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 理论研究

矛盾尖锐、全局可控

——论全面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沈华

2020-06-12 03:52

刘 凡
《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国家经济安全正在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问题[1]。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人们对其经济安全的关注、担忧、思考、体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继续扩大开放、强化“更高水平引进来”战略的将来,经济安全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更大的外部风险[2]。在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框架内,对安全的威胁更多的与政治、军事等关联在一起,具体与国家经济主权独立性和外部资源可得性以及外部市场可入性直接相关,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战略资源储备、粮食与能源供应,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福利政策等方面,如果上述领域、环节被外部敌对势力控制,就极易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风险(Walt,1991)。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敌对势力对一国经济安全的风险和冲击长期而广泛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兴起,传统外部经济安全风险得以消解,新的风险相继出现,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一体化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都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任何一国的经济风险都可能通过国际贸易、全球金融对其他国家经济体系造成冲击[3]。可以说,全球化或者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深度与广度,延伸了全球市场范围,调整和优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也加大了由于市场竞争失 败而带来的国家经济风险(Miles Kahler,2005)。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外部经济安全风险一般发生在国家层面,在全球化时代中,个体和国家同时暴露在新风险之中。这方面,很多专家学者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4-9]。马林、雷家骕(2017)分别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和机制框架;景玉琴(2015)讨论了开放、保护与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保护本国产业

发展的做法,才能有效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水平;朱楠、任保平(2015)以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为背景,对我国经济安全机制的构建问题进行了阐述;白建华、胡国松(2015),刘建章、杨艺(2019)分别针对战略石油储备与我国石油能源安全和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进行了探讨等。通过以上研究可知,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新的经济安全风险。

为此,一方面要借助对外开放充分缓解传统外部经济安全风险,增加依赖性、减弱对抗性。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中充分借助“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在实现充分就业和提供基本消费保障的过程中,有效缓解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基于这样的思考,接下来就在开放条件下对中国经济安全的现实困境进行讨论,然后在多个层面给出可供选择的时代进路,希望中国在面临对外开放带来的诸多挑战的过程中,能够加快探索和积极应对,构建起强大的经济安全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经济安全的特殊背景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纯依靠资源禀赋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持续繁荣,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招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但与此同时,将一国置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除了可以提升其发展动能、加快其发展步伐外,还要切实维护其经济安全,这不但关系到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还关系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可见,对现代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是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开放度让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环境中积极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全新挑战。通常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让国家经济免受破坏或者免遭异己力量威胁或损害的“理想状态”,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场域中,国家经济安全自冷战以后就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与国家安全问题的非军事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经济安全的整体构建,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看,根植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特殊性;二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应然性。

(一)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特殊性

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上,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历史上较好的发展时期,但和周边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冲突却是时有发生,甚至有增无减,围绕政治安全、领土完整、海洋权益等进行的博弈长期存在。可以说,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十分广阔、深厚的历史背景,其内涵也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而进行着动态演变。(1)国家经济安全的背景解读。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国家经济安全都具有复杂而深刻的背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背景同样“深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无论是国内经济恢复还是深化体制改革,无论是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还是推动国际金融稳定,抑或是在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能源供需平稳方面,都承受了十分巨大、前所未有的外来压力与竞争。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中国经济安全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经济安全要素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综合化。时至今日,来自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诸多要素都成为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力量,当这些要素所涉及的经济安全问题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传统的经济安全手段显得“力量不足”,唯有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全新手法、有效工具才能加以应对。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化浪潮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开放条件的国家经济安全有着更多、更高、更新的要求。其间,无论是资源供给安全还是粮食供应安全,都是要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所依赖的国外资源能够有效供给,防止出现原料、燃料、粮食、技术等要素的供给不足。(2)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解析。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国国民经济生存与发展免受侵害或威胁,始终保持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继而在根本上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甚至有

着十分显著的区别。对前者而言,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需要面临更加突出、更加复杂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需要应对更为严峻的来自开放条件的诸多挑战。近年,在传统资源地位被稀释、资源概念的外延持续扩展的大环境中,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比如,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借助更多、更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禀赋,为了维护其经济体系正常运行需要优化金融系统和提升金融安全级别;为了不“受制于人”、在开放条件下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水平,就需要通过加强研发和技术引进掌握更多、更重要的核心技术,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为了突出其比较优势、削减其比较劣势,防止陷入“持续贫困”的旋涡中,需要有选择地发展本国的劣势产业(比如农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为了能够在国际交往中保持独立性和较多话语权,需要通过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或者参与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做法,切实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如此等等。

(二)基于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应然性

国家经济安全是扩大开放条件下产生的新安全范畴。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一方面,和强势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经济要素、产业分工还是在发展速度方面都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一旦出现了经济决策失误或者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的情况,就会导致综合国力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就成为其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任务。

(1)开放环境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发达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并不相同,发达国家意在借助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将部分技术相对滞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然后借助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的生产销售系统,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至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就处在了不利地位。尤其对一些资金匮乏和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过时产业,然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

(2)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不公正规则面前缺少话语权。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各类经济组织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操纵,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抑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发展中国家都鲜有话语权。这一现象会导致一个必然结果——发达国家掌控全球经济发展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这些被制定出来的规则通常都将发达国家利益视作核心,大量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安排并未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比如,当前的国际规则更多强调商品与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目的是突破国家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黏性”。但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中的技术、劳动力等的跨国界流动,却要听从发达国家的“声音”,后者为此设置的各种障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3)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选择容易出现失误。从已有的事实看,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获取的经济利益通常会因其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大打折扣。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国际市场汇率形成机制还是在其他方面,都缺少足够的影响力。此时,为了防止由于汇率波动而产生的本国产品(包括出口产品)价格波动,以及由此对国际贸易造成的“汇率打击”,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

和主要贸易伙伴国(以发达国家为主)货币(比如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在利率、货币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等指标方面出现了差异,这看似“正常的现象”会在差异累加到一定程度时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

(4)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体系内的劣势明显。在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时代以后,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如今,人类社会走向了知识社会和信息时代,该时代以知识剧增与信息爆炸为主要特征,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动力。但是,在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科技领域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并呈急剧扩大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技术的滞后一定会导致其本国产业的发展缓慢,无法及时进行升级换代,产业竞争力也会因此遭受打击,严重影响其经济实力的提升。

二、当前中国经济安全的总体特征:矛盾尖锐与全局可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动能都会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尤其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和挑战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更为巨大。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安全更是受到了来自全球疫情、金融震荡、能源供给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处在了历史高点。比如,我国居民投资率较高,国内消费需求疲软,消费动能急需拉动;人民币处在被迫升值的当口,汇率风险长期处于高位,加之国内消费需求萎缩,经济增速放缓,这对中国经济安全来说是极大的内在威胁。而在贸易安全领域,我国贸易依存度一直处在较高水平,虽然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但一旦处理不当或者出现突发事件,就会加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此外,我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巨大但结构单一,这让我国国际贸易更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我国与美国的经济摩擦与贸易争端不断,这对我国经济安全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时刻不能放松警惕。而在能源供给领域,自进入 2020 年以后,国际油价起伏不定,在 3 月下旬持续走低,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储备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让中国经济安全处在了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之中。在产业安全领域,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对很多核心领域仍然弱小的民族品牌、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不但让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受限,还极大威胁了中国产业安全。比如,特朗普政府就拿芯片作为“大棒”,肆意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在迎接多方面挑战的过程中,我国有必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一)中国经济安全的突出矛盾

1.中国经济安全面临整体性挑战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持续提升。一方面,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让中国获取了极大收益,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国内安全环境的联通性、互动性不断增强,使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的整体性挑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安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始终处在核心位置,这对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构建能够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抵御外来冲击和保持金融秩序与体系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经济全球化程度持续加深,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采取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敏感,中国金融系统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环境,这些环境和环境中的威胁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持续施压政策,中国金融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2)国际贸易安全。近年,全球经济正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艰难走出,但在2020年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冲击,世界经济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经济波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期间,如果不能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更好地为我国所用,将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甚至会加剧我国经济系统的风险,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隐性但十分剧烈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外贸依存度的持续提升,国际贸易进入了国际经济摩擦的“间隙”,其中尤以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最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不但会对我国贸易结构造成威胁,也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水平。因此,在国际贸易交往中,中国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与扩大本国经济利益,借助市场手段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

(3)能源安全。在我国扩大开放的进程中,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石油、煤炭、天然气还是其他稀缺类资源,如果出现了供应困难或者供应中断,就会让我国国防体系、经济体系陷入被动局面。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对世界能源供应极为敏感。但是,无论是海湾地区国家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博弈,还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各种努力,都无法预知包括石油在内的关键能源供应是否能够在可预见的将来始终保持安全。因此,在构建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经济链条断裂,还需在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和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化以及能源战略储备长期化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4)产业安全。在经济全球化动荡起伏的今天,国家产业安全对我国经济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最近几年疯狂进入我国,对我国民族产业、本土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其间,这些跨国公司持续不断地分割和占有我国民族产业和本土产业的市场份额,通过并购等形式控制我国产业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发达经济体通过国际分工深化与产业结构调整,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把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已经落后甚至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转移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让中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

方面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无法真正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当中,让中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安全受到了严重制约。

2.中国经济安全在敏感领域的管控矛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的波动越来越频繁,经济环境也呈现出复杂化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源自外部世界的威胁和冲突不断增多,中国经济安全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此期间,如果无法准确把握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将难以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的状况,甚至会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处于更艰难的境地。中国经济安全在敏感领域的管控矛盾,突出表现在能源、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

(1)能源领域。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最终加剧世界格局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让发达国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其可以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活跃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要不断扩大经济势力范围,通过多种途径谋取更大经济利益。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我国在开放条件下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防控措施,很多能源、资源受控于他国之手。比如,我国多个储量超百吨的特大型金矿山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外国矿业集团控股或者圈占。贵州黔西南州的烂泥沟金矿和辽宁盖州的猫岭金矿以及云南东川播卡金矿等,虽然探明储量分别达到了 150 吨、300 吨、400吨,但上述国家的控股比例却分别达到了 85%、79%、90%,这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2)经济秩序方面。进入21世纪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影响,很多外资企业无视我国经济规则和市场秩序,在我国境内开展不法活动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国经济秩序,冲击了我国经济安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很多发达国家及其所辖的跨国企业、跨国集团在侵占我国市场、赚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中,还通过多种形式对我国经济政策、经济决策施加影响。那些活跃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外国利益集团,借助其影响力和国内外代理人的身份“掣肘”中国经济,由此引发了很多负面影响。此外,随着中国扩大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一度处在历史高位。

(二)中国经济安全全局可控的现实表现

从系统论来看,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研究可以从大系统、本系统与子系统等不同维度展开。在大系统视角下,国家经济安全被视作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不单纯取决于经济本身,还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因素直接相关。据此,可以把国家经济安全本身视为某个巨系统然后进行横向分解,将国家经济安全分成国家经济安全条件和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两个子系统。在子系统视角,可以对国家经济安全继续进行纵向分解。例如,可以分为针对不同国别的经济安全,针对不同领域或产业的经济安全,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安全,针对时间长短的经济安全,如此等等。接下来,根据已有数据,尝试建立测定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并借此监测评估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国经济安全状况。在该指标体系中,国家经济安全被分成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中国经济安全总体得分已经接近80 分,没有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安全虽非优秀,但已经接近良好状态。同时,中国经济安全条件有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其中部分指标严重不安全。例如,关键产业外资市场占有率和专利国际占有率以及石油对外依存度等都得分较低,很显然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有必要从战略上对此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积极的对策,以提升中国经济安全防御能力。

当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多种多样,有的源于国内,有的因于国外。在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传统研究中,大多关注国内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研究要更多关注国际经济活动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为国家经济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持稳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让其经济利益不受侵害,并在抵御各类经济风险的过程中确保国家经济和政治地位独立。

三、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安全的对策

21世纪的最初20年,中国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程中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针对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基本实现了强国、富民、环保的三重战略目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经济安全并非单纯为“内源式”的安全,除了要考虑本国国情、社情、民情等因素外,还要对国外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进行充分估量,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能够随之进行动态改变。尤其在扩大开放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经济一方面要在对外贸易中维护经济安全制度,在能源、粮食、贸易、金融、产业、科技等领域做出更多努力;同时,要借助“一带一路”强化国家经济安全系统,借助虚拟经济重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以此搭建起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经济进路。

(一)构筑对外贸易的经济安全体系

依据世界大国经验判断,倘若依据战略的政府制定与执行部门进行划分,分别有集中型战略和分散型战略;倘若依据战略演进进行划分,分别有单独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嵌入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需要客观选择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制度,以此建立起以合作共赢为内核的新型国际关系。(1)提升利用外资效率,以及民族工业综合竞争力。在开放条件下,我国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工业的核心作用,吸引外资时,要对涉及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对外资投资与并购项目持续跟进并坚决遏制试图控制我国产业发展的恶意行为,对那些试图进入我国国计民生领域的资本要加强管控,通过普遍备案与有限核准制度的结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外资监管体系,在构建稳定、公平、透明的经济环境的同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2)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削减对外依存度。在我国,掌握核心技术是提升国际竞争力、聚集更多财富的关键选项,但核心技术对持有国来说往往不会轻易输出,即便输出也会附加极为苛刻的条件。因此,在开放条件下,为了推动科技进步,关键就是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推动优势产业朝柔性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培育出更多新兴产业,形成更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除要在创新战略层面予以部署和实现新突破外,还要准确把握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3)借助“走出去”战略提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水平。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进口政策在整体上要为支持我国自主技术创新服务,“走出去”战略有助于我国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在彼此支持、相互配合中可以让我国更好地应对各种贸易壁垒,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4)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维护国家权益。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势力对中国施加极大的消极影响,相关壁垒标准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对经济体量大的事实做充足准备,以积极心态做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引领者,为国际贸易规则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并在此过程中谋求更多话语权、主动权、支配权。比如,可以通过建立自贸区的形式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标准,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提供必要支撑。

(二)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国家经济安全系统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上,中国需要继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打破美国围堵、孤立、限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彼此依赖性越来越强,安全风险越来越高,唯有建立和强化国家经济安全系统,才能阻止一损俱损风险的发生。

(1)基于开放性经济合作的思考。近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内资本投资正从发达国家转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投资门槛更低,中国企业从中获得的收益更大。无论是沿线国家的能源、矿业还是其他行业,中国都有所涉足。通过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谋取更大发展,不但优化了本国产业结构、减少了贸易摩擦,还提升了国际经济融合度。

(2)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实现了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国家经济安全的跨国性、跨区域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让“国家主义”治理思路变得更为敏感、形势也更为严峻。在此过程中,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国有、民营企业积极转变思路,以互利共赢理念和实际行动全面促进跨区域经济治理模式的形成,并在转变观念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谋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形成共同安全、同步发展的网状开放结构,让包括

中国在内的参与国能够摆脱地缘安全困境。

(3)在国家经济安全制度上强化国家经济风险管控。构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国家经济风险。同时,要及时跟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步伐,在谋求地区间经济合作机制中不断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水平。

(4)营造基于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经济安全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经济合作,意在通过开放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实现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为此,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改变旧有的、不公平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对试图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做法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与此同时,要与沿线国家做好对接,让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自身发展和共同进步。

(三)借助虚拟经济重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中国经济在扩大开放和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也包含了很多经济安全隐患,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国家经济风险,其中虚拟经济风险就是影响经济转型的主要风险之一。尤其在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同步推动下,中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由此让国家经济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安全挑战。为此,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借助虚拟经济重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

(1)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荣辱,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异常重视对本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研究与总结这些经济体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在虚拟经济“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我国要对虚拟经济安全给予高度重视,做好顶层设计、做好部门协调,积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建立基于虚拟经济的国家经济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规避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的体制机制。为此,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健全市场体制,尽量消除对虚拟经济的行政干预。第二,健全虚拟经济运行规则。充分结合当前我国虚拟经济的特点,建立透明、统一、公正的虚拟经济运行体系,促进中国虚拟经济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保证虚拟经济的顺利推进。第三,针对我国虚拟经济体系建设的弊病,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在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过程中,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3)完善针对虚拟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机制。谋求宏观经济调控对虚拟经济的平衡,控制银行业资金对虚拟资本市场的注入,系统关注银行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间的动态关联,实现虚拟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并以此优化社会资金的宏观配置结构,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驾护航”。审慎选择虚拟资本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时机,对“试水”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让虚拟资本市场做到有法可依,能够有效警惕与预防虚拟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防止虚拟经济的不健康发展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4)构建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监测和防御体系。在开放条件下,中国要积极投身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为此,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第一,将虚拟经济指标纳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范畴,系统制定相关管理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第二,构建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清除体系。构建基于虚拟经济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全方位设立指标体系对虚拟经济进行考察,时刻关注虚拟经济体系和国际游资的变化。

在所有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十分突出,以经济与科技为前提的综合国力竞争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开展竞争的焦点。在开放条件下,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依存不断加深,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经济竞争不断加剧,贸易摩擦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大国以经济全球化为载体,通过跨国公司不断取得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甚至以“国际惯例”为幌子谋求单边利益,极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继而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对身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来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文中给出的几种思路外,还应在全面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注重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夯实国家经济系统以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冲击、侵袭和破坏;同时,要切实维护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卸除”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与科技优势的压力,以积极的、强有力的姿态应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确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健康运行。

注释:

①部分数据来源于顾海兵、詹莎莎、孙挺撰写的学术论文《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赵英,等.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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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繁华.论市场所有权[J].中国工业经济,2018(5):60-65.

[4]马东亮.“一带一路”国家愿景与新疆沿边民族地区发展的新机遇:国家安全与地区发展的协调共进[J].兰州学刊,2016(9):137-142.

[5]路艳丽.“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述评[J].国际研究参考,2017(2):48-52.

[6]马林,雷家骕.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和机制框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6-71.

[7]景玉琴.开放、保护与产业安全[J].财经问题研究,2015(5):32-37.

[8]朱楠,任保平.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背景下的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机制的构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0):29-34.

[9]刘建章,杨艺.战略石油储备与我国石油能源安全[J].生产力研究,2019(3):1-4.


作者简介:刘凡,男,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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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及政府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