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每一轮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的经验都表明,一方面,已有的技术并不会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和网格上面都充分渗透,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在所有群体间的均等分享。流行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假设,在解释这类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缺口方面颇显捉襟见肘。鉴于人们普遍观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其经济社会后果方面具有史无前例的颠覆性,经济学无疑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才能抓住和用好新机遇。
首先,反思长期主导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是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遭遇失败却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根源。他的观点可以分别用一个陈述、一个判断和一个例子来解释(Friedman,1953)。就经济学的目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且有意义的预测。由此他得出的判断是,实证经济学较之规范经济学,更能够帮助人们在何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上面取得一致看法。至于实证经济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举出一个臆造的事例,即树叶出于追逐阳光的动机,通过自己行为的调整,形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树叶密度,由此得出“假说中的各种矛盾之处皆不重要”的结论。
这种实证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演变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放弃价值判断的传统依据,甚至还诱导出经济学研究中的不诚实倾向。有鉴于此,罗默以“费曼诚信”与“斯蒂格勒信念”作为彼此对立的学术良心信条,批判经济学中的这种恶劣倾向(Romer,2015)。被罗默称为学术生活指南的“费曼诚信”是指这样一种科学诚信,在以证据支撑自己观点的同时,同样把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公之于众。与此对立的“斯蒂格勒信念”则主张,经济学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观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除非有助于人们接受他的事实,任何其他事实都不重要。
经济史表明,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从未能够自然而然地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技术渗透,然而,经济学却始终不渝地假设涓流效应的存在。把“斯蒂格勒信念”与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做一交互印证,便可以看清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不遗余力地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却刻意忽略甚至掩盖所有不利于己的“已经观察到的事实”。
其次,应该以理论圭臬还是现实需要决定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一旦可以排除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误导,我们就需要反思经济学自身,以便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解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化产出的问题,相应地,经济增长理论则是如何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实现总量扩大的学问。然而,这里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却遗失了经济增长或者最大化产出和总量扩大的目的本身。
所以,经济学绝非只研究最大化产出和增长,也必须关心分配和分享,规范经济学提出的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着眼的福利目标,以及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政策选择,在经济研究中须臾不能或缺。特别是,既然经济史反复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涓流效应,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远离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影响,而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从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然而,面对收入分配问题和技术渗透问题,分别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尽相同,因而解决问题的着重点也应有所差别。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
近年来,面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的讨论(宁越,2017)。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论证逻辑,人们通常要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来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例如,哈耶克指出,经济计算所依据的“数据”并非由一个能够据此做出决策的单一大脑所获得,而且也绝不会如此(Hayek,1945)。既然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一方面,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信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需要千千万万企业家或其他当事人,在不断试错中才能决定何种知识和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产生于企业家选择失败的切肤之痛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激励。
然而,经济学家沿着这个方向参与这场争论,却是在走死胡同。面对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和无限发展空间的大数据,即使不是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证明,我们已经不再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无须假设只有在试错中才能筛选出可供决策使用的正确信息。其实,经济学不该对价值判断遮遮掩掩。当下提出所谓计划经济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执新技术发展之牛耳的巨星企业所有者或代理人对于自己在未来社会中控制地位的判断和意图。凯恩斯有句名言:“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事实上,既得利益一定会早于思想存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产生的是坏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