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宋蒙蜀道争夺中的苦竹隘之战

胡小文

2019-11-08 02:11

蔡东洲,汪建辉,方超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苦竹隘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剑雄村的小剑山上,距剑门关约6公里。宋元时又作苦竹寨、苦竹崖,清代以来改称为朱家寨。在历史上和 现实中苦竹隘的名气都不大,甚至鲜为学者所知。与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事件的剑门关相比,苦竹隘在历史上只发生了一件事,即宋蒙苦竹隘之战,而此 战对宋蒙巴蜀战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对苦竹隘之战加以考论,以期弥补蜀道研究之一缺。

一、苦竹隘是南宋蜀道防御的最后堡垒 在宋金对峙时,南宋在利州路北部地区建立了以“三关五州”( 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和凤州、阶州、成州、西和州、天水军) 为重要支撑的蜀口防线,组织修筑了大量城堡关寨。时人李鸣复论及这些寨 堡说:

四州之有家计寨,曩时吴玠实为之,岷曰仇池,凤曰秋防原,阶曰杨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险可恃,有泉可饮,又为之粮以食,为之屋以居。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自绍兴以来,遵守不易,七十余载矣。; 可见,南宋蜀口防线的管理和设施相当规范和完备,而且在抵抗金军入蜀和宋军北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宋金对峙的百年中,金军多次企图攻入巴蜀,皆止步于这道防线上,即使一时攻破了蜀口防线,占据兴元(今汉中) ,也难以长期驻守,便陆续退走。

宋蒙冲突爆发以后,宋军出于防御蒙古的实际需要巩固和加强了这道防线。在“辛卯之变”前四川制置使桂如渊采纳高稼建议,“创山砦八十有四”。但在蒙古纵深穿越、突然袭击的战法面前蜀口防线显得不堪一击。除蒙古军力和战法特殊外,实有宋朝在蜀大员处置失当的问题。当时宋臣就有这样的议论:“蜀经三变:一败而失四堡者,董居谊之罪也;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三败而委三关者,桂如渊之罪也。”这“三 变”都是关乎南宋国防安全的重大事变,前一次事变发生于宋金之间,姑置不论,后两次事变即历史上所谓“丁亥之变”和“辛卯之变”。四川制置使郑损、桂如渊在事变中处置失当。

宝庆三年丁亥(1227)春,一股蒙军打着“灭金夏”的旗号绕道羌族聚居区,突袭宋朝之阶州(今甘肃武都) ,进围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并皋兰城击 溃宋军。郑损惊慌失措,竟然下令放弃“关外五州”,“画守内郡” ,任凭蒙古骑兵在五州驰骋抄掠,直到七月蒙军才因天气炎热而自动离去。这便是“丁亥之变”。这一事变开启了蒙古深入宋境劫掠之祸端。时人程公许曾在奏疏中追 究郑损的罪过 说:“损撤关外五州之重屯,移之内郡,则丁酉蜀祸,损实为之 。”所谓“丁酉 蜀祸”,盖指嘉熙元年(1237) 蒙古对巴蜀内地的突袭,时蒙军帅塔海部横扫巴蜀内地大部分州郡,直抵 夔门而回,而蒙将汪世显部夜袭遂宁府,夺取四川总 领所府库而去。

然而,此时的蒙军志在抄掠,春去秋来,尚无长期占领的意图。南宋蜀口防线并未遭到彻底破坏。根据时人李鸣复在《策全蜀安危疏》中提供的信息:

丁亥之始至也,重兵扼西和,而和不动,以大将留屯,有以为备也。游骑寇同庆,而同庆不摄,以郡将坚守,而又有援兵为之助也。麻仲败 衄,程信退走,贼进窥七方,而七方不恐,以蜀帅 在石门,距关才五十里,而人心之所恃也。惟武 阶失守,贼至文阳境上,赖官军、土豪相协力,驱之而退,鞑虽纵横数月,其所破者惟一郡耳。五州之中唯失阶州,“腹心之地”西和州以及七方关和石门等要塞一直为宋军坚守。可见,蜀道北段仍然在南宋掌控之中。

宋理宗初年,蒙古发起了绝灭金朝的最后一战,却无法渡越金军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窝阔台乃决计实施成吉思汗“假道南宋以灭金”的遗嘱,多次遣 使南宋进行协商。但这时南宋已普遍认识到了蒙古的潜在威胁,采取依违拖延的办法予以回应。蒙军先锋按竺迩在同四川制置使桂如渊面议时说:

宋仇金若何,胡不肆我兵锋,一洒国耻。我 欲假道南郑,道金、洋,牧马邓、唐,与王师会,剪 金孱王,宋因之刓其利。师压君境,势不徒还, 谓君不得不吾假也。

按竺迩以宋金世仇说服南宋“假道”,但语气十分强硬,无论南宋同意与否,都将实施假道战略。事实也是如此,双方还在磋商假道事宜时蒙古骑兵已在宋 境“纵骑焚 掠,出没自如”了。绍定四年辛卯(1231) 春,拖雷率三万蒙军闯入大散关,破凤 州,屠洋州,攻兴元,分兵而西,攻入沔州,撤屋为筏,沿嘉陵江而下,略地至西水县(今四川南部县境内) 而还。史称“辛卯之变”。

在这一事变中蒙古一箭双雕,一方面实现了“假道灭金”的目标。

庚寅,睿 宗拔凤翔。明 年,(瓜尔佳隆古岱) 从破宋大散关,夹嘉陵、汉水如凤、沔、褒、大安、兴元、洋、金,东抵均,诸城皆拔。壬辰,大 破金兵均之三峰山,不能国矣。另一方面达到了摧毁南宋蜀口防线的效果,埋下了无穷后患。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不少防御设施被摧毁,“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 。其二,人民被屠杀,关外“生聚一空”, 蒙军深入杀掠,“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其三,引发蜀口溃卒之患。魏了翁上奏理宗说:“鞑人入蜀,溃乘卒之,所伤残者几二十余郡,延及房、均、安、黄、襄、邓之境,皆为寇区。” 其四,山川之险易、道路之远近、粮储之所在、兵力之强弱,已为蒙古所知,为日后蒙军再 破蜀口、攻掠内地,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端平三年丙申(1236) ,蒙古三路大军攻宋,其西路军由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统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突破蜀口防线,奔袭剑门关,横扫内郡,血洗成都。史称“丙申之变”,亦称“阔端入蜀”。通过这次事变,蒙古夺取了对蜀道的控制权,并残破了大部分巴蜀内地州郡。 时人吴昌裔在奏疏中说:

盖自越三关,破三泉,摧利捣阆,窥文扰巴,而利路虚矣。毁潼、遂,残果、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州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 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 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 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

在丧失蜀道北段的掌控权后,南宋不得不将蜀口防线向巴蜀内地收缩。内收防线的理想地带在大巴山一线,可以通过西控金牛道,东扼米仓道的的办 法阻挡蒙军继续南下。然而,蒙古没有给南宋建立“巴山防线”的机会,一步步向南进逼。最初,采纳 归顺金人瓜尔佳隆古岱的建议,利用川陕地带暂时出现的权力真空,把军事基地从凤州移到兴元。继而,沿着蜀道向南推进,淳祐十二年(1252)春,汪德臣奉令修筑沔州城(今陕西略阳),作为南进物资储 存和转运的中枢。第二年,又奉旨修筑利州城(今四川广元),作为“破蜀灭宋”的军事基地,并通过保证物资供给、便宜军事处置、自主财经掌控等巩固这个对宋战争基地。

首先,通过蜀道把河东之盐、兴元之粮运抵利州,以保障后勤供给。

陕西则移陇右汪义武公戍利州,刘忠惠公 黑马于成都,割河东解之盐池归陕西,置从宜所,中粮兴元,犹惧不继,置行部秦州,顺嘉陵, 漕潼关沔地,转粟入利。其次,给予利州基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自主权,以便积极备战。

癸丑,诏公城益昌,诸所屯戍皆听节制。时今皇帝为皇太弟,将有事于西南。公入见,首言益昌之事,祈免徭役,捐课税,运粮屯田,为久贮 之计。所请悉从,即命置行部于巩,设漕司于沔,造材币,给盐引,以通商贩,以贮军储。汪德臣在袭任巩昌便宜总帅后,为专注利州军事基地的建设,上奏蒙哥汗,“乞以兄忠臣摄府事,使己得专事益昌” 。

蒙古利州军事基地的建立意味着南宋川陕防御体系的彻底瓦解,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朝臣们纷纷上书陈献应对之策,如吴昌裔在汪德臣未建利州城前就建议抢先修筑利州,在其后又建议在川北建大屯以围堵利州城。宋理宗也亲自过问此事。时任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奉朝命组织和发起过收复利州的军事行动,但最终未实现收复利州的战略意图。

宋军不得再次收缩防线,即在利州以南地带建立防线,姑称作“利南防线”。根据宋元文献,南宋在这道防线主要由安西堡、剑门关、苦竹隘等要塞和 从利州撤出的部分军队构成。

剑门关是历代军事要塞,素有“蜀北屏障,两川 咽喉”之称,宋军自当设防驻守。安西堡的具体位置,至今尚无法确定,唯知其在利州与苦竹隘之间。 既有“蜀之金城”剑 门关,为何又在邻近修筑 苦竹隘,这与南宋的应对蒙古不断南下的战略有密切关系。在丢失蜀道控制权的过程中,南宋朝议对守臣弃州先遁、守将弃关野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建议在重建防御体系中实现聚兵保民、军政一体,这就要求选址不仅要重视地势险要,而且要有足够的容量,把府州的治所迁于城堡之内,而苦竹隘能够满足 这些要求,从而成为南宋在蜀道上的最后一座堡垒。

苦竹隘坐落在小剑山之上,俯瞰小剑溪,控扼金牛道。范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从大小剑路的对比 中描绘其险峻云:“大剑路颇平,小剑则石上架阁, 尤险峻……( 苦竹隘) 在小剑山顶,四际断崖,前临 巨壑,孤门控据,一夫可守。宋置戍于此。”旧时本地人习惯称剑门关为“前门关”,而称苦竹隘 为“后门关”,所谓小剑山“与剑峰峦联络延亘如城, 下有隘路,州人谓之后门关 ”。端平三年 (1236) ,宋军创建苦竹隘,或许是在原有“小剑故 城”的基础上修建的。据祝穆《方舆胜览》,“有小剑 故城,在益昌县 西南五十里”。祝氏此书成于宋蒙战争之前,也就是说,在小剑山上原本就 有“故城”。宋蒙战争爆发初,在“故城”基础上修建 的苦竹隘只是聚兵保民的战时堡垒,隶属隆庆府。

隆庆府原名剑州,以曾为宋孝宗潜藩而改升隆庆府。对于隆庆府城的地形,宋人描绘说:“一径坡地,中贯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半山。内外居民,悉在山上。其下原野浓淡,若相第次;林壑升降,若有等级。望之若图画卷舒,历历可见。” 这道出了隆庆府城坐落一个山坡上。这样的地形无险 可据,难以因城为堡,自然无法抵御蒙古骑兵的冲 击。嘉熙二年(1238) ,蒙古都元帅塔海便轻易攻克 隆庆府城 。到余玠担任四川制置使时才将隆庆府治所移置到苦竹隘内,苦竹隘成为战 时府治,便与安西堡、剑门关、长宁寨等构成遏止蒙军自利州基地南下的前沿城堡。

二、苦竹隘争夺是蒙哥入蜀的第一战对南宋来说,苦竹隘之战是争夺蜀道控制权的最后一战,而对蒙古来说则是蒙哥大军入蜀的第一战。因而,对宋蒙巴蜀战局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从零散的文献记载和残存的历史遗迹中可以梳理出双方的苦竹隘之争是从安西堡开始的。淳祐十一年(1251) ,余玠北伐兴元,企图夺取蜀道控制权,把防御北推到秦岭一线。可北伐失败,只得派兵留 守在金牛道上的利州、隆庆等重镇,企图把蒙古阻挡在大巴山以北地区。但新任四川制置使余晦处置失当,酿成一系列的重大变乱:

(余) 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土军民皆不安之。未几,筑紫金城,激叛苦竹隘,南永忠以隆庆降。王惟忠失阆州,甘闰以沔州叛,败政日甚。甘闰是钓鱼城和青居城的创建者,王惟忠更是余玠依仗的左右手,南永忠虽然鲜有记载,但官至隆庆知府、苦竹隘主将,亦绝非等闲之辈。南永忠和甘闰叛变意味着“利南防线”被撕裂。

当时赵宋“朝廷以苦竹围、紫金失,谓蜀且亡,调援星急” ,罢免余晦,启用蒲择之主持四川军政大局。而蒲氏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利州 一带的军事要塞,以确保巴蜀内地安全。在苦竹隘和安西堡的争夺中,宋军最初略占据优势。

安西堡不见于蒙元方面的记载,宋方文献虽然 多次出现,但并未交待其地址和创建。我们在宋元城堡调查研究中仍然没有确定出具体位置。据《元 朝名臣事略》,“戊戌,军葭萌之南,都统青涧刘阻山为栅,公选数百骑夺栅而入,多所俘杀,得其辎械”。葭萌即今之昭化。我们由此怀疑嘉熙戊戌二年(1238)汪世显攻打的这座寨栅或许就是安西堡。

宝祐二年(1254) 四月,蒙古利州守将汪德臣策 反成功,苦竹隘第一次落入蒙古。

(甲寅)夏,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生,纵令持 檄谕苦竹。守将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归之。东南戍卒数百有去志,德臣揣知之,给劵纵去,皆泣谢。

南清即宋方记载的南永忠,其叛降蒙古直接导致苦竹隘为蒙古所有,安西堡、剑门关等城堡关寨也受到攻击。同年六月丙辰,宋理宗与宰相谢方叔有这样一番对话:

上谕辅臣曰: “利州王佐坚守孤垒,屡挫北锋,其忠可嘉。”方叔奏: “此城正介宝峰、苦竹隘间,佐以忠自奋,南永忠薄其城下,佐骂击之。永忠流涕而退。真忠臣也。”诏王佐更进一官 。

理宗所说的孤垒就是安西堡,位于利州宝峰山(今四川广元东山) 和隆庆苦竹隘之间,此时已为宋军收复,故其年八月宋理宗有“今安西之垒虽复,而宝峰之虏未退 ”之语。 而守将王佐的身份是“知利州”,这表明利州宝峰山失陷后,利州官署已侨迁至安西堡。率军来攻打安西堡的正是苦竹隘叛将南永忠。

不久,宋将段元鉴同样用策反的办法收复了苦知利州王佐申,叛臣南永忠部下官兵周德 荣能守正效忠,密约统制段元鉴入隘解围,为南 执缚屠割,抗声詈骂而死。诏周德荣特赠七秩, 仍立庙,官其子。

当时南永忠以将官归降,受到蒙哥的接见。周德荣和段元鉴便利用南永忠北去朝觐的机会里应外合,成功反正,苦竹隘重新回到宋军手中。据蒙方的记 载,“南清北覲,其下杀清妻子以叛”。另据《宋季忠义录》的记载,周德荣“密约守将段元 鉴入苦竹隘解围。事觉,不屈死。其侪马徽、白端战没”。周德荣与马徽、白端在此役中殉国。同年十二月,宋廷诏令隆庆守臣段元鉴推赏守御将士 和反正官兵,并遍犒内城居民,免租赋五年。由此可见,宋廷对苦竹隘的重视和对收复苦竹隘的兴奋。

回到宋军手中的苦竹隘仍然不断遭到利州蒙军 的攻扰。宝祐三年(1255 ) 春,宋将焦达向苦竹隘护 送粮食,被汪德臣劫夺。十月,宋军重兵护粮往苦竹 隘,再次被汪德臣夺取。同时,苦竹隘宋军也在加固 城防。段元鉴因收复苦竹隘之功而升任隆庆军政长官,在收复后对苦竹隘进行过整修,现存完好的卷洞 门就是他主持修建的,至今拱券上保存的刻文云: “宝祐乙卯七月吉日,武功大夫右骁卫将军知隆庆 府事节制屯戍军马任责措置捍御段元鉴创建。”一年后,段元鉴再升为沔州御前驻扎诸军都统制兼顺 庆知府,成为青居城(今四川南充青居镇) 主将,而接替驻守苦竹隘的是杨礼。

宝祐五年(1257) ,蒲泽之组织和指挥宋军围攻利州城。这应该是南宋争夺蜀道的最后一搏,仍然以失败告终。至于失败的原因,宋理宗曾说:“蒲择 之甚欲取宝峰,以粮运不继,又值霖雨,器械损,因此中辍。” 在皇帝看来,这次收复利州失败 主要是后勤保障不继造成的,并为失此机会深感可惜,但他坚持厚赏参战部队,尤其是剑门关将士,这 也意味着南宋被迫以苦竹隘至剑门关为第一道防线了。

正因为如此,苦竹隘守将杨礼放弃苦竹隘,移守吉平寨,遭到宋廷断然否决,并责令返回。

( 宝祐五年四月) 壬申,上曰:“李遇龙奏,杨礼舍苦竹隘而守吉平,北兵有占苦竹隘之谋,宜谕蒲择之急为进守计,以破其奸。”( 程) 元凤奏曰: “向来段元鉴克服此隘,极为不易。杨礼不应轻弃,令择之急作措置,毋为鞑所据。当更 趣之。”…… 己卯,上曰: 蒲择之申,鞑窥苦竹隘,乞调兵合驱逐。”

史书上没有交待杨礼放弃苦竹隘的原因。根据我们 实地调查的认识,可能是这里地处偏远,道路陡险,人员和物资出入极为不便,又屡遭蒙军抢夺。杨礼 或在李遇龙奏报前已移守安西堡,以致都省有这样的进奏:

知隆庆杨礼守安西堡,鞑兵搏城,招诱投拜。礼愤激诟骂,率诸将共射之。

此后不久,杨礼可能放弃安西堡,回到更容易坚守的苦竹隘,并最终战死苦竹隘。

宝祐六年(1258)秋,蒙哥汗亲率四万大军,号称十万,三路攻蜀:“蒙古主由陇州趋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趋米仓,万户孛里叉由渔关趋沔州。”蒙哥从大散关入蜀,沿金牛道而下,直达利州。在这里对汪德臣修筑利州城、固守宝峰山 大加赞赏。接着,汪德臣在白水江上架设浮桥,蒙军渡江而南,随即对安西堡、剑门关、苦竹隘、长宁山、 鹅顶堡等宋军城堡发起攻击和占领。不过,南宋文献并无这次保卫安西堡、剑门关的记载,宋军可能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苦竹隘,主动放弃安西堡和剑门关,以致蒙哥不战而入剑门关。

苦竹隘攻守异常惨烈。宋朝在苦竹隘借助天险、长期备战和蒙哥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狂妄心理是苦竹隘攻守惨烈的重要原因。早在宝祐五年 (1257)冬,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就向宋廷奏报:“鞑窥 苦竹隘,乞调兵会合驱逐。”也就是说,宋军备战在一年前就开始。这是蒙哥由大散关而剑门关的第一战,志在必破。蒙哥首先放归在叙州被俘的宋军都统张实到苦竹隘劝降,随后亲自击鼓督战,汪德臣、汪忠臣、史枢、张拔都、薛塔剌海、董文蔚等 骁将各尽其能,第次轮番仰攻苦竹隘。然而,狭窄的沟谷、陡峭的山体,使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无法施展其军力。时人为汪忠臣、汪德臣兄弟撰写的神道碑,对蒙军攻打苦竹隘有着详略不同的记述。王鹗在《汪忠烈公神道碑》写道:

苦竹隘碉壁峭险,有请建天桥者,上以问公( 汪德臣) ,对曰: “先登陷阵,臣所不辞,桥之成 否,臣不敢知。”已而桥果未成。公躬率将士鱼 贯而进,上目击,叹曰:“人称汪总帅胆勇,果非虚誉。”南军赵仲武开门纳款,而守将杨礼拒 战。我军奋击,尽殪之,夷其城。这段文字透露出三条重要信息:一是蒙军曾企图在沟谷上架设天桥以达隘内,但没有成功;二是宋军将领赵仲武开门纳款才是苦竹隘被破的关键因 素;三是蒙军破隘后实施了野蛮的屠城。

蒙哥一面遣死士偷袭和强攻东门,一面吆喝呐喊,制造声势。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载:

(剑门)关之西隘曰苦竹,隆庆府治其上, 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者也。其南一途,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敌 尽锐御者惟此。而帝敕诸军,攻未至某地,无张汝帜,自伐鼓督之。公(汪忠臣) 前登,帝望帜 张,倡伪歌呼,六军和之,声动天地。隘之兵民,飞崖如蝶。前是获敌张都统,仗为蜀导,反绐帝 曰: “吾能诱此柵令降。”遣入行,则反为敌用, 且泄吾军何地强弱,何仓丰馁,教使勿下。帝为书系筒箭三,射入栅,令必生致。获之,磔以徇。

这则材料对蒙军攻破苦竹隘的记载更为详细,除描述苦竹隘易守难攻外,还特别记录了两件重要人事:一是苦竹隘是被蒙哥引导蒙军“喊破”了的,六军呐喊,声震山谷。其实,这时仅史枢率数十人入隘偷袭而已。据《元史·史枢传》,在蒙哥无计可施 之际,史天泽部裨将史枢奉命侦探苦竹隘地形,夜率数十名精兵,缒绳入数百尺的绝涧,再攀缘苦竹隘峭 壁而上,“得其所以至师之处”发出信号。蒙哥急令取之。 东门守将赵仲武乃 献 城 门 投 降。随军 文臣耶律铸由此有诗 曰: “千岩万壑殷晴雷,捲起千堆万堆雪。飞阁尤非地 上行,剑门呼似天中裂。”二是蒙哥在攻 打苦竹隘前就启用俘获的宋军大将张实入隘劝降, 而张实借机脱身归宋。张实乃余玠治蜀时最信用的 都统,主持修筑有巴州小宁城、平梁城、得汉城,在川 南与蒙军大将纽璘作战中被俘,利用劝降的机会,入 隘内与守将杨礼“共誓死守”这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值得考辨的问题,那就是 张实入苦竹隘在战中还是在战前已入隘。在《元 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九月,驻跸汉中。都元帅纽璘留密里火者、刘黑马等守成都,悉率余兵渡马湖,擒宋制置使张实。遂遣实招谕苦竹隘,实遁。

据此,张实并非在苦竹隘之战时以招降脱身,而是在被俘的九月即以劝降为脱身之计。从南宋方面 的记载看,这一说法也是成立的。宝庆六年(1258 ) 十月丁亥理宗说:“张实久陷北地,今单骑来归,忠 赤可尚。”丁大全请予嘉奖,遂 除张实为和州防御使。而蒙古攻打苦竹隘在十月戊子,宋 廷得知张实归来则在前一天的丁亥。这在当时的通 讯条件下,张实只能是被俘不久即以招降苦竹隘而 脱身了,不会是苦竹隘之战中,此时才能为宋廷所得 知。不过,张实在苦竹隘被破时的十天后再次被蒙 军捕获,并处以肢解。

三、苦竹隘之战对巴蜀战局的影响 苦竹隘之战最终以杨礼等将士战死、张实被肢解、山城屠洗而结束,随即宋军屯守的长宁寨被破,守将王佐、徐昕等将士战死。而同时主动前来请降 的龙州守将王德新得到了蒙哥的应允,保住了自己 的官位、保全了龙州一城之性命。战与降两重天,都直接影响着巴蜀战局。

首先,苦竹隘之战对蒙哥大军的心理影响巨大, 助长了狂妄、轻敌心理。宋朝在蜀口的防御设施在 苦竹隘之前已经被摧毁,蜀口的防御主力在大安之 战中已经被击溃,利州以北的蜀道完全被蒙军控制。 前锋汪世显在击溃曹友闻所部宋军时说过: “吾已 撤蜀之藩篱,行 寝其堂奥矣。”蒙哥大军入 蜀,一路畅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到达剑门关。 如果拿不下此隘,必然损毁其大汗声威,这不仅达不 到压制在汉地威望日益增长的忽必烈,而且耽误其 与在蜀蒙军的汇合东下,进而耽误与鄂州蒙军的汇 合灭宋。因而,蒙哥及其谋臣武将决计拿下苦竹隘, 没有绕越南下的想法。实际上,绕越苦竹隘并不影 响其整体南下,此前利州守将汪德臣就多次绕越苦竹隘,沿嘉陵江南下攻掠。在攻城中尽管遇到了宋 军的顽强抵抗,蒙哥有过不切实际的搭桥攻城想法, 但也丝毫未动摇拿下苦竹隘的决心,竟然在吆喝呐 喊声中拿下了这座在巴蜀山城中最为易守难攻的关 隘。这无疑刺激和助长了蒙哥攻无不克、无坚不摧 的狂妄、轻敌心理。在随后围攻阆州大获城 (今四川苍溪大渡乡大获村) 和蓬州运山城( 今蓬安县河 舒燕山寨) 中,尽管损兵折将( 汪直臣死于攻打运山城) ,但蒙哥坚持武力威慑,也确实起到了横扫川北 的实效,大获、运山、青居(今四川南充青居山)相继被迫投降,一路凯歌的蒙哥在青居城时得知合州钓 鱼城拒降杀使,便挥师南下,围攻钓鱼城,所谓“拉槁”之势。

时蓬州壁运山,阆州壁大获,顺庆壁青居,广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东南扺合壁钓鱼山,渠江水会其下,石邑入云,其帅王坚据不即下, 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势, 不弃去而必拔之。 即使在多次攻城失败,军中瘟疫流行的情况下,

蒙哥仍然拒绝了绕越钓鱼城、沿江东下的提议。在讨论攻取钓鱼城时术速忽里提出:

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 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 之锐,用降人为向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 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峡 不日可下,出荆楚,与卾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 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立 无援,不降即走矣。

应该说,在夏季来临、屡攻受挫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平定南宋的正确策略,但不仅没有得到蒙哥的采纳,反而被蒙军将领讥笑为“迂”。 可见,苦竹隘的攻取刺激和助长了蒙哥及其将领的 轻敌和狂妄心理,是蒙哥大军顿挫于钓鱼城下的重 要原因。

其次,苦竹隘之战对宋军川北守将的影响巨大, 导致整个川北防御的全面崩溃。宋朝军民通过《黑鞑事略》等使者见闻已经对蒙古“屠城”有所了解, 苦竹隘之战把“屠城”从恐怖的传说变成了眼前的 事实。

宋守将赵仲纳款,而杨立犹拒战,奋击,尽杀之。

……宋龙州守將王德新,遣所亲愿效顺,以郡民为祈,奏如其请。

苦竹隘之拒战被“尽杀之”,而龙州主动表降则 “如其请”,对其他宋军山城震动很大,并成为各城 将领决策战与降的重要参考。按照常理,赵仲武既 然已经献出东门归降,而蒙军也正在由所献东门进入城内,那么苦竹隘应当免于屠城,但蒙哥只赦免了赵仲武一家,“诏毋犯赵仲家属,仍赐仲衣帽,徙于隆庆”。原因在于蒙古对屠城有着制度性的规定,所 谓“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尽管不断有谋臣对“屠城”提出异议, 认为“屠城”对国家有害无益,但蒙古时期仍然顽固 执行,即使在元朝初期也没有完全停止。

大获城在苦竹隘之战后第一个面临战与降的选择。主将杨大渊身任金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阆州,其兄杨大全在抵御蒙军的叙州之战中殉国,与蒙古有着不共戴天的家仇国恨。因而,最初选择了战,以致杀掉了蒙古的劝降使者王仲,后来在数万蒙 古大军的围攻下,且水门被蒙军汪世显部所破,蒙军百户长张立“统锐卒,攻陷外堡,夺战船百余艘”,山城破在旦夕,而城内不仅驻有守城的军队和避战的民众,而且住有杨大渊整个家族成员,包括其弟杨大楫、其子文粲、其孙应之、其兄大全之遗孤文仲、文安等,只得改作“降”,“遣子乞活数万人命,引至帝前为请,旦日,大渊率众降” 。即使如此,蒙哥仍然欲“屠其城”。李忽兰吉、汪德臣等力谏乃止。

大获山守臣杨大渊纳款,已而逃归,宪宗怒,将屠其城,众不知所为。德臣谕忽兰吉曰: “大渊之去,事颇难测,亟追之! ”乃单骑至城 下,门未闭,大呼入城曰: “皇帝使我来抚汝军 民。”一卒引入,甲士环立。忽兰吉下马,执大渊手,谓之曰: “上方宣论赐赏,不待而来,何 也? ”大渊曰: “诚不知国朝礼体,且久出,恐城 寨有他变,是以亟归,非敢有异谋也。”遂与偕 来,一军皆喜。忽兰吉入奏,宪宗曰: “杨安抚反乎?”对曰:“无也。”宪宗曰: “汝何以知之? ” 对曰: “军马整肃,防内乱也; 城门不闭,无他心也;一闻臣言,即抚绥军民,从臣以出,以是知之。 接着,杨大渊现身说法,劝说运山城守将张大悦

投降。张大悦最初也选择了拒战,并打死蒙军先锋汪德臣之弟汪直臣,但其外城很快被攻破,而运山城 的军力远不及大获城。运山城原本系杨大渊主持修 建的,张大悦为其继任,其劝说立马见效,杀掉反对 投降的利东转运使施择善,投降了蒙古。

青居城守将为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段元鉴

兼知顺庆府,曾以反正苦竹隘归宋而成为大将,应该 是主战将领。可其偏将刘渊在大敌来临时杀掉段元 鉴投降。青居城不曾一战,便成为蒙古的前沿军事 基地。蒙哥也由此尝到招降纳叛的甜头,竟然在军 帐前面树起招降旌旗,“时旌门外,敕树受降旌,凡 降者于其下,待诏优恤”。随军文臣耶律铸赋诗描 绘其宋将投降场景曰:“会闻蓬阆朝真仙,簟食壶浆 尽迎谒。纷纶诸将无虚日,争奏归期争献捷。旌门敕树受降旌,冀致穷民遂安帖。”此招确实 有成效,广安大良城可谓传檄而定,其守将蒲元圭接 到招降文书便归降了。

当然,也有如钓鱼城、礼义城者,招而不降。蒙哥大军驻扎青居山,遣晋国宝为使,劝钓鱼城投降,而兴元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王坚选择了拒战,这意味着无论是出于对赵宋王朝的忠诚,还是出 于当初不悉知蒙古军力的选择,但只要选择了拒战 就只有血拼到底,否则将会被屠城。钓鱼城追杀晋 国宝极大地刺激了蒙哥的狂妄、轻敌心理,随即挥师 南下,最终顿挫于钓鱼城下,临终还留下了“屠城剖 赤”的遗嘱。畏惧屠城是钓鱼城直至宋而不 降的直接原因。安西王相李德辉先后在青居城和成 都致书张珏、王立劝降。“不屠城”当是钓 鱼城归降的重要条件,尽管在执行归降的过程中多 有曲折,但元朝还是兑现了这个条件。

结语

苦竹隘自端平三年(1236)创建屯兵,至宝祐六年(1258) 城陷被屠,其间因南永忠反叛而归蒙古,旋因周德荣、段元鉴里应外合而收复,二十余年间实为南宋抗御蒙古沿着蜀道南下的最后一座堡垒,而苦竹隘之战则实为蒙哥南入巴蜀内地的第一战,由于宋军据险抵抗而被破,苦竹隘被“夷其城”,这对蒙宋两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刺激和助长了蒙哥及其将领的狂妄、轻敌心理,是蒙哥大军顿挫于钓鱼城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宋军对“屠城”的 恐惧成为川北各个山城主将决策战与降的重要参考,在实力不足以遏止蒙军南下的情况下,多数山城 选择了投降,由此导致了整个嘉陵江流域防御的全 面崩溃,战火迅速漫延到了钓鱼城和重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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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8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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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易学源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