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 理论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特点、现状与潜力发掘研究

沈华

2020-05-08 09:12

徐 望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 第 3期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拥有着缤纷各异的文化,这使得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文化资源的宝库。伴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研究渐热。然而,对于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今天,我国政府正积极拉动民族地区文化消费,启动了民族地区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加强关于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国外研究文化消费的理论伴随着 20世纪中期以来对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升温而升温,这一理论的发展密切结合了文化消费不断兴起以及物质消费文化化的消费发展趋势。早期阶段,马克思前瞻性地关注了商品符号价值作为消费对象的社会现象,这可被视为文化消费理论萌芽。中期阶段,法兰克福学派以精英视角对 “文化工业” 中的大众文化消费现象进行批判;凡勃伦、齐美尔、洛文塔尔、布尔迪厄等人把文化消费和社会结构、阶级、权力等联系在一起;以 1970年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的出版为标志,消费社会理论成型,标志着对符号消费 (物质消费符号化/文化化) 的批判理论生成。后期阶段,辩证反思与视角多元的文化消费理论不断建构:很多学者对于此前的批判性理论进行了反思,以乐观积极态度重新审视文化消费,从自我实现、文化再造、生活美学、创意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多元视角进行探讨。

在我国,1985年的全国消费经济研讨会上首次提出 “文化消费” 概念,文化消费问题从 1987年起成为消费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话题。21世纪初,国外 “消费社会” 理论引起国内学界关注,加之从 2000年起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正式起步,学界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迅速升温。自2010年开始,我国政府倡导扩大内需,此后文化消费理论建构也随着文化消费的发展而进入了“快车道”,学者们或引介国外理论,或关注国内

现实,从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多角度展开研究,大多数研究结合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关注文化经济增长。在文化消费研究中,民族文化消费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涉及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文化消费的社会整合与民族心理建构功能、民族文化产业与文旅融合等,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特点

(一)民族文化消费多具有超消费的文化心理意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客观因素即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生产力和社会历史等因素,主观因素则在于民族文化心理,这是一种基于 “想象的共同体”之上建构的具有高度同构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格尔茨深刻分析阐释了这种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提供了一种民族志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方式,揭示了文化的民族

心理结构意义。任何民族的文化心理都具有层次复杂且衍义丰富的架构,既有层叠积淀的历史文化层,又必然无时不刻不受时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导致各种 “文化混血” 和文脉变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民族文化心理具有相对稳定性,诚如丹纳所言:“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和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一个民族原生的原初形态的文化心理结构往往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经过了反复取舍和不断改造而积淀下来,因而适应了各种文化形态,成为一种既具有深层结构又相对稳定的成分。但也不能说,民族文化心理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之下,其中和时代文化要求相融的成分会发展得更好,而相悖的成分就会被抛弃。其必然位于历史 (时间)纵坐标和社会 (空间) 横坐标共同建构的时空坐标系中以优化的原则不断更迭演进。研究民族文化消费无论如何无法逃脱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范畴,研究者们也必然会发现:民族地区民众的各种文化消费行为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活动,这类行为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消费者所追求的不仅仅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费活动,其所追求的更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符号价值,因此,文化消费者通常具有丰富的超消费的民

族文化心理意义。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其民族传统服饰的消费就超越了通常的服饰消费的意义,应当被视为传统民族文化消费———尽管这些服饰工艺繁复、穿戴不便,舒适性和功能性都不如现代服饰,但是这些服饰被保留至今的深层原因正是民族文化心理延续和巩固的典型写照,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直观反映;少数民族欢度丰富多彩的节日,举办各种盛会、仪式时对于衣着服饰、节日饮食等的消费,都是为了巩固民族记忆、深化民族心理认同的文化消费,不能被视为一般的衣食消费,而节日期间开展的歌舞游戏、体育竞技等活动,就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外化;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艺和工艺,始终是少数民族人民文化消费的重心,诸如侗族大歌、傣族孔雀舞、藏族唐卡、苗族银帽等,不但是该民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颇具标识性的民族文化符号。

(二)民族文化语境造就民族文化消费心理和习性

可以认为,民族文化语境就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最主要地体现于特定的民俗习惯上,展现出特色鲜明的民族和地域风情。民族文化语境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性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塑造、支配、调整着民族中每一个个体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民族文化语境必然造就民族文化消费心理和习性。在文化消

费心理方面,民族地区民众对于民族文艺娱乐、民族体育活动、民族工艺产品、民族宗教艺术等的心理卷入度显然较高,对于民族风格的心理认同感和依恋性较强;在文化消费习性方面,民族地区民众具有围绕民族节日、民族宗教、民族语言等开展文化消费的习性,往往颇为注重仪式感和传达符号象征意义,特定民族特定的文化消费习性集合体就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习俗,可见,民族文化消费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尽管处于全球化、数字化、大众文化时代,但民族文化语境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民族文化心理在纯洁性上虽然有所消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城市大众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基于旅游经营的民族文化商业化表演等———的冲击。但是,从根本上看,由于民族文化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遗传性,民族文化也没有因此而遭受彻底颠覆。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源于民族世界观哲学、民族宗教信仰、民族神话传说等,其在各种民族文化仪式中被反复 “外化于形”,最终达到“内化于心”。而纷繁的民族文化仪式为民族文化消费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这其中,以民族节日为典型。民族节日是一种很好的民族文化循环式展演固化,其 “通过不断地重复展演来显示一种共同的文化意义,它的存在可以将群体的身份认同体系保持活跃的状态而不至于陷入停滞”。在我国,

同汉族节日相比,少数民族节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流程上,都明显更加繁缛,承载的文化意义十分厚重,发挥着民族文化再生产的作用。少数民族人民在民族节日上的文化消费不但是不吝啬的,甚至是铺张的。他们在节日期间盛装打扮、狂歌纵舞、铺设丰宴,节日俨然是民族文化艺术事象最宏大的汇聚展示场,并且,这种汇聚展示还有着超越时空,与民族神灵和祖先对话的意义,于是,他们的服饰、文娱、吃喝等一系列消费都充满了文化性、审美性和神圣性。可见,这种由民族文化语境造就的民族文化消费心理和习性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我国不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今天,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文化被发扬光大,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被更好的传承保护,民族文化语境得到维护,民族文化心理得以巩固。今天,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已经遍及各地,民族文化消费生机勃勃,民族民俗文化大放异彩。

(三)民族地区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易发审美疲劳

尽管民族文化语境具有高度稳定性,民族地区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的高度心理认同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民族地区民众对于具有高度本民族文化属性的文化产品进行消费,特别是凭借民族文化习俗的契机进行集中式、规模化的消费,究竟是延续文化传统的惯性使然,还是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很难判断哪一种动机成分更多一些。民族地区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固然充满深情,不可能忘本,但是见惯不怪的心理也也未必就能使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很多时候进行文化消费仅只是为了应对仪式的要求;而且,应当注意到,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审美疲劳度在当下城市文化、商业文化盛行的年代时有升高迹象。

具体分析民族地区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产生审美疲劳的原因,发现有如下三点:第一,缺乏审美距离导致审美疲劳。19世纪德国美学家 R·费肖尔曾说: “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美化一切。”瑞士 学 者 E· 布 洛 于1912年提出了审美的心理距离说,即指审美主体与对象在实用性、具体性方面的一种心理间隔,是“一种对经验的特殊的心理态度或看法”,这种距离的产生并不在于审美者观赏视点的移动,观赏时间的缩短或延长,而在于观赏者的心理变化。这种心理变化是通过把对象所生的感受与一个人的自我分离开和把对象放到实用的需要和目的考虑之外而得到的。审美的心理距离使主体摆脱现实的利害和欲望,而着重于对象形象的观赏。这样,物我关系即由实用的转变为审美的。根据这一理论,民族地区民众时刻都处于本民族文化的包围之中,缺乏有效的审美距离,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产生审美疲劳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审美眼光功利导致审美疲劳。康德认为美不等同于一般快感,因为一般快感都涉及利害计较和欲念满足,而美感则不涉及这些,它只对对象的形式感兴趣,而不是存在;审美活动只是对对象的观照而不是实践。美是无利害的快感,无概念的形式,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且美所引起的快感是普遍的必然的。康德的这一理论说明了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无功利的活动。据此看来,民族地区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之所以产生审美疲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带着功利眼光来看待其文化。典型例子如:游客去民族地区旅游,认为少数民族的建筑别有风情,是一道景观,这是由于游客纯粹是观光旅游,眼光毫无无功利;而生活于当地的民众则难以做到无功利地审美,他们看到的是不够现代化、是落后破旧,恨不得 “把这些破房子全拆了,盖上城里式样的楼房”。

第三,文化自信不足导致审美疲劳。由于民族地区大多是欠发达地区,许多还是贫困地区,这种经济落后的现状导致当地民众缺乏文化自信,自认为经济落后就一定是各方面都落后,自认为文化也是落后的,而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导致他们不能正确审视其民族文化的美好优长之处,导致他们对于一些外来文化产生莫名的崇拜之情,最严重的结果是对自己群体的文化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

二、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现状

(一)民族地区文化消费深受当代大众文化影响

当今时代,大众文化借助现代文化传播体系而呈现出大融合 (包括媒介融合和文化融合) 和超时空的传播趋势,表现出强大的渗透性和交融性,广泛且深刻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结构、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族文化出现了文化特质交融化、文化消费娱乐化、民族文化符号化等新的特征。

首先,大众文化的广泛流行导致了民族文化交融化,并影响了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消费口味。少数民族人民通过大众传媒接触到本民族以外的多元文化,导致文化观念产生变化、文化生活方式逐渐转型,相互之间借用彼此文化特质的现象经常发生,例如:在穿着打扮上追逐都市时尚和国际风潮,女士穿短裙、男士穿西装十分普遍,民族服装

早已不被作为日常装束,只在民族节日和特定仪式场合才被穿戴;在建筑装潢装饰上,许多人喜欢欧式、美式、现代式的风格;甚至在饮食习惯上,一些民族也逐渐汉化、西化,如蒙古族人民由于深受各种媒体和广告中对于健康饮食宣传的影响,逐渐摒弃 “肉食为主”“大块吃肉”的游牧民族饮食传统,开始注重食素。可以说,在今天,典型的、纯粹的民族原生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民族文化是注入了多元文化的形态糅杂、观念混杂的交融体。于是,民族文化消费口味也呈现出这种交融倾向,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加入了外来文化元素、流行文化样式的文化产品表现出更多的喜好,如爱看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崇拜非本民族偶像,青睐非本民族风格的艺术设计产品等。

其次,由于盛行于当代的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高度娱乐化,少数民族受此影响,其文化消费活动也日趋娱乐化。少数民族人民不但热衷于消费文化娱乐产品,如刷 “抖音” “快手”、参加娱乐性节目、追逐娱乐明星等;而且,其传统文化的神圣性、仪式性也日益消解,民族传统文化还常常消融在娱乐文化当中,成为一种有民族特色的娱乐文化元素,以此吸引消费。显然,大众文化要求文化消费品具有亲民性、娱乐性,呈现出文化后现代化的草根化倾向;要求文化去精英化、去经典化、世俗化、娱乐化;要求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如约翰·费斯克指出的:“文化不是指在艺术杰作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普遍的 ‘人类精神’,而是工业化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是工业现代化中社会的方法。”

再次,由于民族文化不断消融在大众文化之中,今天的民族文化更像是抽象的符号而日渐丧失具体的内容和内涵,民族文化消费就是消费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符号化的民族文化。文化市场所谓的民族文化消费,如购买民族工艺品、观赏民族歌舞等,大多只是消费了民族文化的符号形式,尚未达到消费其中的内容内涵。可以说,这种消费类似于阿瑟·丹托所言之典型的、纯粹的艺术叙事已告终结那样,典型的、纯粹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已经走向了终结。当下,民族文化艺术往往只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存在,消费者们消费它们只是为了占有符号象征意义,而不必具体了解其中的文化意蕴;民族文化产品中复杂的、具体的文化意蕴被消费者忽视,只有浅显的、抽象的符号形式才被关注。这些符号形式如民族造型图案、民族舞蹈动作等,消费者们通常认为只要接触这些表层的符号形式,就等于消费了民族文化。

(二)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品吸引大量外来消费

从整个文化艺术潮流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经历了由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的历程,也即从“祛魅”到 “复魅”的循环变更。当前,我们正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当中,其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回应,排斥 “整体” 的观念,背离工业化、现代化生产模式下标准化、一元化的产品特征,反对“功能第一,美学第二” 的设计理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注重凸显文化艺术的民族性、历史性,以体现文脉传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句话就是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的写照。今天,具有民族风情的文化旅游产品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我国作为一个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吸引大量外来消费。进入文化消费领域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主要分为有物质载体和无物质载体的两大类:前者主要有民族建筑、民族工艺品、民族服饰以及民族特产、民族医药等,几乎所有游客都会对这些产品进行消费;后者主要有民族文艺、民族体育、民族宗教活动、民族节庆仪式、民族风俗习惯等,因其观赏性、娱乐性、体验性以及神秘性的特征,也是游客非参加不可的项目。

我国少数民族的风光古迹吸引大量外来消费。民族地区大多地理环境特殊,民居式样特别,拥有神奇旖旎的自然风光和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现在,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旅游景区模式:依托知名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的经典景区模式;依托富于观赏性、休闲性的农田农业的农业景区模式;依托民族村镇的古镇村寨景区模式。

今天,民族地区走文旅融合的文化产业振兴之路,吸引大量外来消费,必然造成民族传统文化商业化。应当看到,民族传统文化商业化为民族文脉传承带来契机,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三、民族地区文化消费潜力亟待发掘

(一)民族地区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潜力可观

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存量极为可观,在发展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然而,受制于欠发达的经济水平、尚未到位的文化经营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为薄弱的基础建设水平、还未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文化传播体系,以及当地居民文化消费观念的迟滞等,致使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存量还未能充分转化为文化资本增量,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

第一,民族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潜力尚待进一步挖掘。纵观 “十三五” 时期以来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省份居民年人均文化消费数据,可见这些地区的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金额均低于全国水平,且涨幅微小。从客观因素上看,这是和民族地区经济生产力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够高直接相关的;从主观因素上看,民族地区居民还未把文化消费 (尤其是教育以外的文化消费)看作为和物质消费同等重要或者重要程度超过物质消费的必需性消费,并且文娱休闲的方式和一二线城市相比也不够丰富。

第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规模的潜力尚待进一步挖掘。以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省为例,“十一五”和 “十二五”的十年间,云南省文化产业以年均增长 20%的速度发展。 “十三五”以来,2016年,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453.65亿元,比上年增加 6.73%,占 GDP比重为 3.1%;2017年,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517亿元,比上年增加 13.96%,占 GDP比重为 3.16%。云南省计划在 2020年使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 10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 5%,与全国同步,使文化产业成为为支柱性产业。同时,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分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来看,“十三五”以来,2016年云南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有 628家;2017年有 743家;2018年有 763家,显现不断增加势头;虽然排名一直比较靠后,处于中下游位置,和非民族地区差距较大,而正因为有差距,才有上升空间。并且,民族地区通常是旅游业繁荣的地区,仍以云南省为例, “十三五” 以来,2016年旅游总收入4726.25亿元,同比增长 44.01%,接待海内外游客 4.31亿人次,同比增长 31.09%;2017年旅游总收入 6922.23亿元,同比增长 46.46%,接待海内外游客 5.73亿人次,同比增长 32.95%;2018年旅游总收入 8991.44亿元,同比增长 29.89%,接待海内外游客6.88亿人次, 同比增长20.07%。其旅游业增速一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可见,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大有可为。

第三,民族地区文化产品 “走出去” 拉动国际文化消费的潜力待挖掘。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文化产品在国内和国际这两个终端消费市场上的贸易情况极不均衡,对外文化贸易 (尤其是版权贸易)始终是一块短板,结构性逆差巨大。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查询其历年统计年鉴中 “主要出口商品数量及金额”,发现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其次是工业原料、工业制品等,仅有一些手工艺品属于出口量较大的文化商品,如竹编结品、藤编结品、草编结品等。当前,民族地区文化市场基本处于片面的内向型发展状态,不符合我国全面改革始终开放的姿态和对文化市场进一步开放、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要求;而文化外贸的强势区域几乎都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不符合我国协调均衡的区域发展要求。民族地区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潜力亟待挖掘。

 (二)民族地区文化消费潜力发掘路径

利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得天独厚的存量优势,将尚待挖掘的静态资源存量转化为作为经济增长点的活态资本增量,要打出 “组合拳”,通过提升内容创意、推广智慧运营、提供优质服务、严格市场管理以及落实 “文化扶贫”等一系列手段充分民族地区文化消费潜力。

第一,打造 “网红”民族文化创意内容。要引导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基于特有的民族文化根基,推进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打造民族文化 “大 IP”,形成 “网红”文化传播效应。民族文化创意的形式多种多样,诸如:手工艺品、文博文创、美食文创、生态文创、旅游演艺等,能从观赏性、功能性、参与性、娱乐性等多方面触动消费者。而无论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始终要坚持 “内容为王”,内容必然基于民族特色文化,即在题材、素材选择上要坚持 “文化为魂”,从而推动民族符号成为当代视觉文化重要部分,民族故事走出民族和走向世界,民族文化深入人心。

第二,健全民族地区 “智慧文旅” 平台。随着 “工业 4.0”进程的加速,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智能时代。人们的生活场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化,消费手段和消费习惯也呈现出线上化、移动化趋势,几乎离不开智能平台;加之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的一些特殊性问题,对于智能平台的需求更加强烈———仅就旅游消费而言,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大多数民族地区,游客对于智能化旅游服务平台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要对接时代要求和消费需求,开发建设 “智慧文旅” 平台,充分利用网站网店、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等,推动民族地区文旅消费实现智慧升级。

第三,优化民族文旅市场公共服务。文化消费是一项多元综合的消费,涉及多个行业部门和服务领域,因此,要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打造口碑和吸引 “回头客”,就要提供配套的、健全的、优质的公共服务,营造安全的、舒适的、便利的消费环境。要不断改进文旅消费安全服务,如防偷盗、保卫生和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效率等;要不断开发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项目,如幼儿托管、老人看护、伴游交友等;要不断将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相结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消费中的占有率,如将民族歌舞改编为吸引游客参与的广场舞,在为商业景区引入公益文化的同时,也展现了民族文化魅力,增进了文化消费体验。

第四,强化民族文旅市场管理执法。当前,民族文旅市场存在竞争失序、违法经营等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乱象,诸如旅游团欺客宰客、天价消费陷阱等负面新闻频频曝出,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扰,也损害了民族地区文化形象,需要严加整治以规范市场秩序。相关部门要推动建设文旅市场信息公开平台,防范化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卖方失信,买方挨宰” 情形;要推动建立文旅市场征信机制和退出机制,将违规和不法经营者纳入“黑名单”,限制其经营活动甚至直接清退,并进行公示;要推动落实实名制经营和消费制度,以此遏制 “黄牛” 倒卖行为,提升执法追查效率,强化买卖双方诚信意识。

第五,推进民族地区 “文化扶贫” 落实。民族地区仍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 “文化扶贫”还在路上。贫困问题在我国民族地区还未被消除,还存在 “被脱贫”“数字脱贫”现象。这制约了民族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能力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而比物质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 “精神贫困”“文化贫困”,近年来,许多地区都大力倡导 “文

化扶贫”,主要包括 “扶志” 和 “扶智” 两个层面,手段主要有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特色文旅产业,以及加大文化教育事业资金与人力等各方面投入的倾斜力度等。只有推动民族地区 “文化脱贫”,才能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生机勃发、民族地区居民文化消费观念升级、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腾飞。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民族地区居民既深受当代大众文化影响,又通过发展特色文旅产业的途径吸引着各地人民对其民族文化产品进行消费。我国作为民族众多的国家,要使各民族文化基因永续传承,各民族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必然要使民族地区文化消费和民族文化协同发展。文化消费是使得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民族文化资本,并促进其积淀与活化的有效途径。拉动民族地区文化消费,既要激发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热情,提振其文化自信心,又要充分吸引外来消费者,通过文旅深度融合、民族文化 IP打造、民族文化 “融媒体”传播等,不断推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作者简介】徐望,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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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8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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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化发展及其向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