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我国目前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具体归结为八个方面：“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1]
目前我国文化建设存在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核心价值观和思想理论凝聚力不强，信仰多元化甚至分裂，理论信仰和基本价值观缺乏基本共识。核心是两个问题：信仰选择问题和价值认同问题。文化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信仰的力量和共同的价值选择以及相关制度的认同。没有这几条，就不会有软实力，文化实力也就真的成为了“软”实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两点原因值得思考。
客观的原因是源于市场经济价值理念的冲击。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微观和宏观需求产生新的生产动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实质是“全套设备”，包含一整套的价值观、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和关系在里面，其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私权保障和自由、形式法治、形式平等和形式公正，最实质的概括就是西方语境中的“人权宪政”。这个人权讲的是个人的私权，尤其是私有财产权和选择自由；这个宪政就是把公权力放在法治的框架内，实质是为了保障私权并受其约束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个人私权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无论实行的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经济基础是由私有资本或个人权利主导，其实质都必然是资本主义或“类资本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实质不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如果完全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我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早早晚晚会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形态上去。贫富两极分化、发展不平衡、资本和强权专制，现在这些迹象有的已然显露。这样的结果，共产党人不可能认可。所以，不能放任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而是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追求有机统一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市场经济的社会活力和动力机制，为劳动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这实质是一对矛盾。社会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服务，但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是追逐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社会财富往升值潜力最大和增速最高的地区、领域和个人积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主张“共富”和“公益”，而市场经济和经济人则追逐私利最大化、趋向于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究竟谁能战胜谁，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目前还在较力中，正处于矛盾、冲突和融合状态。最终的结局会怎样？是相互吸纳和融合，还是不可调和地最终倾向于某一方？全国各地实证调研的结果证明，实现共产党的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与市场经济的私权自由和动力机制的结合是完全有可能的。共产党和市场经济都有相互适应的过程，都有制度转型和功能再造的问题。共产党既要坚持共富公益，也要适应具有人权、法治要求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既需要人权法治，也需要社会成员共富，公益共享，最终实现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两者的优势结合，创造一种既借鉴两者的制度优势、又能够超越两者制度负面效应的新制度体制和新文化形态。绝对要避免我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结合和放大。
主观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工具化的定位。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科学的工具理性而不是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来定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这是实践的观点。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在于改造世界，还在于这个世界就在我们心里。“实践+信仰”，这虽是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观点，但确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和理念的总纲和源头。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其他都是枝梢末节。
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最主要的危险还不在于误读、曲解和修正，因为误读、曲解和修正比较容易被发现，也容易被拨乱反正，最大的危险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过去讲“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仅有批判还是不够的，还要把武器化为一种信仰的力量，永久性地放到心里去。工具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确实是一种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理论。但在今天看来，更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一种人类发展求解放的信仰体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定位在科学的工具理性层面，那跟实用主义提倡的“真理就是于经验的解释、有用就是真理”的思维有时就很难区别开来。这种工具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逻辑就是：什么理论管用，就接受什么理论；并且只许成功不能失误、更不能失败，失败了就没人信了。既然你是科学理论，就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多人包括一些老党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经历挫折和失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是万能的，它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受时空条件和认知主体的各方面条件限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穷尽真理，它同样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实践意义以及对宗教的超越在于，它指明了在现实世界而不是来世、劳苦大众求得真正解放和自由的实践道路。这个道路就是要从根本上对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社会的人性异化和不自由、受各种外在的强制力（包括强权、资本、黑恶、宗法、族群、极端等各种社会势力）压迫、剥削、束缚、限制以及一切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不自由的根本性反叛和抗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更直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3]但这种“斗争哲学”是对于私有专制下的黑暗、邪恶、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而言的，对于一切有利于光明、真善美和平等、公正、自由的理论观念、法律制度、运动实践，马克思主义都持有扶持、培育和热烈欢迎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强调。
对于马克思主义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自由形成的教义，没有“实践+信仰”，就很难持久性坚持。因为社会和国家中的一切特权者、强势者、各种为一己之私的黑恶、宗法、家族、族群集团以及一切极端偏执的利益共同体，都不会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人奉献、人人自由、平等公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力量都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面对各种攻击、诋毁、歪曲、丑化等各种考验甚至于发展道路上的失败和曲折。但对于那些为国家和社会主张一切真正平等、公正和自由的人来说，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如同基督教的新教改革、佛教的禅宗、儒教心学、道教修行等等，实质都是强调一种自性的觉悟。“自觉也就是自悟”，“自信也就是自性”，是靠自觉认同而不是外在强制的理论。没有外在的约束和限制，只要你从内心里真正地信仰它，它就会影响甚至决定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你的价值观、幸福观、人生观和社会国家观等等。就像目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没有组织和领导者，也没有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就是两句口号，“我们是99%”、“要就业不要战争”，具有典型的自觉的特征。
从基本内核来总结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可以这样概括：“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公正和自由，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公正和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处于补课阶段，补资本主义优势———市场经济和形式平等、公正、自由之课。千万不要忘了这一条。忘了邓小平补课论，就会真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一种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社会形态，而是要像党的十二大报告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4]社会运动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孟子对儒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弘扬了孔子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主张“孝悌之道”，把“仁以为己任”落到了日用伦常之间。共产主义理论和人格追求，也应该这样，贯彻到日用伦常中去。你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共产主义”如果是
需要多少代人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那还有多少人会在现实社会中去坚持呢？久而久之，“共产主义”就会不知不觉地离我们而去。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别的什么信仰和追求，来填补这块社会精神需求的信仰空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威主义甚至黄赌毒的东西，都会乘机而入。如果说搞市场经济了，人人自私就是天理，这种“理性经济人”渗透到政治和社会伦理领域，权力不腐败和社会道德不堕落倒成了怪事。
二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一种发展中的科学信仰体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和理论效用。但如何丰富和发展它，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本文尝试性地拓展解读科学发展观的意蕴和内涵。具体包括“以人为本、一个中心、两维开放、三者结合、四位一体、五项统筹”。
“以人为本”，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解读主要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但对“人”的解读实际上存在“个人”（自然人或公民个体）和“人民”（劳动大众的群体或阶级的联合体）之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人”，其含义就是作为自然人的个体，或是公民的个体。“以人为本”首先是以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本，也就是“民本”，其次是“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实现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本。“以人为本”应该包括“民本和人本”的结合。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说过的话。现在人们常说的是“发展是硬道理”，并进一步引申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但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国家制度建设”或“政治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已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建设或社会建设为中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或社会民生建设应该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这涉及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央的意见仍是坚持党的十三大以来的观点：“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强调的观点。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等无法回避的矛盾，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到本世纪中期，使国民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关于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现在看来确有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和表达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现实需要。经验证明，我国除了一些极其落后的地方，人们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文化需要”，还需要满足对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等各项权利的制度需求。党的十六大正式采用了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在2002年正式表述的“政治文明”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6]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需要和政策导向。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权利需要”这方面的内容。
“两维开放”或者称之为“两个大局”，即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面临国内开放和国际开放两个大局。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每一个省甚至地级市，都相当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允许各地根据实践探索和依据实践经验的发展，必然形成大一统框架下的多元发展和竞争的格局。目前出现的“广州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发展多样化的态势。完全用过去的一元化的大一统的思维，发展成为统一的模式，事实上已经不现实。中国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和政治社会共同体，各地的域情不同，沿海文化和内陆文化、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黄河流域的鲁文化，实际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发展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自本世纪初（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多哈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后，各地都不仅仅面临一个对本国其他地方市场开放的问题，更存在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全国乃至世界性资源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已成为各地党委和政府必然具有的执政视野和政府能力。没有这样的视野和能力，不能站在中国和世界的舞台上筹划本地的发展，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地方领导者。
“三者结合”就是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和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三者的结合，前两者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舶来品。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形式，只有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文化，是本土的要素。共产党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探索和创举。共产党能不能成功领导市场经济？这在许多人心目中还存在着一个问号。或者共产党发挥其制度优势又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没有被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负面效应所左右；或者市场经济改造甚至征服了共产党，共产党变质易旗，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转型。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建设第一号难题。
其次，共产党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不是在本本上或规划图上进行的，它是在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因此必然受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影响、调试和校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要素对共产党领导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比如以下六点对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巨大的调适作用：一是“圣民合一”，也就是所谓的“民本主义”，中国人内心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理念基础，就是认为圣王是代表全天下人民大众利益的。二是“家国天下”，家和国以至天下的内在利益的统一性。因此荀子主张“义利并举、王霸并用”，小家的私与天下的公结合，有大小之分，为天下可以舍小家。中国人平时为个人和家庭以及所在团队着想，但一遇到天灾国难，多数人义不容辞，体现出“天下为公”的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老爷、水浒传的忠义二字体现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内涵。三是“不逼不反”，官逼民反，林冲雪夜上梁山；官不逼，民不反，梁山反了还是受招安。对圣王和政府的依赖和期待；各家自扫门前雪，公德弱、私德强，但天下大公意识更强，总是依赖和相信圣王和政府会出来拯救苍生。四是“亲友互助”，形成中国特有的社会保障利益关系体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亲友有难，尽力相助。即使像2008年“金融大危机”中国出现那样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也没有出现社会不稳的迹象。亲友互助和乡村土地像一个巨大的海绵蓄水池，对不稳定和动乱的吸纳能力是超乎想象的。五是“勤俭持家”，中国人历来重储蓄轻消费，为社会生活作长久的保障和投资，应对教育、重病和种种不测的天灾人祸。日本29%就业者靠薪酬度日，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对外扩张和战争可能会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六是“信仰多元”，世俗儒家官文化虽然千年天下一统，但宗教信仰多元，从汉唐后历朝历代如此，尤以唐宋以来为甚。唐代皇室扶持道教，因为道教老子姓李名耳，与李同姓；对其他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武德八年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高宗时修大雁塔为玄奘译经文用。整个唐代一朝，除武则天把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外，均扶持道教。但就皇帝个人而言，李世民更重儒学。太宗在《慎所好》中就说得很明白，“肤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7]。宋代儒、释、道并存，宋真宗和徽宗最重道教,宗教内部本身也主张三教合一。道教南宗台州的张伯端主张“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北宗王重阳内丹修炼尚禅道结合。元代和明代有些皇室特重道教，元代早期扶持全真教，进据江南后，便转向扶植张陵（张道陵、张天师、正一真人）后嗣主领的龙虎宗。明成祖因靖难之变后，在武当山大修真武观，设道官衙门专司管理。其后人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在明朝诸帝中最崇道教。他在位期间，以修道为首务，致使严嵩专权20载。
以大唐贞观、永徽、开元朝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信仰体系的精髓的总特征是一个“容”字，政治和君臣上宽容、信仰和文化上包容、经济和社会生活通容。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社会基础，才为我们国家政治上或执政党的失误、探索甚至腐败，保留了较长时间的宽容度和张力弹性；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投资体制提供了厚重的社会资金保障；为我们的文化融合和选择以及信仰认同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和操作空间；也为我国探索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社会基础条件。没有这样博大和包容的文化基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形态下持久推进。
“四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一体化和密切关联性，实际还应包括“生态”，是“五位一体”。四位一体很重要，四个领域的关联性考虑，就会对许多问题产生不同的视角、评价尺度和不同的结论。比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如果单纯从狭义的政治领域来看待这个问题，从是否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家长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力腐败问题、党的执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型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供给效能问题、实现法治公正和人权保障的法制落实问题等等来评价这个问题，人们肯定会得出比较悲观和滞后的评价；但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关系变化是否基本相适应的视角来评价这个问题，从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效能和有效政府的功能定位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得出非常乐观和积极的评价。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市场经济，谁也不能否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创造出的各地经济崛起的奇迹。也就是说，如果用西方政治学的学科视野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发展，就会形成非常灰暗和悲观的结论；但从中国治国安邦的大政治观出发，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对市场经济建设的评价也是一样，如果从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这些单一领域和视角评价，得出的结论也不会乐观；民生的“三座大山”是由于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区域发展不平衡、某些集团的利益捆绑、“三高”企业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和消耗等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都有相对的定义域，但不能仅仅限于这些定义域。从单一的定义域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都会得出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结论。
“五项统筹”就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等五对关系，要统筹考虑一体化发展。这五个一体化发展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和均衡发展的问题。这五项统筹有极强的针对性。2003年以前，中国发展盛行“GDP主义”，发展是硬道理演化成“GDP是硬道理”，由此出现了上述五对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三个差距”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与能源和环境的冲突、外向型经济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矛盾、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与收入差拉大和广大民众消费能力不足的冲突等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问题和压力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大势使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五大统筹”问题，中央先后在重庆和成都建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湖北武汉城市圈和湖南湘株潭城市圈试行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在广东深圳等地、浙江温台等地、江苏苏州无锡等地，都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经济，以又好又快的发展替代又快又好的发展，以创新驱动逐渐取代要素驱动，争取在世界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断扩大我国的品牌竞争力。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与“一个中心、两维开放、三者结合、四维一体、五项统筹”是解决目前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应该让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走向辉煌的强大思想武器。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3]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R].1939-12-21.
[4]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30.
[5]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12.
[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4-55.
[7]（唐）吴競撰.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0.
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