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 理论研究

全球性人口转型与新一轮国际分工调整

沈华

2020-06-30 08:51

蒋彦庆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4期

世界人口转型现状

人口转型是指人口结构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转变:在数量方面,人口再生产类型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此带来了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龄人口的增多;在质量方面,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均受教育程度与人均技能水平得到提升。目前,虽然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人口转型,但是人口在质和量两方面的转变在全球都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状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1961年的1.1%下降至目前的0.3%左右,整体上降低了将近三倍,预测到2050年,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同时,人均预期寿命也随着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不断上升,不断降低的人口增长率与逐渐提高的人均预期寿命形成合力,带来人口的老龄化现象。老年抚养比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它可以用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来表示。发达经济体的老年抚养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路攀升,到2016年就已经达到了28.6%。日本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欧洲国家次之,相较于日本和欧洲,美国情况略好。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与服

务外包为发达经济体解决了国内劳动供给不足和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尚未给生产活动带来压力,但是随着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些国家也难以避免将面临生产力匮乏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支出等问题。

与老龄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目前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并且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其人口红利优势。

但是,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适龄劳动力不断减少和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的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一直以来都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图1显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下降速度要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由于过去劳动力激增,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趋势,那么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逐渐消失,这对于一直以来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发展中经济体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机构等方面均十分落后,对于迎接老龄化带来挑战方面的准备非常不充足。

与人口在数量结构上的转型不断恶化不同,人口的技能结构,即人口转型在“质”上的表现持续向好,这将有利于减轻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人口技能结构持续改善的表现之一就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持续增加的态势。以中国为例,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的4.8年上升至2018年的9.3年。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技能结构还有待改善,美国在201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3.5年,同年英国为12.9年、日本12.8年。

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推动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奠定了其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制造业中心地位。19世纪下半叶,英国利用法国、德国、北美等国家的资源、人口红利等优势,开始向这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美国成为了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成为第二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并且主导了第二次产业革命。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低端产业如纺织、钢铁等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兴通讯、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承接国家主要是日本、德国,它们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由美国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日

本也顺势成为了继英国与美国之后的第三个“世界工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承接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很快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加上石油、铁矿等资源价格飞涨,在前两次产业转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日本、德国先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西班牙等,专注于电子集成电路、汽车等能源消耗小、附加值高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契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带来重创,促进国际产业形成两个层面的转移。第一个层面是美日欧积极发展低耗能及高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化工产业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家电等转向亚洲新兴国家;第二个层面是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抓住了发展重化工业与汽车、家电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并把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至市场逐渐开放的中国和东盟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信息技术设备生产环节转移至“亚洲四小龙”和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中国成为新的国际制造中心。

可见,国际分工格局呈现上述演变路径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异,对人口红利、自然资源优势的追逐、对更广泛范围内人力资源的利用开发等都是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演变的直接动因。当代国际分工正在向要素分工发展,即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各个生产环节被分配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通常来说,发达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专攻研发和销售环节,处于价值链上游,获得高额利润,主导着国际分工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下游,获得利润较少,处于被支配地位。虽然发展中国家已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凭借其在劳动力成本、土地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带动了经济发展,但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不可逆转、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可持续,其整体国际分工地位偏低,获益能力有限。

人口转型引起的国际分工变化

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一国拥有的优势要素质量和层次决定了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及获益能力,在所有生产要素中,人的作用无疑居于首位。人口转型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结构以及劳动力质量结构变化必然会对一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

劳动力数量结构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降低,会对一国依托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带来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把握住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契机,依靠低端劳动力要素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国际分工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了经济发展。但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变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工孕育着重大变化。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些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代工模式走向尽头;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格

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转移内容由加工贸易逐步向先进制造业、技术研发转变,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低端要素为基础的竞争优势逐渐式微,但比较优势尚存。对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老龄化形势已然严重,但是由于在上一轮国际分工中制造业大规模外流,国内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它们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政

策”,以重振制造业国际地位。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战略部署之一就是撤离中国东部地区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从中国转移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来构建自身的成本优势,吸引外资来实现中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回流,从而对抗来自中国中低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抑制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可见,中国在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道路上面临着“内忧外患”,一方面人口红利优势的逐渐消失使依靠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又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将有利于一国提高国际分工地位,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与技能水平领先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分工调整,也在不断提升人口技能结构。不断提升人口技能结构、重视人力资本对于一些逐渐失去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将进一步释放“新人口红利”,即形成质量型的“人力资本红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无论是对于提高劳动效率,还是对于抓住时机、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都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人口转型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表现引发了国际分工地位大调整,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出台,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维持全球价值链高端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将触须涉及到中低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将有利于其国内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与此同时,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面临较大的阻力。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这些国家仍能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但长远来看,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激烈竞争,这些国家只能进行产业调整,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迁移,将重心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其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这也面临着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压力。与此同时,外流一些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为一些低收入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会。

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的差异仍然是改变价值链分工方式和贸易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人口转型带来的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与生产、贸易结构,进而造成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要想深入探究,就必须从要素禀赋角度入手,明晰人口转型对国际分工的具体影响机制,从而有的放矢,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因势利导、未雨绸缪、创造竞争新优势提供政策性建议。以下将分别从劳动供给角度和资本积累角度分析人口转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机制。

人口转型通过劳动供给影响国际分工的影响机制

从要素禀赋角度,人口转型带来的最直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禀赋。首先,人口转型引发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人口增长率的持续走低导致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水平提高,进而不利于一个国家凭借劳动成本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相反,低老龄化、高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国内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备优势。

其次,人口转型引发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实质上是生产过程中高端生产要素比例的提高,国际分工的实质是要素分工,因此,由劳动力质量提高为表现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必然有利于国家或地区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劳动力质量结构的优化或者说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依靠劳动力资源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一旦老龄化加剧,将对出口企业造成冲击,这些企业因为短时间内无法调整生产结构,只能通过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提升劳动效率、缓解劳动力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继续维持之前的生产水平。所以,劳动力质量结构的优化在短期内对发展中国家优化生产结构、改善出口结构和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发挥的作用有限,人力资本提高在前期主要偏向于劳动要素积

累。对发达国家而言,情况却大大不同。发达国家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将会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为了形成竞争优势,企业将通过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来进行技术创新、研发设计等活动。由此,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劳动要素的积累,而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作用于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积累,这对于激发企业创新、进一步维持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紧紧把握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要素分工的机遇,凭借人口红利优势融入价值链低端,摘取了国际分工“低垂的果实”,“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在这一进程中,人口因素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中的作用本质上是“要素驱动”。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逐步丧失,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优势也将消失殆尽。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与劳动成本优势不可持续不同,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将持续发挥作用。劳动力数量结构变化和质量结构变化将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动力源,推动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一是劳动成本优势丧失产生的倒逼机制,即老龄化和少子化显著提高劳动力成本,倒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来替代日益昂贵的劳动力,并逐步向研发售后环节发展;二是劳动力质量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提升产生的“创新驱动”机制,这必将有助于中国实现从利用传统人口红利向开发“新人口红利”转变,助力中国摘取国际分工“高悬的果实”。

人口转型通过资本积累影响国际分工的影响机制

人口转型不仅会对劳动力要素禀赋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因各年龄层消费习惯不一引发储蓄率变化,进而影响资本积累水平。经济理论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储蓄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来自预防性储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会提高当期的储蓄以满足未来消费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所以,一方面,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迫使个体增加储蓄以满足退休期间的消费,推动社会储蓄率和资本积累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导致了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均资本得到提升。所以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分别通过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两种渠道对人均资本

积累产生影响。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所以高老龄化往往是与高人均资本积累相联系的。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开始形成,进而对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出口结构乃至分工地位产生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其他条件相同时,高老龄化国家在资本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其出口结构偏向于资本密集型商品,与此同时,低老龄化国家在劳动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出口结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商品。

关于预期寿命延长推动社会储蓄率变化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是否会降低社会储蓄率,导致资本积累的降低,弱化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从而不利于以资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物质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储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能通过改变个人的预算约束,进而影响个人的储蓄意愿,并最终导致物质资本积累的变化。然而,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储蓄率的具体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简单来说,政府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有困难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人们的风险防

范意识和积累财产以及储蓄的积极性双双降低。但是,社会保障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这就产生了一定的再分配效应,而再分配效应对收入情况不同的家庭,其影响是不同的。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因缴纳养老保险带来的个人财富下降必然驱使其增加其他储蓄或投资来弥补;但是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由于储蓄本来就处于低水平,不太可能因为风险意识降低而大幅减少储蓄。此外,在社会保障基金制度下,人们在工作期间缴纳的养老保险税与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成正比。基金制度可以激发个人储蓄意愿,增加个人储蓄。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与个人储蓄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的影响需要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明晰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储蓄率的基础上,也必须了解老龄化通过影响储蓄水平进而改变资本积累的渠道。老龄化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本要素禀赋实现的。虽然老龄化能因各年龄层次人口消费习惯的不同直接影响储蓄,但储蓄要想转化为资本积累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将直接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转化率。如果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那么融资约束就越小,储蓄的转化率高,企业非常容易获得贷款进行生产设备更新或研发设计活动,老龄化对资本要素积累的渠道越顺畅,越有利于巩固依靠资本这一优势要素融入国际分工。反之,储蓄的转化率低,企业也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那么老龄化对资本要素积累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以资本要素融入国际分工也将受到阻碍。因此,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连接储蓄与投资的桥梁,对人口转型背景下国家抓住要素结构升级的机遇,提高优势要素的质量和层次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要素从劳动力资源向资本要素的转变,将有利于改变低端嵌入价值链分工的局面。

总结与建议

作为生产中的重要要素,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与质量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当前人口转型的背景下,人口红利的式微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过去凭借低端劳动力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时代一去不返,中国“制造中心”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型的必然趋势,其在影响一个国家劳动要素禀赋和资本要素禀赋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其一,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在提高劳动成本的同时也在倒逼着生产和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其二,劳动力

质量结构的优化将产生“创新驱动”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新人口红利”,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机会,这对于面对“内忧外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十分重要;其三,老龄化带来的资本要素积累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要素从劳动力要素向资本要素的转变,从而改变低端嵌入价值链的现有局面。据此,在世界人口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中心地位虽面临严重挑战,但同时面临的机遇更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在人口转型过程中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未雨绸缪,在新一轮国际分工调整中挖掘竞争新优势,也可以针对上述三方面的机遇着手。

首先,有的放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确保由劳动力数量动能向劳动力质量动能转变的紧密衔接,避免人口动力“脱节”,充分挖掘现有剩余红利,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应产业升级的大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把国内低端制造业向外迁出,同时吸引发达国家的优质资本,引导投资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促进国内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提高国际分工地位。

其次 ,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 深化人口红利 。 抓住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倒逼机制的机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继续推进人才强国战略,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人才培养,同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引进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将比较优势逐渐由成本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融资约束。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转化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中小企业信贷门槛,促进资本积累,加快实现优势要素从劳动力资源向资本要素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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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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