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与改造世界强有力的武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作为一种非内生性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我党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在激烈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
正如人们普遍了解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曾以自己的学识及实践表达了自己的选择，“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到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关系既反映了历史的造就，又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演说早已展开。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主义思潮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瞿秋白曾经这样叙述当时自己的感受：“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的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②虽然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所描绘的理想曾经触动了很多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于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下聚集了诸如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尽管各种主义相差很远，但每种主义周围都汇聚了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皆力宣传并身体力行。比如 “工读互助团”、梁漱溟的“新村建设”、晏阳初的“定县试验”等等，组织者都期望通过和平的改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实国情。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于是，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曾经追寻的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被人忽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被证明为一种科学理论，它更成为一种现实，而拥有事实的理论自然就成为能够征服人心的理论，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以绝对的优势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良好的历史中介。列宁在谈论俄国旧知识分子对待革命的态度时，曾借用了一句德国谚语来形容他们一方面幻想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面又害怕革命暴力的心理，即“只要皮子永远洗不湿，他们愿意把皮子洗一洗”。③这种比喻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当时希望变革的进步知识分子。
各种改良活动实践的失败无疑加剧了知识分子内心幻灭的痛苦，但随着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日趋巩固，他们开始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许多人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开始接受并传播革命思想，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成长起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就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由怀疑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派维经斯基等人先后来华，不仅送来了列宁主义，还带来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这一历史事件无疑促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也最终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与各种主义、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成为改造中国现状的一个强大理论武器。
在艰苦的实践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
历史虽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也以客观现实限制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愿望，这个矛盾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革命初期的“以俄为师”，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状态。因为客观现实及历史传统并没有为中国提供丰厚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经济条件甚至理论基础。然而，时代的要求和客观现实的需要却只能让他们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来自俄国的理论、物质及成功的经验恰恰弥补了中国自身条件的欠缺，由外国人而不是自己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得不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因为对革命成功的渴望，对国家民族独立的向往成为一切革命活动的最高目标。这种热切的希望和革命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复杂的客观现实，这也最终导致了革命初期仿效俄国“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并寄希望于此而一举取得如俄国般的胜利策略的失败。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得不转入以农村为活动中心，并尝试在农村开展根据地，最后形成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即使在以农村为活动中心的时期里，一些人根深蒂固的俄国式道路仍然在威胁着革命所取得的若干成果，并最终导致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以长征的方式实施战略大转移。
之所以历经曲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但这个过程却不断受到来自党内有意无意的干扰甚至阻碍。这种现象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及革命领导者对现实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一方面，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他们不得不使马克思主义尽可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和需要，尤其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人员构成复杂，受教育水平低下，难以组织，传统的农村组织及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革命进行的顺利与否，另外，革命初期党组织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撑和宣传途径都影响着农村革命的效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还必须捍卫它的纯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反而使之公式化、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地了解中国国情及实际需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俄国式思维的束缚，迈出了独立自主的关键一步时，历史发生了转折，我们不但完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并由此改变了世界的进程，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当然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还有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巩固政权，而且还要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革命的目的，而是以之作为改造中国现状的手段和武器，以及如何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客观需要和心理需求。在历经磨难之后，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战胜了敌人，而且战胜了自己，最终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系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新时期建设的理论支撑。
在历史的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通过规定理论的指导地位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性质。我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终极信仰的，而且坚持以其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用之作为整个党的行为规范、思想规范，因此必须不断地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其次，中国现实和未来建设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决定着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人不能停留在以往革命成功的经验和水平上，而是要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客观现实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并能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并带领着人民群众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再次，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已经证明了的。
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摒弃三种误区：第一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千方百计使实际服务于理论的需要；第二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束之高阁，随心所欲地从所谓的实际出发标新立异；第三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原则，不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创造性地运用理论，修正、发展理论，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中国化。（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指挥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②《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429页。
③《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6页。
④《马恩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