增加在乡农民收入；安全饮水工程，随着在乡农民越来越在意健康，安全饮水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电商平台建设，在乡农民不仅有购物需求，还希望将农产品外销，支持本地建设电商平台。
第二，支持乡风文明建设。农民非常支持基层开展的各项移风易俗措施，包括成立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制定村规民约，采取有约束力的措施整治各类陈规陋习、不正之风；开展好媳妇好婆婆、身边好人、文明村镇、道德模范评选；建设红黑榜、诚信档案、文明积分、编写家规家训等机制。近几年，各地农村打牌赌博、封建迷信、大操大办等下降20%，农村办宴席比例减少30%，给在乡农民户均节省人情开支50%。
第三，支持和谐关系建设。随着农民流动、职业分化，农村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这会带来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新的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但这种局面在农村并未广泛出现，这与在乡农民在意村庄生活，积极支持和参与村社和谐关系建设有着较大关系。
（四）保守稳健的政治态度
在乡农民对现状高度认可和满意，他们的政治态度相对保守稳健，少有激进的政治诉求。
第一，在党（干）群关系方面，在乡农民权力对抗意识弱，群众路线意识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是对抗性质的，主要表现在党群关系属性上，并与群众路线有关。当基层党委政府、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时，农民与基层党委政府、党员干部是相互交融、相互嵌入的关系。农民在群众路线中政治上受到尊重、主体性得到彰显、需求偏好获得表达，就更容易与党委政府、党员干部产生情感上、价值上的共鸣，向党委政府靠拢。农民对政治权力没有争夺、对抗的诉求和意识，但对基层党委政府、党员干部有走群众路线的期待；当后者没有走好群众路线时，在乡农民就可能产生不满情绪，乃至离心离德。
第二，在民主理念方面，投票选举意识弱，参与协商意识强。仅从投票这一角度来观察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容易认为村民的投票选举不积极、民主意识薄弱。事实上，村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效能感并不必然由投票选举实现，现实中更多的是通过农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协商实现的。对于村民来说，村级协商民主能够让自己作为利益主体平等参与村级治理，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维护自身权益，凝聚最大公约数，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发展。参与协商的机制越健全、渠道越畅通、方式越多元，农民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就越能够得到彰显，他们在政治上的效能感、获得感、成就感就越强。
第三，在治理问题上，在乡农民向上（总体）归因意识弱，向下（个别）归因意识强。向下归因会认为总体是好的，不好的是源于个别、部分、偶然的因素，主体会把不满情绪对准基层干部，解决的方式是治理机制创新、整肃干部队伍。向上归因则把问题归结为总体性的体制问题、政策问题，主体会对体制生发怨恨和对抗情绪，解决的办法是体制变革或革命。对于基层治理和政策实施问题，在乡农民的思维普遍是向下归因，认为问题源于基层政府、乡村干部个人。在乡农民认可体制，但对身边的“微腐败”深恶痛绝，因此高度认同和支持“打虎拍蝇”行动，规范基层干部行为及治理机制创新。
第四，在土地观念方面，在乡农民生存权利意识强，财产权利意识弱。由于大部分远离城镇的土地的市场价值不高，耕地只能用于耕种，宅基地只有居住的功能，因此在乡农民对土地的生存权意识强，财产权意识弱。在土地权属上，大部分在乡农民认同土地的集体所有，他们在乎的不是土地登记确权和更多的土地支配权，而是如何使土地耕种更方便、更节省劳动力、投入产出比更高。只有少部分城郊农村的农民因为土地价值飙升，产生了较强的土地财产权意识。大部分在乡农民秉持生存权意识的土地观念，他们并没有扩大土地承包权的主张，更没有土地私有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