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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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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华

2018-06-11 04:32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结合当今世界形势的大体特征和国内发展状况的现实面貌,综观全局、通盘考虑,作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关系进入到加深磨合的结构性,与内外相向变革的同期性聚合叠加的新阶段,特别是因岛礁权属争端“三海联动”、海陆划界争议“双向并发”引起中邻关系的紧张加剧,更使中国周边局部方向显现回旋缓转空间缩紧的征兆,以至于部分人士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已经“异变”为矛盾冲突集中、成规模“喷发”的问题凸显期。客观而言,尽管战略机遇期的时代特征和内涵深意没有发生质变,但是战略与机遇的精神内核和外生条件却都出现了很大的量变。因此,在同世界各国的互动交往中,如何通过限制竞争消极面、扩大合作积极面的方式,更好地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和运转时限,成为当下急需中国外交思考解答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命题。本文针对近年来国际格局和形势的复杂变化,国内出现能否延续战略机遇期问题的疑问,分析了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得出了中国将继续置身享用战略机遇期之中的重大判断,现实境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重要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和论述了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项措施,来实现延续战略机遇期的目的这一较为富有新意的设想。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发布系统完整的研究成果,因而本文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与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来应对风险、化解挑战,探索提出将延续中国战略机遇期同全球人民的发展前景对接起来的构想。
   
       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国际地位、成长轨迹产生长远而深刻影响的独有发展阶段或特定历史时期。①因此,战略机遇期的出现绝非单向偶发因素促成,必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堆叠、彼此作用产生的合力结果。②遍观大国崛起历程可知,部分国家正是站在战略的高度精准把握时机,抓住并用好难得历史阶段或特殊时间节点崛起,成就大国荣耀和强国风范,从而影响或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版图和人类社会更替演进的脉络。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十七大时全党上下确认此项决策论断。十六大时,党中央通过对国内外环境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跟踪研究后,得出结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报告基于对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深刻理解,提出“在新世纪新环境下,中国仍旧具备战略机遇期生成延续的内涵和基本条件,并要求全党把握和用好10—20年的战略机遇期,争取做到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步并行”。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于中国发展有利的客观条件和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④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重申,“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一般来说,大国崛起需经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是崛起准备期;二是崛起调整期;三是崛起接纳期。第二个阶段实力消长态势会导致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心态做法上的重要变化,甚至使得双方都会产生心理错觉和战略误断。因此,攻坚克难的过关期、开拓进取的窗口期也就容易“异化”“变质”成为矛盾高发期和摩擦增长期,转型调整时期往往也被称为崛起关键期、高危期等。作为“爬坡迈坎”的决胜阶段,相关国家如果在这个时期顶不住压力,盲目冲动或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失误,很可能就会使战略机遇期变成引发内部矛盾和外部动荡聚合叠加效应的转型期、风险期,前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早期收获的成果就会功亏一篑。⑤因此,战略机遇期并不仅是寓意享用历史机遇的方面,而是机遇与挑战互通并存、交织共生的集合体,在发展机遇、优良环境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暗藏威胁和酝酿现实挑战的摇篮。
   
       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做出的科学研读和精确决断。但自那时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经历了深刻的动态演变,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质和要义也随之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战略机遇期的前一个十年中,中国不仅充分把握并极好地利用不期而至的绝佳时机,完成规模体量的积累沉淀,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此为契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幅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已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但自2010年进入战略机遇期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国际安全状况尽管整体承续缓和态势,但消极突发因素开始增多并呈现“稳中趋紧”的走势。尤其是,伴随美国调整战略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周边局势更是进入到一个震荡多发的特殊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相对平稳态势,转向维护周边领土和海洋权益斗争日趋激烈的状态。⑥综合而言,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是历史基础必然性和现实境遇偶然性,相互交汇、彼此碰撞的合成产物,也是中国步入内部改革攻坚期、内外摩擦频发期、对外关系磨合期“三期”效应累加迸发的体现。但时至今日,在战略机遇期后一个十年,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代,机遇内涵中“自然给予”的成分减少、“争取创造”的因素上升。⑦因此,在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把握上,中国已经不能简单沿用历史经验和实力基础的传统套路和思维模式,需要站在更高层面思考如何调控、运筹机遇与挑战共存并处的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导致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部分国家政治民粹主义抬头促使其内顾自保倾向加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生的自主增长和创新驱动要素没有形成,各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政策刺激,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挑战,新线索、新特点、新理念多维交织。全球政治和安全形势则深受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盲目排外主义、思想保守主义等地缘热点问题的侵袭和毒害,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所显现,⑧弱化和牵制中国外部有利环境的负面消极力量上升。第二,中国周边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重,促使影响和规制未来区域格局走势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⑨目前,亚太地区总体气氛趋向缓和,但仍然存在海上军演“扎堆”、显现海空军备竞赛征兆等不少加剧争议事件的不和谐杂音。尤其是,近年随着亚太区域综合地缘价值的行情看涨吸引更多战略群体关注,各大国际力量也竞相加大对亚太的精力和资源投送,牵动亚太地区战略主导权的角逐渐趋激烈,亚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沿岸进入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多事之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设想,通过深化亚太地区同盟和伙伴关系全力构建以美国为圆心“密如蛛网”的支轴—轮辐(hub-and-spoke)体系,在第二任期内即使被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局势等突发事件牵制无法抽身,也丝毫没有减弱外交和安全事务重心转向亚太势头的意思。⑩俄罗斯进一步加大亚太战略投注,力图分享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红利;日本竭力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希图在地区秩序构建中承担更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印度逐步实施大周边外交和“向东看”政策,加大东顾力度,努力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作为国家集团的东盟也加紧相互扶持力度,试图通过联合自强酝酿变革改组现有周边秩序。此外,日本社会保守化、歪曲否定侵略历史引发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紧张,越南、菲律宾等国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一定程度上撩拨搅扰亚太局势出现波动起伏的现象。第三,中国以惊人速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国家实力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国际社会的心理预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更多领域承担更多责任,而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心理随之加重,试图通过“联手围攻”、“组团借力”对中国进行掣肘、打压和遏制,导致中国同一些国家关系发展中出现摩擦和矛盾的情况激增。特别是,在个别国家的恶意扰动、刻意挑唆和蓄意蛊惑下,中国与部分邻国之间相互依存脆弱性和消极合作敏感性的短板缺陷被无限放大,以致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实质享有战略机遇期,之前的优越环境差不多即将耗尽用完,中国开始进入战略危险期、孤独期或者矛盾凸显期。(11)
   
    但总的来看,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继续置身战略机遇期之中的重大判断和现实境况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依据是:从国际因素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基础共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整体上依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和经济秩序温和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中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外部环境的客观条件依旧存在。从国内角度看,中国大致已经完成崛起腾飞的国力储备,成为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12)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13)在此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战略机遇期赋予中国既有严峻考验也隐含难得机遇的双重内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形势评判把控的认知举措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能否有效运用机遇期生成和冒现的特定阶段。因此,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进入斗转星移、轮转换位的第二个成长期,战略机遇期的规则形制和运作模式开启从预防应对型向主动谋划型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规律,一方面要看到在阶段性重大涉外问题上行动成本升高的挑战,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掘主观能动性和进取自觉性,增强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应变能力,变被动应对、适应麻烦为主动努力、克服困难,进而创造条件、实现转圜。(14)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逻辑关系
   
       根据上述世界大势发展方向的判断和战略机遇期成因要素的分析可见,战略机遇期的表现形式、内质特点已由突出“随势”和“用势”向强调“谋势”和“造势”演化。中国需要运筹和调度多方力量、各种资源来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才能营造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更舒适的发展空间。然而,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发展相互依存关系深度交融的趋势持续演进,世界经济跌宕起伏对中国和谐稳定产生越来越多的蝴蝶效应,并且合力建设“一个美好世界”已经成为多国各界的共同心声和价值诉求。因此,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单是中国独享自用的有利时机,还是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积绵薄之力、聚点滴之功的特殊阶段。同时,随着全球各国前途相通、命运相联程度的日益加深,需要各国协同合作解决的跨国性、世界性问题大幅增多,中国如想更好地存有、维系、善用战略机遇期,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与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来应对风险、化解挑战,成为中国思考对外战略路径模式的必然选择。故而,在此情境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携手各国“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是呼应世界人民需求愿望的主动擘化和预先规制,也是顺应国情、世情变化特征和体系格局变迁趋势的现实举措,更是确保战略机遇期维系、存续的先决条件和基本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随着各国之间利益交融的空前紧密,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地球村里一份子。(15)在当前中国战略机遇期发生重大背景和条件转换之时,通过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战略机遇期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和逻辑关联,有益于实现中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首先,中国前途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联、相互依存,中国战略机遇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为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的加持与助益,需要中国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16)中国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外部世界和国际社会环境,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顺承和借用战略机遇期的有利契机,中国施政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引导内政完善程度持续提高,促成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整体地位日益增强,还逐步积累起推动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方向和平转变的物质财富基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国、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通过综合比对可以发现,中国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相对雄厚的政治、经济优势,关键是怎么去做才能将硬实力的增强转化为软实力的提高,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变现”为对国际关系秩序的塑造力和影响力,转化为引导全球局势走向和世界发展动向的操作能力,从而促进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达到结成彼此关照、相互映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全利益复合体高度。事实上,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个就是构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中国梦的实现既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能为世界发展带来红利、提供中国机遇,对人类发展具有世界意义。(17)只有在战略机遇期内,中国洞察、捕获并充分利用绝佳时机增强自身国力,具备承担与国家实力相对应国际责任的能力,反过来才能够更好地支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献计出力,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一起成长、共同进步。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合作共赢精神的时代产物,既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又是中国现实外交行动的指导方针,因而对维系使用战略机遇期具有形塑作用和启发意义。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世界各国。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不仅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新思路新理念为导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领贯全局的总纲,能够巩固和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有利地位。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指引下,用实力和智慧破解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外部威慑围堵、内部腐蚀渗透,让那些希望中国自乱阵脚的妄想破灭,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以及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迫切需求和执着追求所决定的,但这不是中国的“一家之言”,而是各国共同意志汇聚的体现和个体利益融通的结果。因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营建和确保一段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保证,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其次,拓展延长战略机遇期的过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纪之交,中国决策层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20年提法并非一种绝对的严格时限,不能教条式、程序化地理解这个时间长度,实际上战略机遇期是伴随客观条件、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主观洞察捕捉和经营维护而轮转延展。随着战略机遇期步入从“顺承接受”向“经营塑造”过渡的历史时点和特殊关头,中国面临刺激挑衅、蓄意破坏等外部牵绊的风险加大,因而在追求本国利益、自身发展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和正当权益,则是分散国际压力、化解外部制约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中国加快了由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向“建设者”、“维护者”转变的步伐,意识形态元素和对抗色彩趋于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壮大虽然存在矛盾心理,但基本能够客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