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昌林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顾学明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毛艳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指出这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又该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版特约请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相关专家就此进行深入阐述。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与之适应的经济政策框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请问各位专家，应如何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
顾学明：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发展质量取代发展速度成为未来发展的第一要务。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对此，要坚持质量第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经济效益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导向。经济增长是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未来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产能过剩、行业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特别是经济发展未能有效地惠及民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要整治生态环境不放松，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补齐民生短板。要推动效率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驱动成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充分发挥了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在供给量、价格等方面的资源红利优势日趋弱化。以劳动力成本为例，2006—2015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在10年间增长了3.6倍，制造业平均工资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因此，进入发展新阶段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依靠要素、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为主，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来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需求方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消费需求步入快速发展的新车道。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在消费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消费层次正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人们的物质文化层面的需求开始分化、升级，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从供给方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些事关民生消费的中高端领域有效供给不足，造成消费外流问题严重，国内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从供需两端发力解决供求错配问题，特别是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王昌林：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解决了总量不足的矛盾，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从产业体系看，产能普遍过剩，但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高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社会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性失衡。从投资看，投资积累率很高，但缺乏较好的投资项目，高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从消费看，部分人群有消费需求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强，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预防性储蓄强烈，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从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总体充裕，但供给质量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需要，资金过剩但进不了实体经济领域。这些是当前我国经济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主要矛盾是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因此，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毛艳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建立了产业分工联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贸规则的接轨推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不到4%上升至2014年超过20%。但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处于引领型创新的位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位于中低端，处于应用技术型创新与服务型创新的位置。
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明显提高，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一直难以解决。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民众不再单纯追求廉价消费品数量的增长，而更重视产品的质量、科技和设计内涵；另一方面，民众对闲暇时间、宜居生活和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显著提高。此外，由于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够平衡，一些落后区域的居民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需求正是下一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所需要解决的。因此，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深刻变化所产生的必然变迁。
另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已由价值链份额创新竞争阶段进入价值链升级竞争阶段，由过去的实物资本竞争转变为知识资本竞争。因此，顺应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革命趋势，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应如何更好地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顾学明：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改革发展工作时强调，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我们自己的品牌产品，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更好地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迫切需要的是创新驱动。
一是理念创新。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对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从新发展理念中找到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是模式创新。推动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转换，培育实体经济新的发展动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从传统成本红利向人才、产业、技术和制度红利转变，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绿色、生态方向转变，实现新旧模式和增长动能的转换和衔接。
三是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发力，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依托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和载体的先行先试措施，倒逼工商登记制度、贸易监管制度、投资管理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改革，不断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营造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四是技术创新。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来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既要发展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发展，以网络化、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制造为抓手，加快形成一批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
王昌林：完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任务，首先要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突出抓好三方面工作：
要从生产端入手，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壮大新动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着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提升大企业素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企业结构；要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增强劳动力、金融、技术等关键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同时，还要着力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补齐民生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等突出短板。
从短期看，近期的重点是要抓好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推进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要切实降低实体企业成本，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的机遇，加强创新，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新动能成长壮大。从长期看，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关键靠创新，要建立健全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的长效机制，推进金融、劳动力市场、能源电力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快服务业开放，完善新兴产业准入监管机制，以改革创新重塑我国实体经济竞争优势。
毛艳华：要以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加快以“放管服”为核心内容的政府职能转变三个方面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通过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本功能放大、保值增值并提高竞争力，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同时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通过“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于坚定创新自信，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您有哪些对策和建议？
顾学明：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的艰巨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首先，要切实认识到创新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汇聚全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合力。要切实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问题和形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有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进，提升经济质量；才能更多培育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才能有效克服资源环境制约，增强发展可持续性。要不断增强公众的创新意识，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方向和步骤上统一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想招、一起发力”格局，凝聚创新型国家建设合力。
其次，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由“管理创新”向“引导创新”“服务创新”转变。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扶持我国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和完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在配套政策制定中更加考虑企业的需求，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同时要营造良好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创新者利益，保护创新的积极性。
再次，要扩大科技创新领域国际合作。要抓住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流动和重组的机遇期，将开放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动力。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交流合作，加大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力度。要进一步加大高水平人才和技术的引进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同时要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获取先进创新资源。
最后，要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需要看到我国东中西部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异。东部地区要发挥先导作用，追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创新领域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中、西部要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王昌林：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以及重大技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并不是一项短期任务，需要持续不断的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各种机制体制和政策的完善，因而必定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把教育现代化摆在优先位置，完善创新体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等软环境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二是要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克一批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推动科技发展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转变。三是要聚焦振兴实体经济，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纵深发展，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不断为企业这部创新的发动机加油助力。
毛艳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新型国家是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从根本上讲，21世纪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与合作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举措。
当前，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非常大，为建成创新型国家，除了保持高投入外，还要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打通科技创新的多个环节。在基础科研领域，国家需要改进高校相关考核机制，助推产学研结合与基础科研成果转化；在市场主体技术创新方面，国家既要做好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激发新兴企业的创新活力，又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合作机制，解决企业共性技术研发的投入问题。此外，国家还需要及时应用科技创新研发成果，反哺产业发展和政府治理。比如通过信息技术提升金融效率、利用“互联网+”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利用大数据改善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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