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论选摘

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机理

赵庆秋

2020-07-27 10:26

李木洲 曾思鑫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文化激励与至公理念:高考“唯分数”形成的价值前提

 

价值认同是社会制度形成与实施的重要基础。高考“唯分数”作为一种制度运行方式,其得以形成与持续实施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价值认同。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尤其是自公元605年隋炀帝始置进士科以来,中国开始进入科举时代,并逐渐形成了“学而优则仕”“考而优则仕”的社会认知与文化传统,而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演变为考试社会。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被废,科举时代得以终结,乃至封建社会宣告结束以后的近代社会和当代社会,考试仍然被作为最为重要的国家人才选拔方式。民国时期,考试权不仅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并列,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制衡权力之一,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考试机构——考试院,统筹全国的各项重要考试业务。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政府于19381940年间还促成了短暂的全国统一高校考试招生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沿用了民国时期的单独招考、校际联合招考以及区域统一招考等高校招生方式,而且还于1952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并延续至今。可以说,考试作为人才甄别与选拔方式,在中国自其诞生便备受推崇,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发展与完善。

究其缘由,一方面,在于考试具有现实的文化激励功能——阶层流动。科举考试在中国考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前科举时代国家人才选拔长期处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固化局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与常态,并促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考而优则仕”等崇尚向学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基因里面,考试活动自古就蕴含了突破阶层、改变命运等正向激励功能。一方面,在于考试包含了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公平至上。纵观千年科举考试发展史,其历经了“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取士标准从主观到客观、考试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到兼顾区域公平、考试规制从简疏到繁密”等系列变革,但“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10]。通过不断变革,科举制度最终以其群众性、完备性、严密性等特点,塑造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形象,并整合出传统中国人在科举考试面前“机会均等”与“平等竞争”的价值共识[11]。而这种公平的价值观念又被后科举时代也即近现代的考试制度所继承与强化。可以说,由于自古至今的大规模纸笔测验类考试基本以“程文高下”“分数高低”为评判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唯分数”不仅是一种考选模式,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和价值观念的认同。

 

分数优先与客观可比: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制度条件

 

制度是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追求更大利益的具有公共性、博弈性、激励性及惩罚性的系统规则[12]P28)。高考既是一项国家教育选拔性考试制度,又是一项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制度,而高考“唯分数”在本质上是高考制度设计与实施的一种表现形态或运行方式。因此,探寻高考“唯分数”的形成需要从制度视角加以审视。长期以来,尽管“唯分数”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够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里,“唯分数”可能是相对更优或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因为理想的制度运行需要有理想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形成人类相互作用的约束,它是由正式约束(法律、宪法等)、非正式约束(行为规范、习俗和自我施加的行为准则等)及其实施特性所构成”[13]P417)。约翰·L.坎贝尔也指出:“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监督与实施机制以及意义系统,并规定着组织得以运行、相互作用的背景”[14]P1)。换言之,制度是“由正式的成文规则以及那些作为正式规则之基础与补充的典型的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15]P5)。因此,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与推行,除了其本身需要“理论正确”以外,还需要有与之相协调的“制度环境”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或取得较好的制度效益。

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制度条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分数优先的招生录取规则。统一高考制度自1952年建立,便将考试成绩明确作为高校招生录取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关于应届毕业的高中学生……根据全国招生委员会所订招生调配计划并参考成绩及志愿,录取分配至各高等学校。”[16]P11-121962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六二年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录取新生的办法,应该按照考试成绩的高低和考生志愿填报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分段进行录取。”[16]P428-429)由此“分数”在高校招生录取中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化。之后虽有几次调整,但主要是对录取分数段的调整,“以分取人”的总基调没有变。恢复高考后,高考分数在高校招生录取中的地位没变。同时,伴随标准化考试的推行,直观的“分数”逐渐演变为人们心目中的重要评判标准。可以说,高考制度对“分数”重要性的设计与安排,为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生存空间。二是客观可比的评价特性。标准化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是高考的两大测评方式,二者各有优劣利弊,标准化考试的优点在于考试内容客观可测、考试分数简单可比,而综合素质评价往往采取质性手段评价,不仅存在主观判断的问题,而且评价结果难以量化,使之在高校招生录取中长期处于“次要参考”地位,且硬挂钩后其最终所占高考总分的比重也较小。因此,客观可比、简便易行是量化“分数”自身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尤其是在注重考试公平的背景下,高考作为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社会基础性制度,必然会趋于谨慎与保守。如同刘海峰教授所言:“高考虽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制度。”[12]P366)或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高考“唯分数”只是一种必要的制度之“恶”。

 

高度竞争与利益理性:高考“唯分数”形成的现实基础

 

制度的产生往往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高考“唯分数”的形成也不例外。高考作为国家大规模教育选拔考试,不仅涉及利益群体众多,社会关注度高,而且竞争激烈,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入学机会竞争异常激烈,这些现实情况构成了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外部条件。就竞争性而言,高考是典型的高竞争、淘汰性选拔考试。据统计,我国的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6%增长到2018年的81.13%20年间翻了2.4[17]2019年浙江、江西、广东等多省市的高考录取率更是超过90%。然而,从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的本科录取率来看,其总体偏低,并且本科层次越高竞争越激烈。如2019年高考普通本科录取率为44%,一本批次平均录取率为18%,这其中又大约只有5%的考生才有机会进入“双一流大学”[18]。可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基本决定着高考竞争的激烈性,这种高度竞争的态势又意味着考生、家长及社会对高考公平的更高要求与更高期待,而以客观刚性的考试分数为评判标准成为确保高考公平最便捷、最高效的选择。因此,高考的高度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高考“唯分数”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就利益理性而言,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会从自身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高考作为大规模教育选拔考试,所涉利益主体主要包括考生、学校、市场、国家等,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又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譬如,考生(含家长)的主要利益在于公平地考试竞争并获取更优的高等教育资源;学校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更高的升学率(中学)和优质的生源(大学);市场的主要利益在于长远地获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国家的主要利益在于通过科学地人才选拔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建设者与后继人,同时国家(政府)作为高考政策的制定者,其利益还包括确保制度推行风险最小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然而,在理性的利益博弈中,维护公平与社会稳定往往成为首要考虑的利益因素,而以分数为重的招生录取模式无疑具有先天的兼顾多方利益的优势所在。因此,利益理性也成为高考“唯分数”的重要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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