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过程。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是近代以来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国以后,赶超战略思想从初步酝酿、正式提出到创新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前后提法也各有差异,如最先讲“超美”,接着改为“超英”,后来又有“超英赶美”、“赶上发达国家”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体现的思想是共同的,即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中国一定要在建设速度上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一)
赶超作为一种忧患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典型体现,从已见的资料看,最早明确对其表述的是孙中山。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指出:只要中国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次年,他又提出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的思想:“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侯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2〕1913年，孙中山正式提出赶超欧美的思想:“令全国人民具有此种道德，具有此种思想，则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之。”〔3〕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思考，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用几十年的时间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日益强烈:“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同年10月27日，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讲得更为明确具体:“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5〕。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比美国落后60年，“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6〕。毛泽东赶超英美思想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百年宏愿,而且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压制排斥中国的遏制政策的有力回击。新中国拥有的人口和资源优势,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当时毛泽东选择赶超战略的重要砝码。毛泽东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后进国家在后发优势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不断克服各种劣势,在主要领域变劣势为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毛泽东赶超战略思想的这一合理内容后来极大地影响到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秉承毛泽东赶超战略思想的积极成果,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未来,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7〕。首先,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我国国情,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赶超目标的设计上,邓小平主张“把标准放低一点”。他一再指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我们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同时考虑到世界的发展与进步,邓小平明确指出,在赶超目标的设定上,我们不说赶上,更不说超过,而是接近。“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8〕这就把毛泽东超越中国现实基础的赶超设想拉回到中国现实的基点上。其次,邓小平匠心独运,立足中国实际,设计出了一个分“三步走”、用一百年左右时间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宏图: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人均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90年代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使人民过上小康生活;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翻，人均达到4000美兀，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三步走”的赶超步骤，每一步的要求都明确具体，易于操作。同时以国际上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标准，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更具有科学性，不仅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全面性，而且保证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可比性。与以往的现代化目标相比，邓小平不仅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向后推迟了50年，而且把“走在世界前列”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目标恰恰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再次，邓小平高瞻远瞩，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是我们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二)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国家，要改变经济落后状态，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号召。江泽民同志指出，同一百年前相比，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不难看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深谙赶超战略之道的。他们坚持赶超的真理，透过一种全新的赶超视角，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重新赋予了赶超战略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全面构建和充分完善了与时俱进的科学赶超战略思想体系。
(一)把握时局，心系发展:与时俱进的科学赶超新理念。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也同样认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所以较快赶上发达国家，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并且一再强调，中国应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秉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面对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江泽民同志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够。我们的经济建设能不能搞上去，综合国力能不能大大增强，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一再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居安思危，与时俱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表现出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赶超理念上的与时俱进新特性。
(二)抓住机遇，迎头赶上:与时俱进的科学赶超新思路。邓小平指出:赶超发达国家，加快发展速度,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前进,不要坐失良机。如果我们再次错失良机,必将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江泽民同志明确强调,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他还指出:面对当代经济科技的澎湃潮流,不进则退,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勇于创新,加快发展,迎头赶上。他要求全党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带领全党确立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总揽全局的指导方针。
(三)避实就虚,重点突破:与时俱进的科学赶超新战略。在毛泽东的赶超思想中,我们是一穷二白,但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我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任何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邓小平在思考这一战略思想时则理性得多，他主张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由此，在确定赶超内容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应着眼于整体经济实力的赶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赶超战略观点则是: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差距，需要赶超的东西很多，这就只能有所赶有所不赶，必须抓住关键，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首先，必须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上，尽快地赶上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要紧跟世界高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使我国的科技事业继续实现新的飞跃。再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重点地进行高技术追踪和科技攻关，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后，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发展那些一旦突破就能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产生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科学技术，这样才能有利于赢得时间，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首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力争尽快进入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这就紧紧抓住了赶超的“龙头”和本质，使赶超转向以科技赶超为“龙头”，以经济实力赶超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赶超，把赶超战略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高度。
(四)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与时俱进的科学赶超新部署。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毛泽东最初设想分两个阶段，提出分“两步走”，即15年为打基础阶段，再用五六十年完善和建成社会主义。邓小平则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未来，设计出了一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地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在世纪之交，又进一步细化和推进了第三步战略部署:第一个十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使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部署更加清晰具体。
(五)切准脉搏,跨越发展:与时俱进的科学赶超新举措。对如何实现赶超目标问题,毛泽东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把在革命战争年代、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主张“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邓小平及时纠正了这种不切实际的赶超思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政治勇气,擎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主张。江泽民同志则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他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向全社会发出了时代召唤: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提出只有在观念创新上先人一步,在体制创新上优人一着,在机制创新上高人一等,在科技创新上快人一拍,才能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创造新方法,打破常规,集中力量突破带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至于具体的赶超措施,首先,第三代领导集体大胆吸纳源于李嘉图“国际分工”和“比较生产费用”学说的“后发优势”理论的合理成分,明确提出后起国家完全可以凭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直接吸收先进国家技术,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通过跳跃式、跨越式发展,追赶或超越先进国家，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其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一再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主张通过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实行自主创新，实现跨越，达到赶超。最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科学认识方法，并明确指出:经济发展质量、数量、结构、效益，以及整体水平的跃升，既要求数量的赶超，又要求着力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不仅要看当前，更要讲后劲;不仅要看规模，更要讲质量;眼前有增长并不等于有后劲，规模大并不等于结构优，速度快并不一定代表质量高。快了不用刀子砍，慢了不用鞭子赶，经济发展应当是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的有机统一，在结构调整基础上寻求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
综上观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学赶超战略思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赶超思想之精髓，凝缩了中国人民发掘自身优势、求富求强的整个奋斗历程，更是依据时代之发展变化，赋予了赶超战略以新的内涵，实现了新的发展与超越，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后发优势，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寻求到了新的理论依据。
张世友，涪陵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