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转化与发展的过程,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过程,即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过程;其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不断被民族化、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过程;其三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不断被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发展、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代科学发展与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产物,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包括成功经验,也包括挫折教训)从哲学的角度予以解读,并认为:从“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是中华民族从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精神的哲学浓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发端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早已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理论多达数百种,鱼龙混杂,中国人民一时还难辨良莠。在寻求法兰西文明解救中国失望后,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实践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一篇《庶民的胜利》热情讴歌了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历程是完全一致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中国共产党选择唯物史观为立党之哲学根据,除因十月革命的影响外,还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些内容上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传统、儒家哲学中的“民本”思想、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等等。作为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的这种契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具有某种一致性。诚如毛泽东所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所以,在探索、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民族哲学的积极因素,并把二者加以揉合、融和、创新。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因而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中国近代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洋务运动”与“变法运动”均遭受失败之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原理使中国共产党人豁然开朗。正如毛泽东自己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4〕从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牢牢地扎下根来,直到他的晚年。“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一段妇孺皆知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战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无条件地把它推广到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以“抓革命”来达到“促生产”的目的,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必须弄清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分清敌、我、友,寻找革命领导力量和斗争的主力军。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理论化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非常重视用阶级斗争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于1925年、1927年分别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名著,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而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对于当时兴起的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右派骂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为迁就国民党,情愿抛弃农民同盟军。毛泽东经过32天的考察,独具慧眼地发现,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5〕。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应是数亿农民,这为此后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是盲目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而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结合儒家哲学“以民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6〕。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认识论基本原理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之一。实践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从接受唯物史观到创立群众路线,这中间始终贯彻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的实事求是精神。然而,明确提出实事求是,并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定下来,则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开始,就始终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讨论问题时不从实际出发,动辄“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抵制。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与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
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在1930年,他又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那种单纯建立在“书本”和“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态度。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示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认识根源,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据,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内外矛盾”及“内外因”的理论,并精辟地指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原理,而且成为我党制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理论根据。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7〕。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重要文章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的经验,概括出了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个法宝”,并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个古代成语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8〕1942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在全党成为共识。在给延安抗大题词时,毛泽东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人民妇孺皆知、倍感亲切的日常语言。
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9〕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实事求是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学风,并升华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与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求实精神和知行统一观是毛泽东颇为赞赏的,这成为他十分青睐实事求是的又一思想源泉。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曾两次在岳麓书院居住和学习,而建于宋代的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堂正门上方挂有一幅巨匾,上面刻写的正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它寓意着岳麓书院严谨治学的学风,也是近代湖南的学风。毛泽东深受“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这为他以后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及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赋予实事求是以崭新的含义留下了伏笔。
实事求是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它科学地、精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几大理论主线都交汇于“实事求是”这一基点。实事求是因此而成为一种集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为一体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实事求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有口皆碑的通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这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56年,我们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历史阶段。时代变迁、主题变换,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随之改变自己的形式。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实践探索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上,可谓是有得有失。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甚至彼此脱节,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探索上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问题上,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此外,还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第二,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客观实际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十大矛盾,并提出了“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的方针。第三,正确认识并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第四,提出了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
然而,上述正确理论并未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开始露头。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在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并且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错误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左”的倾向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痛定思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了“文革”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而毛泽东晚年之所以会犯严重错误,其根源也就在于背离了他自己所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革”结束后两年,我们仍徘徊在“左”的路线走不出来,根源就在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以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标志着我们党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写进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发展和创新,它为此后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了思想藩篱。
邓小平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在唯物史观上也作出了重大发展。例如,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发展,还需要解放。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是对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我们都知道,无论在马列主义还是在毛泽东思想中,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和条件,不存在束缚生产力的情况,所以社会主义只存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0〕又例如,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马克思在当时把科学技术视为“潜在的生产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邓小平根据当代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敏锐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例如,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上,邓小平将其发展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原理,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总之,邓小平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新阶段,它卓有成效地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三、世纪之交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情、国情和世情又发生了极其深刻、复杂而重大的变化。首先,党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观念、执政经验、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已远远不能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二,党内一些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受不住物质、金钱、美色的引诱和考验,出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而且出现了高层次、群体性的腐败问题。人民群众对此非常不满意。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第三,随着一大批老领导的退休,党的干部队伍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如何培养和提高中青年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的任务十分艰巨。第四,相当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的工作十分薄弱,脱离群众成为党的最大危险。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新世纪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次,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内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第二,在城市,在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过程中造成相当数量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除农村仍存在几千万贫困人口外,城市也出现生活困难群体。第三,在农村,“三农”问题十分突出,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第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东西部的差距已日渐扩大。第五,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渗透、影响不可低估。总之,如何正确看待和对待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缩小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抵御西方腐朽意识的影响,如何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等,都成为世纪之交党面临的重大问题。
最后,世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获得异常迅猛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二,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在发生碰撞,各种文化之间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文化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愈来愈大,谁在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上占优势,谁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两极对峙、冷战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政治格局在“独极”与“多极”、“称霸”与“反霸”的斗争中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势。
面对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如此复杂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沉着应对,冷静分析,从执政党角度作出了“三个代表”的历史应答: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表述形式上看虽然主要是从执政党建设角度提出的,但它并不是单纯的党建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化的现代形态。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反映,而一般规律只存在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之中。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都必须落实在统治者或执政党如何解决两对基本矛盾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上。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最终也是要通过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规律来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规律的理论总结,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由一大规律向三大规律的转换,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和精辟概括。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它包含许多基本原理,但概括起来不外是三大原理,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原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这三大原理分别涉及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这三个领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当今时代的探索,如果将其展开,就不难发现每一个“代表”都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它不仅构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和表述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具体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以下的探索与创新。
第一,提出并区分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总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其应用转化周期也较长。直到20世纪初,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才仅达到5%—20%。所以,马克思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并没有明确区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而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到上个世纪中叶,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已上升到50%。所以,邓小平进一步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而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则已达到75%。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新世纪,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某些领域的贡献率已达到80%—90%。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差距日益明显与扩大,据此,江泽民同志从执政党的新角度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原理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辟概括。
第二,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党创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创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创建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创造性地提出并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问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后,我们终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思想藩篱,在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在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目标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举措,并首次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思想,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大发展。
第四,提出并区分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以及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的发展和创新。当今世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突出地表现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然而,文化并不都是先进的,文化是否先进,关键在于它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文化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旗帜,是推动人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如何发展先进文化?江泽民同志指出,方向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处于先进文化的核心地位,决定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第五,提出弘扬民族精神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民族精神是每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结合时代特征不断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江泽民同志所总结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重要精神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固然要体现其时代性、开放性、前瞻性,但也决不能忽视其民族性、决不能离开传统民族精神。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这种文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六,提出“德治”与“法治”并举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七,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新发展。为什么要在“人民群众”概念之前加上一个“最广大”的修饰词?这是由当今时代的历史条件与历史任务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人民群众的内涵和外延也必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即其内涵从与“阶级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演变为“社会公民”的社会学概念,其外延则包括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劳动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实现党的奋斗纲领,完成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大业。
第八,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上了社会主义议事日程。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但那是在人类社会迈入“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后才得以实现的理想。至于社会主义阶段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作过具体设想。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
在党的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并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党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思想已提升到了历史规律的高度,丰富了唯物史观。
第九,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新标准和在《宪法》中首次写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由于时代的变迁,历史任务的转变,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不能再照搬革命时期的标准。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三看”的新政治标准,即“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此外,对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所取得的私有财产,在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明确写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新政治标准的提出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解除了改革开放中新社会阶层的思想顾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营造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揭示了当今时代共产党执政建设规律,而且揭示了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今时代的新形式、新篇章,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
辜堪生,西南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