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一大考古发现
早在2002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泸县文物考古管理所联合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曾对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境内的宋代石室墓及其所出土的164幅精妙绝伦的石刻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取得了颇为显著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的9月14日,“联合考古队”开始了对川南地区的泸县青龙镇金宝村、奇峰镇红光村以及喻寺镇南坳村等三处暴露在外的宋墓石刻进行了发掘清理。由此,让我们目睹了宋代石室墓的本来面目:基本为竖穴式的长方形单室墓葬,乃条石构筑而成。其结构完备,分别由墓道、排水沟、封门室、墓门、甬道、墓室、壁龛、肋柱、棺台和后龛组成。整个墓室大约长度为3. 5米左右、宽度为1. 7米左右、高度为2. 1米左右。墓室顶部大多营建有精彩藻井。墓室正中则用条石铺成棺台。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墓室中展现了异常精美的石刻艺术。譬如墓门两侧高浮雕雕刻的镇墓武士图像,墓室两侧、顶部以及壁龛和后龛内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的雕像,或浮雕或线刻的各种形象、图案,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此次考古发掘与调查,共发现泸县24个乡镇中的19个乡镇分布着这样的石室墓,初步统计有100多座。完全可以说,川南泸县境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宋代石室墓及其异常精美的石刻材料,这是继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四川华蓥南宋丞相“安丙墓”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二 丰富了巴蜀文化内涵
沉睡数百载,一醒惊天下。川南墓葬石刻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可称之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部内容丰富情节鲜活的“百科全书”。概而言之,其辉煌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丰富了巴蜀文化内涵,尤其实证了四川在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繁荣景象。地理景观与人文世象向来具有密不可分的神秘而实在的关系。巴蜀文化与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一样十分独特,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诚然,川南墓葬石刻与其他各地的石刻艺术一样,同属于民间文化性质,后世一般很难找到其中“有名有姓”的所谓“艺术家”,但众多“无名氏”工匠们,却以自己的非凡技艺载入了石刻艺术史。一方面,精湛卓越的川南墓葬石刻艺术的产生,依赖于博大精深的巴蜀文化大背景;另一方面,川南墓葬石刻艺术的创造,又大大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厚重内涵。特别难得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石刻的出土,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四川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繁荣程度,也反映了当时十分可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状况。换言之,川南墓葬石刻艺术不仅有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以及风俗人情等内容,而且凸显了相当重要的物质生活。这么多精美石刻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既要有丰厚而深远的文化底蕴作铺垫,又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代的川南地区经济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事实也是如此,两宋时期,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在固有的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气氛也日渐浓厚。此时,朝廷顺应历史潮流,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诸多限制,使得宋朝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即便在南宋偏安江南之时,仍然凭借水乡的富庶,在北宋奠定的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上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四川地区因为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和相对安宁的政治气氛等,其经济发展得天独厚,正所谓“当此之时,蜀中号为优裕”。实际上,早在大唐时代,蜀地(包括巴地)之经济实力便与江南扬州几可相当,并留下了“扬一益二”的美誉。①具体到泸县当地,其“境内土地肥沃,溪河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盛产稻谷,素有‘川南粮仓’之称”。②特别是南宋时期的泸州,长期的良性积累,使之呈现出“富庶三甲”的可喜局面。险要的地理位置,厚实的经济实力,使泸州在宋元战争中的长江上游发挥了“立体防线”的巨大作用,成为南宋政权抗拒蒙元的最后阵地之一。
众多精湛绝伦的川南墓葬石刻,极富四川地区的生活特色与南宋的时代特色。其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成为后世能够准确解读南宋时期川南社会生活及民俗风情的历史长卷。以“结”为例,看似很不起眼的东西,然而在川南墓葬石刻中却呈现出处处有结、情生结出的多姿多彩景象。不仅有比较专门的“仕女的结”———巧妙的结,演绎着“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文”③的优美意境;而且有“武士的结”———或简易结,或各种蝴蝶结,毫无阴柔妩媚之感,反增威武不屈之气,不禁让人想起朱熹的一句话:“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④何以较好地实现“头紧、腰紧、脚紧”?当然需要系以不同形状的“结”了。不想这一点竟然在川南墓葬石刻艺术中获得了验证!另外,现存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中的两块“勾栏”图像,展现了宋代舞台戏剧表演的精彩情景,成为研究中国戏剧艺术的珍贵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绝世的“六幺舞”竟然也在川南墓葬石刻中有了可喜的发现。在石桥镇新屋嘴村的一号墓石刻中,有一组石雕,共四件,集中体现了当年“六幺舞”的风姿。其中编号为“2001SQM1: 10”的石刻,从舞女衣裙纹路的摆动可以看出,舞女正作重心向左移动搓袖摔动起舞状。或谓宋代著名舞蹈艺术的“采莲队舞”,不过如果联系唐宋诗歌来考察,此类舞蹈图像反映的当为绝世的“六幺”(亦即“录腰”、“绿腰”)之舞。唐代诗人李群玉的《长江九日登东楼观舞》,白居易的《乐世》等,都对“六幺”舞有详细的描述;宋人欧阳修的《玉楼春》亦有“贪看六幺花十八”之诗句与之相应。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明了“六幺”舞的情状,如今有了川南墓葬石刻的出土,可从某种角度一睹六幺舞蹈的风姿。它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六幺”舞在朝代的更替中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或许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作为上流社会酒宴舞蹈的六幺,随着人们审美观点的变化而有了不小的改造,并逐渐传到了世俗民间,形式上也更加热烈大方了。我们从梅圣愈、赵长卿、黄时龙等人的诗词作品中不难看到六幺舞的发展变化,如今再看地下实物图像,恰好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呼应与沟通,而且生动直观的图像造型超越了对文字理解的游移不定而达到了一种瞬间之“定格”。总之,南宋川南墓葬石刻充分反映了宋代社会繁荣的社会经济以及大众文化的审美取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了解南宋时期川南地区历史、文化乃至民俗文化生活的直观实物形象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研究价值。①因此,南宋川南墓葬石刻也必将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石刻艺术史、美术史、服饰史、兵器史、音乐舞蹈史、建筑史以及社会经济史、生活史、丧葬史等诸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 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民族交融状况
川南墓葬石刻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它生成于多元文化相互冲突、交融的大背景之中。其中既有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中原文化,又有北方游牧民族十分鲜活而浓郁的旷达浪漫的色彩。文献中曾有“汉蒙结缘,共同抗金”的简略记载,但这方面的实物证据似乎不易找到。有幸的是,川南墓葬石刻中的珍贵图像,或许就是揭开这一谜团的重要资料。
在《泸县宋墓》一书中有关于“C型武士”的四件石刻图像,均为戴兜鍪、着铠甲、执兵器的“女武士”。其中标本一和标本二出土于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三号墓中;标本三和标本四出土于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一号墓中。从图像考察,四位女武士大同小异,穿戴均为蒙古族戎装,显出十足的蒙古女性特征。与四尊蒙古戎装女武士造像同时出土的则是两尊身着铠甲、穿罩袍服、头戴交脚幞头、手持骨朵的男武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禁卫……,锦袍,幞头,簪赐花,执骨朵子。”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3“器图”记载:“……蒺藜蒜头骨朵以铁若木为大首,……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蒜首。”②由此可知骨朵乃古兵器,棍棒之属,大首如蒜头状;上述两尊男武士则是典型的宋代侍卫形象。作为镇墓之用的四尊蒙古戎装女武士造像和两尊宋代男侍卫造像,同时出现在同一大墓的不同墓室中,意味着中间墓室主人为丈夫,两侧墓室主人是两位妻子。察之有关葬俗,并依据镇墓武士民族衣着等特点来审视,墓室中的丈夫很可能就是汉族文官,而两位妻子或许就是蒙古族女将。若这一推测成立,反映出来的便是一宗特定时期的典型的汉蒙联姻案例。民族间的融合情况,既可以出现在彼此友好的时期,也可以出现于相互敌对的阶段。就历史上的和亲形态看,大致不外三种情况,一是用于友好的民族,二是针对敌对的民族,三是用于已经内属的少数民族。而南宋与蒙古之间,初期友好,甚至出现了“汉蒙结缘,联合抗金”的局面,中期处于敌对状态,后期南宋为蒙元所灭,汉族成为统一全国的蒙元的内属民族。因此,在南宋与蒙古的各个发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和亲联姻的情况,特别是在蒙汉结盟时期,更为汉蒙之间的联姻通婚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该墓室的两尊宋代男侍卫造像和四尊蒙古戎装女武士造像显示出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民族交融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史之遗误、补史之缺页的重要作用。
四 充分凸显了南宋时代的民俗信仰与宗教传统
大足石窟艺术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十分独特:第一,大足石窟反映的思想是真正的儒、释、道的“三教合一”。第二,所表现的题材内容,是对过去形式的大胆改造,重新加工,有机融合,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对象。第三,人物造型往往以当地百姓为“蓝本”,具有亲切感人的魅力。
尽管川南墓葬石刻与大足石刻均为石刻艺术,而且均与人们的深层精神信仰密不可分,但其用途毕竟截然不同:前者完全用于幽冥世界,乃墓葬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则是用于世人“观瞻”和“礼拜”,为了众多善男信女宗教信仰的需要而建立。前者显示出十足的隐秘性;而后者不仅与世俗的经济利益相关,更与工匠们的虔诚信仰相连,有着积功德一般的神圣追求。不过,二者最终在“民俗信仰”的表达上找到了契合点。就大足石刻的世俗性而言,新疆石窟、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龙门石窟等都无法望其项背。不过,大足石刻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脱离宗教———主要是佛教教义的本身规定性。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其中的“世俗化”绝不可能将现实生活简单置入,而是要做一些巧妙的改造。相比之下,川南墓葬石刻的世俗化内容却是直截了当,原汁原味的。虽然工匠们所创造的是“另一个世界”,但它体现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规范与信条,希冀走向幽冥世界的人能够继续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可谓现实生活的原样“复制”与鲜活“镜像”,承载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与民族生活的大量信息。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川南墓葬石刻是宋代现实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并不过分的。
南宋时期川南墓葬石刻中的图像大都极具象征意义,“这些石刻浮雕画像在石墓室中的出现不仅是出于装饰或者审美需求,而且是以其特殊的符号形式指向特定的意义”,也即不仅有自然的再现,还有文化的表征,更有生命重构的特别预示。诸如“牡丹”、“莲花”、“菊花”、“芙蓉”、“仙鹤”、“小鸟”、“双凤”、“双孔雀”、“狮子戏球”、“瑞鹿衔草”、“玉兔捣药”等等,可以说,其内涵丰富深广,是南宋时期广大民众各种复杂心理需要的具体表现。由于墓室是属于逝者个人的隐秘空间,昭示的是神秘特殊的“另一个世界”,其中不乏“引人入胜”处,其图式设计必然与墓室主人的诸多“遥远”的愿望相结合。换言之,石刻中的花鸟画图像,隐喻了宋人对生命与死亡这一重大人生主题的深沉思考,“它直探生命的本源,重构了一个鲜活的、完美的心灵世界,是川南泸县宋墓花鸟画石刻最深层的象征意义”。其中,以更新生命为核心主题,此乃传统生命意识延续的反映,亦即将有限的生命寄寓到循环往复的无限中去。①
目前川南考古发掘出来的飞天图案数量虽不太多,共计8幅,但其所处墓室面积较大、装饰异常精美,还是显示出了非凡的文化意义。或飞天浅浮雕,身躯弯成“U”字形,面带微笑,身着交领长袍,束腰带,右手执瑞草,左手持衣带,衣裙下摆逸然飘飞。或两个飞天相对造型,为剔地起突的高浮雕而成,右边飞天头戴巾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束腰,彩带向身后左上方飘散,双臂向外弯曲,手执衣带;而左边飞天亦头戴花边巾貌,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束腰,双臂弯曲于胸前,双手合十,彩带向身后右上方飘散飞去……如果将它们与大足石刻艺术中的飞天图像加以比较,正可见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于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中编号为“2001SQM1: 26”的飞天图案,高浮雕于墓室横梁的弧形底面上,图案正中为一镜状轮盘,左右两侧则为一正一反两个飞天,轮盘内左右对称雕刻着一只瑞雀与一只兔子,其间满饰卷叶纹。其中,左侧飞天头朝上呈正面卧姿,头戴软脚花冠,身穿圆领长袍,袖管宽大,双手虚于袖内持轮盘边沿;右侧飞天头朝下,亦为卧姿,头戴软脚花冠,身穿圆领长袍,袖管宽大双手虚于袖内持轮盘边沿。整个飞天图案对称饱满,造型自然流畅,线条极具美感。仔细辨认图像细部,似应将瑞雀理解为“三足金乌”更妥,《淮南子》中就有“日中有乌”的说法。按照传统阴阳观念,金乌与太阳相联,玉兔则与月亮相谐,几乎互为符号意义之表征。若此,轮盘与两个正反运动的飞天不正好形成一种意味深远的“阴”、“阳”对转图吗?也就令我们不禁想起阴阳相谐循环往复的太极图来,明显与道教中的金丹修炼的阴阳相依永生不息原理相一致。这,不仅让我们从视觉上获得一种至大的感官享受,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是一种旺盛伟大的生命力量的微妙反映!据专家考察研究,正反两个飞天旋转围绕的圆形轮盘中应该有面铜镜,只是时间久远,被盗墓者给掠走了。倘若论证合理,墓中铜镜便被赋予了甚为重要的宗教信仰之文化内涵,具有辟邪消灾、降妖镇魔与远祸致福诸般功效。由此,不仅反映出道教在宋代盛行而受到普遍重视的社会地位,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现实。当然,这也为整个中国飞天形象塑造演变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墓室石刻图像的梳理与分析,当时丰富的民俗信仰概貌便清晰可见了。如果说,唐代以前儒、道、佛三元一体的格局已经出现了的话,那么到了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儒、道、佛三教则已经发展到浑然无别的融合状态。这在川南墓葬石刻艺术中,有着甚为显著的体现。大足石刻与川南墓葬石刻,一在地上供人观瞻礼拜,庄重严肃;一在地下为墓室主人营造其生前的时空氛围,显得世俗隐秘。二者虽然功用不同,但在反映“三教合一”方面却异曲同工。在信仰的上部层面,儒、道、佛三教判然有别,而“在终极目标的设定、终极神性的认定方面,三教都归结为超乎言象的混沌,随机应发的境域,包容万有的宇宙秩序,这时三教的差异就不再重要,而同一性处于主导地位,三教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大系统了”。①实际上,下层民俗信仰的丰富性、鲜活性与决不僵化的随机应变性密切相联,致使大足石刻体现出强烈的世俗性;在川南墓葬石刻里,这一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墓葬石刻几乎没有特别的宗教教义或戒律的束缚,完全是为我所需,尽情发挥,随意改造,甚至还表现出“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的深沉哲理思考,直指生命的延续与重构。例如川南墓葬石刻中的“双凤图”,便暗示出墓室主人的生命形态之转化;“双孔雀图”中的两只孔雀相互交颈,形成优美的“S”形,亦明显含有阴阳相谐与生殖崇拜的意味,象征着夫妻欢娱、两性交泰及生命的延续与转换;“瑞鹿衔草图”则具有令人长生不老、死而复生的功能,寓示着墓主人将在另一个世界中不老不死,灵魂不朽,体现出宋人对阳世有限生命的慨叹及其对无限生命循环的痴迷追求与向往。②而那充满着无限诱惑力的神秘世界———另一个时空,则往往通过对“苍龙”、“白虎”、“朱雀”与“玄武”四神的精彩表现来营造。在泸县各地曾经征集的150余块石刻图像中,“四神”类石刻就有38件,约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一。“四神”造像形态各异,生动别致,撼人心魄,其雕刻技艺堪称精湛绝伦。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泸县牛滩镇宋墓中还抢救出一件异常珍贵的石刻,就是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道教创始人“灵应帝”张天师的后裔所制作的《张氏族谱》。该“族谱”实为墓志铭的上半部分,记载了张氏家族的源流,罗列了许多德行显著的张氏祖先的名字;下半部分则是叙述墓室主人张悦事迹的内容。墓志专门以“族谱”的名称出现,这在四川宋代考古中尚属首次,就是在全国,恐怕也不多见,这对于“道教”史的研究,诚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资料。③同时,铭文又载南宋嘉熙年间,“奕岁多事,劫火烂燃,鞑马纵横,金戈骚动,物价翔踊,钱重楮轻,赤金两可直壹百余缗,白金两拾缗有奇。蜀道生灵,翘首太平之望甚切矣”,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后期元蒙军队攻入四川以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可谓进一步丰富了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内容。④
* 本文为国家“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四川南部地区南宋墓葬石刻艺术研究”(05BF06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通讯地址:
龙 红 重庆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400044;
王玲娟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4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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