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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精准扶贫

沈华

2020-10-29 09:05

赵迎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村仍然是发展的短板。乡村兴则国家兴。结合发展实际,我国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文化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其对实现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小康意义重大。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日益呈现衰落之势。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文化精准扶贫该如何推进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倪国良等认为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久动力[1];戚晓明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新时期文化再造策略包括注重历史文化、品牌文化和时代文化建设,而文化再造的关键在于文化自觉[2];李军明等针对乡村文化的衰败和碎片化问题,提出乡村文化重构的路径[3];鲁可荣提出通过激活和重塑“道法自然”的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文化等,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和村落可

持续发展[4];邓坚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固本培元之路,乡村振兴应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的作用[5]。部分学者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扶贫的思路及对策[6-7]。本文对照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要求,拟对新时代文化精准扶贫提出更富针对性的建议。

一、文化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短板。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是新时代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因此,必须立足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统筹推进。

文化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通过文化精准扶贫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出,要注重扶志扶智,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精神贫困是扶贫攻坚的最大敌人。习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8]文化扶贫,以文化人,以文启智,从观念切入,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文化精准扶贫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道德教化为乡村注入价值追求、精神活力以及规则意识,通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重塑乡村文明,培育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厚植灵魂。(2)文化精准扶贫是一种“造血”“树人”式的可持续性扶贫方式。文化精准扶贫重在改善民生,最根本的着力点就是提升就业和创业水平,提高贫困人员的生活技能,使广大农民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变“外援性”扶贫为“内生性”扶贫,这是文化精准扶贫的治本之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文化精准扶贫特别是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坚实的民生优势。(3)文化精准扶贫重视乡村人文环境的塑造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契合了建设美丽乡村的绿色发展理念。文化精准扶贫通过推行绿色发展理念,延续乡村文化血脉,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塑造美丽新农村,从而实现生态宜居。(4)文化精准扶贫强调道德教化作用,通过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从而实现治理有效。(5)文化精准扶贫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全面改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农民福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文化精准扶贫的困境

在市场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的衰败是普遍现象。这种衰败不只是经济萧条,乡村文化也日益呈现衰落之势,农村精神荒芜、文化凋敝、人才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文化精准扶贫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精神贫困

市场经济和异质文化大量地进入乡村社会,导致农村传统礼俗秩序日渐式微,带来了比经济诉求更为剧烈的价值冲突。造成人们认知混乱,精神困顿。人口大量流出使乡村形成了庞大的留守群体,留守人口普遍存在孤独、抑郁、无助等心理健康问题,精神生活呈现“荒漠化”趋势。

1.传统乡村道德秩序日渐式微。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使传统社会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礼师信友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社会中家庭的权力中心正在从老一代转移到年轻一代,年轻夫妻成了家庭中的主导力量,父母长辈的权威被弱化。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理性侵蚀到道德领域,人们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作用”。农村婆媳关系紧张、不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等现象非常普遍,这背后的道德失序值得认真反思。另外,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离婚会被视为“另类”,家庭结构相对稳定。如今随着社会流动加速、人口结构嬗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婚姻家庭秩序受到了冲击,农村离婚率连年攀升。离婚率的升高虽然意味着人们独立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但也折射出一部分人婚姻契约精神的淡化和家庭道德责任的弱化。

2.传统家庭模式被破坏引发留守问题。在婚姻、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是农村的基本社会群体。因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妇女和老幼病残留守在家,传统农村的家庭组织形式被打乱,衍生出了一系列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及儿童等问题。外出务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庭亲和力减弱,夫妻关系受到严重影响,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留守儿童自杀、意外死亡等事件也屡见不鲜。留守群体孤独抑郁、心理创伤等精神疾病不容忽视,其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容

小觑。

3.功利文化导致道德没落。市场经济大潮将农村也裹挟其中,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在乡村社会蔓延。利益冲突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矛盾与紧张,不仅是邻里之间,甚至家庭中父子、兄弟间也按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因田产、宅基地大打出手并非个案。在很多农村地区,风俗淳朴、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已渐行渐远。

(二)文化凋敝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目前农村各类现代文化产品日渐丰富,传统的乡村文化显得不合时宜,也日益凋敝。新材料、新工艺的大量出现使得一些传统手工艺品销售市场日益萎缩,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放弃传统技艺。曾经极富智慧巧思的农村手工艺品、装饰品以及传统饮食逐渐失传。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娱乐方式也随之改变。以前的听戏唱曲、民俗节庆、社火庙会、赶大集等乡土活动逐渐减少甚至消亡。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村庄数量大量减少。村落不仅是村民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村庄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农业生产的衰退,也意味着传统技艺、建筑文化、民俗信仰等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败。新农村文化建设尚未完善,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匮乏,文化活动内容单一、形式简单。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下乡,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农村公众文化需求。同时,机械化的普及使农忙时间大大缩短,闲暇时间增多。因为缺乏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色情文化、封建迷信、赌博等低俗娱乐活动容易乘虚而入。

(三)乡村“空心化”

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导致乡村发展的“空心化”。一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由于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大量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目前已接近3亿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9]。青壮年等乡村精英出走,农业生产建设主体严重流失,留守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低下,这是文化精准扶贫面临的最大现实难题。二是农家子弟通过读书考学离开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农村的牵挂也仅限于每年一两次回乡探亲,很少有再回家乡工作生活。加之近些年来农村生活和消费方式与城市趋同,农村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吃到健康食物,喝到洁净的水,在乡村已成为奢望,农村已不再是“田园牧歌”。宅院深锁,人去楼空,文化精准扶贫又如何实施?

(四)样板化乡村建设和“运动式”文化扶贫导致诸多新问题

1.乡村发展忽视乡村文化产业的特点和规律,陷入去农化的误区。许多示范村尤其政府重金打造的扶贫样板村,不管条件是否具备,都把乡村旅游作为产业发展的首选。乡乡搞旅游,村村建景点,规划发展的重点几乎都是旅游、康养、民宿客栈,采摘体验等。从长远来看,这是本末倒置,没有农业生产的农村不能称其为农村,也不会有所谓的“农”家乐、休闲“农”庄。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产业应该是其核心内容。

2.无视当地资源禀赋,盲目导入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扶贫需要对当地资源开发进行统一规划。很多以旅游、养老为主导的示范园区和旅游线路,定位雷同,毫无特色,无法实现差异性发展,有些地区甚至在不具备发展旅游的基本条件下盲目开发。对于其他特色产业的引入,如果基础设施落后,缺乏人才、工艺、政策、资金、原料这些产业开发的必备条件,也不可能实现盈利。此外,传统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的现象也非常普通。文化资源一旦涉及到地域归属,就会演变成地方之间的无谓争夺,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发展旅游,编造历史和习俗,对民间传说胡乱嫁接。如近些年在北方各地兴起的公祭大典,很多祭拜徒具形式,意图令人生疑,这不是传统文化的创新,而是作伪。

3.盲目攀比,大搞“运动式”文化扶贫工程。实践中发现,一些地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攀比化、运动式的问题比较严重。一种是大水漫灌式地刷墙、美化、绿化的做法,把本来各有“姿色”的村庄和农居整成一个模样;另一种是完全靠公共财政资金,重点包装几个示范样板工程。这些倾全市(县)之力重金打造的工程,少则几千万元,多则一两个亿,严重脱离当地经济发展实际,一味追求“高大上”,建大牌坊、大村标、大公园、大广场等,而且大拆大建、挖土填田、人工造湖,甚至侵占农田,以林木种植、花草代替农作物。一些地方拆除传统民居,让农民集中上楼,对当地产业、生态和民生造成破坏。这些做法使乡村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乡村肌理被消灭,乡村个性越来越模糊,留住乡愁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像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却没有同步跟上。这些所谓的“美丽乡村”,不是人口自然集聚的结果。没有产业支撑,缺少民生和基础设施,也就无法留住村民,无法吸引人才,乡村振兴也只能落空。

三、文化精准扶贫的新时代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针对目前文化扶贫的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系统性。

(一)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扶贫先扶志,即扶贫攻坚需要用志气消除思想上的愚昧贫瘠。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针对目前乡村人心涣散、道德失序的精神危机,亟需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消除精神贫困,重塑村民文化自信。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文化精准扶贫的重要任务,也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重视细节践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建设实践中,感召群众,鼓舞群众,使广大农民自发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关键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筹推进农村的各项文化工作。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还存在空泛化、形式化等问题,“纸上一写、墙上一贴”,收效甚微。陈规陋习,束缚人们思想,是贫穷的根源之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从细节落实入手,将其转化为广大农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融入村民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春风化雨,久久为功。培育文明乡风,应从新规新约抓起,要按照核心价值观要求,制定通俗易懂、群众认可、易于执行的村规民约。要广泛深入开展学法治、讲道德、明事理、守规矩活动,提高村民文明素养,做到扶志扶智,内外兼修,做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基础工作。

2.依托制度建设,推进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要强化制度约束,维护好老百姓心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标尺。当前农村社会的转型和重构还在进行之中,农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一方面基层党委政府绝不能缺位,另一方面农村自治组织更应积极作为,引导广大农民崇德向善,培育文明乡风。对损害村民利益、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要综合运用舆论、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加强惩戒。同时,为更好地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应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的道德模范、先进人物,要加大奖励力度,形成崇善向上、好人好报的良好舆论和制度环境。对道德信誉好的村民,在从业、信贷、社保等方面给予优惠。

3.关注村民心理健康,完善乡村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一直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精准扶贫的工作重心更多放在满足村民的教育、娱乐等基本文化需求方面,对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缺乏足够的关注。当前,乡村道德伦理失序、农民价值观缺乏、留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突出,成为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智慧的时代命题,也成为文化精准扶贫不可忽视的重要责任。各基层部门应设立心理辅导中心,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爱体系,增强对村民心

理健康的关注。通过培训专兼职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多种途径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为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适等心理健康服务。发挥乡贤文化,维系乡情,鼓励文化志愿者开展心理矫治服务,帮助贫困人员健全心智。建立心理热线、心理科教网站、网络心理咨询谈话视频系统,对贫困群体进行心理教育和指导。开展“书信传亲情”活动,开通“亲情热线”,加强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情感沟通。

(二)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作为民生工程,文化精准扶贫离不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广大乡村来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推进农村文化精准扶贫,应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提高村民文化素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

1.整合乡村文化资源。突破传统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囿于文化馆、图书馆和基层文化中心的局限,可以对乡村的祠堂、礼堂、庙堂、闲置校舍等设施进行改建、扩建,盘活存量资源,甚至在周六、周日和学生放学以后,乡镇学校操场等也可以对外开放。截至2019年1月,浙江省内已有11 000多个村子兴建或改造了农村文化礼堂[10]。如诸暨王家井镇洋湖村的文化礼堂,前身是清乾隆年间的宣氏宗祠;应店街镇紫阆村的文化礼堂,由明代永乐年间徐氏宗祠改建而成;温州霓屿街道下郎文化礼堂,由下郎村原黄氏祠堂改造提升而成[11]。浙江农村文化礼堂连续多年被列入浙江省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已成为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整合的成功案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重塑了农村社会公共空间,一方面,旧物利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老建筑物焕发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礼堂以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和文化文艺为建设内容,延续了传统乡土社会的风俗,实现了乡土文化的传承,也为乡民开展文化活动开辟了新的阵地。此外农村文化礼堂的集会议事功能能够增进乡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理解与关注,有助于保障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同时增进彼此认同,和谐邻里关系,形成文化共识。

2.精准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惠民工程,往往存在供给与需求脱节的弊端,导致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热情不高。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是顺应时代要求,还权于民,尽可能按照农民的意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要摈弃大水漫灌、“千村一律”的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多方面探讨“以需定供、按需配送”的文化精准扶贫供给模式。多项调研表明,农村居民更乐意自行开展文娱活动,在农闲、节庆时自发组织成立舞蹈队和锣鼓队,自编自演、自娱自乐。他们对拉杆音响、灯光设备、舞蹈服饰的需求更甚于政府文化下乡固定推送的文化产品。再如,农家书屋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阵地。目前农村留守儿童众多,政府配发的书籍中却缺少儿童读物。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村的应用,手机、电脑迅速普及,大容量新鲜资讯即时传播,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应与时俱进,积极开展数字化扶贫,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应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升服务效能[12]。近年来,各地更新理念,积极探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农家书屋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屋、书、人模式。如安徽宣城率先实现了全市

农家书屋数字化全覆盖,全面实现智能化管理。

3.依托习俗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群众性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满足基层民众的社交、休闲等基本需要,对促进基层的文化繁荣、凝聚人心、维系社会稳定也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村历史文化悠久,利用农村祠堂、戏台、集市等公共空间,依托各地传统习俗和非遗技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成本低、效率高且最接地气的公共文化服务。比如陕西、山西、河南许多地方组织民间社火表演,乡情浓郁,底蕴深厚,参与者众多。社火活动隆重热烈,无不展示出豪迈奔放的民气、浑厚坚韧的民性,表达的也是敬畏自然、祛邪迎祥、人伦完善、社会清明等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重大主题,千百年来长盛不衰,起到了凝聚乡里和提神振气的重要作用。乡村社火根植于当地天时、节气、农事、物产以及历史文化,又与乡村的生产、贸易、社交相融合,具有文化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具有跨阶层、跨地域的社交联谊功能。社火表演还是民间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包含手工技艺、曲艺表演、音乐舞蹈,甚至体育竞技等,具有很好的凝聚力,起到文化传承作用,因此,应大力鼓励和支持。

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地域特色鲜明,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涉及饮食起居、四时八节、婚丧嫁娶、交往礼仪等诸多方面,应结合当地文化特点,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尊重当地农民的文化需求,做到一地一策,形成各美其美的人文景观。民族传统节日是凝聚民族情感、激发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春节的舞龙舞狮、清明的踏青祭拜、端午的赛龙舟、中秋的团圆赏月等节日仪式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促进文化繁荣,实现文化传承。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民俗节庆也应该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民俗节日饮食、节日礼品都应该不断融合现代需求和现代审美,营造浓厚的“节味”,吸引更多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参与。

(三)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基础,也是文化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现在许多农村“空心化”“空巢化”现象严重,农民大量进城,农田荒芜无人耕种,其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种植效益低,传统的单纯种植主粮作物无法改变农民的贫困生活。而文化精准扶贫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根据当地资源特色,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实现产业兴旺。

1.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乡村发展文化旅游业至少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1)自然资源。具有山水林湖、草原牧场、温泉、湿地、海滩、雪原等。总之就是要求山清水秀,空气质量好。(2)农业资源。如五彩梯田、稻田、茶园、荷田特色农作物;如油菜花、菊花、向日葵、薰衣草等经济作物,蔬果种植、动物观赏区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3)文化资源。民族风情、传统礼仪节庆、地方风俗、建筑民居、文化遗迹等都属于文化资源。(4)特色餐饮。民以食为天,饮食已成了整个旅游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具备其他观赏资源,靠饮食也能打出一片天地。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交通便利。道路通畅,离城市较近,一两小时以内的车程最佳。如果少了以上条件,就不适宜发展乡村旅游。除此之外,还要对乡村旅游者的消费特征、消费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和把握。

乡村旅游的核心在于“乡村”二字。乡村有大田的农业生产,有多样化的养殖与种植,有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农家院落,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有丰富多彩的手工业。发展乡村旅游,应在维持农业生产和农村风貌的同时,充分发挥农村自然环境优美、空气洁净、民俗风情特别、乡村原貌保持完好的优势,有限度地规划和改造部分田园,再结合旅游、度假、养老的需求植入相应的产业,使农业从传统农产品生产功能拓宽到农业生态、生活、休闲、度假、教育与创意产业,拓宽农业收入空间,这才是乡村振兴的可行之路。

2.发展乡村传统手工业。乡村地区通常是我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集中汇聚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手工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的独特优势。依托当地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创产业,振兴乡村传统工艺,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也可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统工艺振兴,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培计划,在传统工艺聚集地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有效推动了传统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新疆哈密建立和完善了231家合作社,成立了刺绣协会,近千名绣娘直接参与订单制作,月平均增收1500元;贵州雷山工作站的优秀学员带动新就业8000余人,其中有很多是残疾人、低保户;湖南湘西工作站启动“让妈妈回家”计划,让具备苗绣技艺的外出女性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在促进脱贫增收的同时,解决留守老人儿童等问题,村庄人气也逐渐恢复[13]。一些农村地区建设了非遗博物馆、传习所,忠实、翔实地记载了当地传统技艺发展的历史,成为游客学习体验、休闲娱乐的旅游目的地。如云南的白族扎染博物馆和银器加工博物馆,每年接待众多游客,促进了农村公共文

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业的融合,一方面实现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也带动当地居民成功脱贫。许多乡村地区探索编织、刺绣、纺织、印染、雕刻、陶瓷等传统手工艺产业化,按照“公司+基地+民间手艺人”的运营模式开发产品,丰富产品种类,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拓展市场,实现了传统工艺的振兴。如菏泽市发展“非遗衍生品电商”,推进“互联网+传统工艺”,43个贫困村成为淘宝村,整村脱贫,菏泽市也因此获得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14]。

(四)重塑乡村文化生态

一些运动式、样板化的文化扶贫工程“让乡村变公园、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却丢失了传承千百年的自然景观、生产方式、民风民俗,村庄应有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不断消散,这实质上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破坏性建设,也背离了精准扶贫的初衷。

1.保护乡村原有建筑风貌和村落格局。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家院落是乡村整体价值的缩影,是乡村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强调:“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帮扶乡村建设,应避免“千村一貌”的乡村建设模式,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不一定要整村拆迁、另起炉灶,要遵循发展规律,尊重乡村特色,保留院落乡土特色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功能,使村落兼具实用与美观,成为形神兼备的

美丽家园。文化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要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乡村是农民世代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家院落不仅是一座房子和一片院子,对于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它还意味着故土和家园。保护村落和农家院落,有助于新乡贤返乡创业,反哺桑梓。在浙江等地,新乡贤返乡回馈乡里已经成为文化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保留他们在农村的院落,就是为他们保留一份念想,保留一份乡愁,是永远指引

离乡人回家的灯塔。

2.重视乡村人文环境的塑造和人居环境的改善。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固然使生活更加便捷,但乡土文明更有它的纯朴之处,二者都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共同承载着人类文明。格调清新的古典艺术,与粗犷活泼的农村艺术,同样都体现了人们对勤劳、智慧和创造能力的追求和尊崇。笔者记得小时候的农家尽管简朴,但屋内柜子上画有花鸟或写有诗句,屋前栽有石榴树,檐下种有美人蕉等普通花草,庭院内有鱼缸,缸里有鱼和睡莲,看着极为平常,但身处其间,格外惬意,这些乡村艺术和平民文化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能够唤醒人们尤其是农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记忆,对重塑乡村文化自信至关重要。只有唤醒乡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培育他们的审美观念,才会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热爱乡村,理性地建设乡村,重塑诗意闲适的美好家园。此外,应注重人居环境的改善。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方面要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保护乡村原有建筑风貌和村落格局,培育农耕文化的优秀理念;另一方面,针对乡村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的状况,应把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上重要日程。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工程是实实在在的扶贫工程、惠民工程,是对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更接地气的提升,是更能提高乡村百姓幸福感的精准施策。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力度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不断推进农村美化、绿化、亮化、净化,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五)完善人才支撑机制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减少劳动力的流失,让群众留下来,为乡村注入活力,从而打破农村“经济落后-人口外流-发展缓慢-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

1.培育新型农民。乡村文化精准扶贫,首先要发展教育。教育是剪断贫困文化复制的链条和解构贫困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通过素质教育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唤起他们的文化自觉,使其克服消极心态,重塑价值观念,重建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形成文化向心力、感召力,达到文化振兴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教育,提升农民生活技能,提高受助者的自主脱贫能力。此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应助力村民创业。要努力提供更多的创业辅导和就业信息,使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精准扶贫措施与一县一乡一村甚至一户的脱贫致富紧密联系起来,满足农村年轻人的创业需求,增加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2.挖掘本地能人。文化精准扶贫,引进外来人才固然重要,但如何挖掘并培养本土化人才更是长久之计,文化精准扶贫更需要原生居民的参与。当前,乡村振兴的人才大多是响应“精准扶贫”的号召入驻乡村的组织以及团体,缺乏对于乡村的认同感。受待遇、环境、婚姻、子女教育等诸多因素影响,优秀人才很难留在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发掘和培养乡村本土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土能人具有深厚的乡土情怀,又最了解当地资源优势所在。实践证明,本土能人具有减少扶贫成本、提高致富效率、发挥资源优势、激发内生动力等基础效应,理应在乡村振兴中

得到更多重视。文化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的关键在于激发文化扶贫“内生主体”和“外来主体”的双重活力,形成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的良性机制。

3.发挥新乡贤作用。近年来,新乡贤逐渐成为“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且连续多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古时乡贤,基本由官僚士绅、宗族长老等组成,新乡贤不仅包括扎根乡土的贤人志士,还包括退休返乡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愿意为家乡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出钱出力的人士。新乡贤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乡土情怀、伦理情操等,还有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不仅垂范一方、教化乡民,还能带领民众创业致富。浙江绍兴、广州花都、山东单县等许多地方积极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助推当地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各地应积极借鉴,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投资兴业、改善乡村治理、培育文明乡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4.吸纳社会人才。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从产业、民生福祉和生活环境三方面入手,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乡村要想留得住人,首先要有产业,有项目。政府应聘请专业化的运营团队,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精准帮扶,并做好项目运营与宣传。要优化政策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尽最大可能解决创业人员面临的融资、用地、服务、风险应对等难题,同时给予人才和投资商充分的创业空间。其次,应完善保障,提升乡村福祉。完善乡村医疗制度,完善农民养老制度,使农民获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完

善乡村教育制度,加大对乡村中小学设施的投入,鼓励城镇教师下乡授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合理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工资,落实乡镇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等,解决乡村人才后顾之忧。最后,要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加大乡村道路交通、水电设施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景观,改善人居环境。只有乡村真正成为“诗和远方”,才能把人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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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迎芳(1975-),女,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管理、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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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9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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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价值: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行动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