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论选摘

“养儿防老”一去不复返

赵庆秋

2020-10-10 03:05

刘守英 纪竞垚
《比较》2020年8月1日第4期

传统农业社会的养儿防老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养儿防老”囿于长幼有序、事亲至孝、敬老崇文等孝道伦理之下(同春芬、马阳,2014),子女(特别是儿子)作为老年父母养老的主要责任主体,不仅需要“养其身”,即满足老年人基本物质需求,更强调“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即恭敬、孝顺父母,满足父母的心愿,在精神层面使其开心。明清两朝皆有“七十岁以上老民,许有一子侍养,并免除其差役”的制度(张祖平,2012),强调子女赡养父母与财产继承的对等原则,确保家庭养老地位不动摇(李连友等,2019)。

传统养儿防老行为和观念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特有的社会形态之上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和消费方式一方面将老年人视为大家长,是大家庭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使得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老年人的养老责任。与此同时,“差序格局”的礼治秩序和“忠孝一体”的统治理念也促成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反哺式养老模式,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有责任抚养子女,但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义务;中国社会的“反馈模式”则是说一方面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反过来子女也有义务在经济、照料和精神方面反哺、赡养老年父母。就其本质来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养儿防老是为了保障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能够继续获得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出现的社会行为模式。同时,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也被赋予了很多的价值元素、政治元素和经济元素,从而成为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核心部分(任德新、楚永生,2014)。

 

现代工业社会“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博弈

随着社会转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在此期间,正式支持(即乡村养老保险制度)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5年)乡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多依靠土地,照料和精神需求多依赖子女。1950年《土地改革法》中延续《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明确“乡村中一切地主的止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下,通过农业合作与互助组、人民公社、五保集体供养制度解决老年贫困者生活来源,集体与家庭共同负担成为主要的养老模式。在经济层面,多依靠集体分配粮食和生活物资,而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需求多依靠家庭成员解决。此时,城市的“单位制”为城市劳动者提供养老经济支持,自此,城乡二元养老保障体系差异开始出现。这一时期,依靠集体力量形成了五保供养制度,对于鳏寡孤独的老年人,由生产队或生产小组满足老年人经济、照料和精神需求。《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表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它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随着人民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又回归到养儿防老模式下的家庭养老,同时辅之以社会经济保障。然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土地被征收(常亮,2016),农村年轻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形成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两类特殊群体。为保障该类群体的养老问题,除了传统养儿防老的非正式支持,1991年,民政部试点施行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在1993年将试点推广至全国,给农民提供基本经济支持,即“老农保”,但老农保基本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运作思路,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和制度运行环境的变化,农民缴费率并不高,直到1999年该项工作在各地陆续暂停(杜鹏等,2018)。与此同时,针对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国务院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止地管理的决定》,要求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使被征地农民具有基本生活保障。1998年,《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将本地和外来农民工均作为参保对象,使农民工有机会参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此后,深圳、天津、北京、上海、成都、郑州等地也相继出台政策,保障农民工养老的经济支持。

2008年以后,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趋势更为明显,子女与老年人的养老关系发生了主体与客体的空间分离(宋月萍,2014),特别是在“80后”的“农二代”成为迁移主力军后,他们的出村入城倾向增强,与乡土愈发疏离,乡城人口流动的年龄选择加速了村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增加(贺聪志、叶敬忠,2010),但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变得相对稀缺(彭希哲、胡湛,2015),农村老人养儿难“防老”。同时,一些地区土地征用和流转打破了农民以往依靠土地获得经济收入的传统,削弱了土地对老年人口的保障功能。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2009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开展新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在全国10%的县展开试点,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新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由劳动就业者向全民覆盖。但是,这期间的保障水平较低,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标准为55元。2014年,在总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此时,将农村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为70元。自201811日,人社部发布《关于2018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月88元。

总体而言,虽然目前家庭仍是农村老年人获得养老资源的最主要来源,但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于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和家庭养老角色功能定位的转型(于长永等,2017),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已成为很多研究的共识。农村地区集体养老基础逐步瓦解,家庭养老与子女外出流动矛盾突出。为此,各级政府也在逐渐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高龄津贴制度、农地“三权分置”等制度,提高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特别是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以期实现整个乡村的繁荣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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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0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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