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欧洲大国共同面临的巨额债务，在长期或许将毁掉这些伟大的国家。”那时，欧洲大国正因为频繁的争霸战争而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段文字，难免平添无限感慨。尽管两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将欧洲拖进债务深渊的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些相对边缘的欧洲国家，债务形成的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高福利制度和竞争力匮乏，但是，它所具备的破坏力同样足以毁掉欧洲半个多世纪来所累积的一体化成果——欧元。
60年前，刚刚经历了二战硝烟的欧洲饿殍遍野、满目疮痍，欧洲的老牌国家不得不降尊纡贵，向新兴的美国祈求援助。英国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其无力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继续援助。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先后出台，欧洲从此生活在美国霸权的卵翼之下，而作为欧洲领头羊的英国则全面让出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其中就包括承认美元作为首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世界的权力格局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转移。
历史相似的轮回充满吊诡。同样是希腊这个边缘国家这一次推倒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拉响了欧洲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警报”：作为欧洲统一和力量象征的欧元几乎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欧洲不得不再一次降尊纡贵向区外国家祈求援助，只不过这一次出面的不是英国，而是另一个老牌国家法国，而祈援的对象也是另一个新兴国家——中国。不仅如此，就在不久前，金砖国家在华盛顿对外发表了救援欧债危机的集体声音，世界真的已经大变。
将今日的欧洲之困简单归咎于欧元是肤浅的，也是对二战后一直苦苦致力于欧洲联合的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不公。如果没有欧元、没有欧洲的联合，尽管以德国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欧洲国家确实可以独善其身，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板块，在世界政治的权力版图上，只会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加强大。
欧元的困境绝不是欧洲联合的结果，而是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政治一体化难以深入的必然宿命。1美元纸币上印的是乔治·华盛顿，100俄罗斯卢布上印的是莫斯科大剧院，100元人民币上印的是毛泽东，而只有欧元纸币上的图案是虚构的建筑物。
这或许隐喻着，欧元所代表的世界还远不是一个有强有力身份认同和强有力政治执行力的真实共同体，它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特别是政治精英们的意念之中，一旦危机来临，没有一个成员国愿意去为危机国真心地付出。
换句话说，一个德国人尽管有钱，也不太愿意去无私地救助一个希腊人，除非他救助的是另一个德国人。这就是默克尔为何要排除发行“欧元债券”的可能性，因为她知道，德国选民绝不会接受永远要为南欧国家债务提供担保的安排。人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远远高于欧盟的支持。这被《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认为是欧元的“硬伤”。
尽管让希腊退出欧元区，通过创造一种新的贬值的货币来变相对民间征税，在理论上是可以缓解政府的债务危机，但是这一举动将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对欧洲联合的信心。试想一下，美国可能会因为加州政府的债务危机而将加州踢出美利坚联邦吗？而彰显共同体凝聚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待弱者和落难者的态度。
强大的货币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或许只有当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都成为欧盟的一个州，而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只有当欧盟拥有足够的中央权力来推行统一的财政、外交、社会等各项政策时，欧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焕发青春而不是如今“落寞的贵族”。
阻止欧洲坠落的最根本办法只能是加速一体化，而不是反之。欧盟必须在制度设计上进行更加精巧的设计，以避免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成员国的政策混乱以及无休止的争吵。更加重要的是，欧洲的货币联盟需要强大的政治联盟作为支撑。如果这场危机能够再度激发欧洲精英们的政治智慧，在进一步的超国家化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无疑将是整个人类的政治财富。
尽管正遭遇危机，但欧元仍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政治试验，它的成功将启迪后人，正如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避免原始的“丛林状态”、构建人类文明秩序，国家与国家之间同样可以通过建立超国家机构来消除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欧洲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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