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集萃 巴蜀文化研究

《山海经》中的上古蜀语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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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翥

2008-10-31 11:14

20世纪末,在四川盆地已发现巴蜀图语单符号200多个,至到本世纪,广汉三星堆又有数十个图语被发现,但它们大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因此,尚无法与《山海经》之文字进行参照。然而,依据先秦中原文献及汉代《说文》、《方言》与华文本《山海经》对照,经中却出现了“氏”、“寻”等上古蜀语。

华夏语言原本是以东周王朝都城洛阳“雅言(官话)”为基础,吸收中原诸侯及巴蜀、荆楚等各地方言构成的,例如:华语中的“蜀”、“巴”、“禹”、“氏”等字,就直接吸收了巴蜀方言。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类认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使用语言的人代代相传的产物。历代以来,华语虽然都以雅言正音作为交际工具的主流,但正如华夏族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一样,华语自古以来就存在方言的分歧。华语词汇在双音化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为同一事物造词,他们可能选择不同的语素(字)组词,也可能选择共同的语素组词,例如对乐器的称谓:巴蜀方言称“乐”为“荆”,华语曰“南”,楚荆语曰“任”。各方言区对女性也有不同称谓:巴蜀方言称“娲”、“羲”、“胥”,吴楚方言称“媭”、“娃”等。因为,各方言区又是相互影响的,并把对方词汇吸收到自己的方言里,所以,造成了各方言区之语言文字相通的现象。例如“寻”字本是巴蜀方言,同时它又是各方言区的通用字。还有“杯”、“酒”“狗”、“桑”、“丝”、“仞”、“沮”等都是通用字。先秦时代,中原文献没有直接记载上古巴国、蜀国历史文化,自然,中原文献是不可能出现巴蜀方言。只有《山海经》2/3的内容直接、间接书写了巴蜀山川地理、历史文化,因而,上古蜀语基本上保存在其中。

“蜀”“巴”“禹”这三个字,在《山海经》中属于上古蜀语,已是不争的事实。“蜀”字在《山海经》中出现2次,《南山经》曰:“又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蜀”即蜀国。并作了2次偏傍,其一指鸟名;其一指国名。从“蜀”字演变过程看:上古蜀山氏与采桑饲蚕有必然的联系。野蚕性孤独,各据一叶,以保证其食叶充足。故“蜀”字又引申为“孤独”之意。杨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孔颖达《尔雅•释山》疏曰:“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最早在岷江河谷养野蚕的部落,把他们居住的山,就称之为蜀山,部落就称之为蜀山氏,其后与中原黄帝部落联姻。《说文》曰:“蜀,葵中虫也。从虫,两目象蜀头,中(谓勺)象其身娟娟。”段玉裁注:“葵,而雅释文引作桑”。“淮南子曰:蚕与蜀相类。“蜀”与“葵”两字是蜀方言,与中原华夏族皆指称“蚕,任丝虫也。“桑,蚕食叶木”。“蚕”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后来演变为形声字。“桑”在甲骨文是象形字,上部是树冠,下部有树根,极像一棵树。甲骨文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蜀字的上方都有一个蚕的大眼睛,下方是一个蚕的弯曲的身体。最早的甲骨文(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蜀)字外部不像蚕形,所以在中间加了一个虫,小篆(蜀)字的形体与金文大体相似。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20世纪,史学界对“巴”字的含义曾有多种说法。认为“巴”指动物,如蛇、虫、蟒、鱼、蚕,《说文》:“巴,蛇也。或曰食象它"。甲骨文(巴)字是象形字,如同一条盘曲的大蛇。然而 ,有的人则将“巴”解释为对山、水、石头的称呼。后来有学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音巴)人”。于是,中原及与巴族为邻的人皆称其为“巴人”。金文中的“虎方”,亦即指的甲骨文中的“巴方”。“禹”字是个会意字,金文(禹)字带“箭头”形的那条曲线就是一条毒蛇的形状,横的一条是一根带权的木棍,这就表示木棍打蛇的意思。小篆(禹)字的形体,蛇形犹在,而木棍形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楷书禹字就源自于小篆。历史学家顾领刚确曾说过大禹是“虫”,其实,“虫说”依据的是《说文》曰:“禹,虫也。”“从内,而内,兽足蹂地”。上古,兽统名之曰虫。《大戴礼•曾子天圆》曰:“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日龟,鳞虫之精曰龙。”鳞片之虫,最高级者是龙。所以,大禹“在谷是虫,出谷便是龙”。因而,华夏民族信奉的龙图腾,在《山海经》中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龙就有48(包括6次重绘:“凡眠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马头龙或马身龙首的神,据传是胧的形象。信奉马头龙的冉驻人,又是崛江上游的远古蜀人,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座上缠绕的龙,可与《山海经》相印证。禹是《山海经》中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蜀地,“禹”是他的名字,象征着他是西羌(蜀)一位本领极高的勇士。从文字起源的角度讲:禹字是上古蜀语,它的本义源自巴蜀方言。而中原文献作为特称皆是其引申义。

大约4000年前,大禹、伯益在从西到东的治水过程中把蜀地口头文学《山海经》带到了中原,按《孔子家语•执髻》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可见在《家语》成书前中原人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在《大荒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南经》里有四方神名曰:析、因、石夷、凫和四方风名曰:俊、乎民、韦、手炎这g个名称,都在殷商甲骨文中见到了。杨树达的《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于省吾《释四方与四方风名的两个问题》等文早已论证。上古文献《尚书•尧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几个表示天文岁差的上古才有的词,而这几个古词恰恰在《山海经》中出现了,除《夏小正》外先秦其他文献中却未曾见。《大荒东经》有“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人风”;《大荒南经》“有神名日因因乎,南方日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人风”。“折”应为“析”,意即东方之风。殷墟甲骨卜辞也有“东方日析,风曰脋,(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经过对比,我们得知:当时伯益在口述《山海经》时,可能把 中原方言加人进口传《山海经》之中了,拟或巴人在西周初已接受华语,由他们自己把华语加入《山经》中的。同时也说明华夏语言中可能与上古巴蜀语言有相同之词汇。

《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和”的本义为“相应”,它是形声字,意为“声相呼应”。“和”为姓氏用字,著名者有羲和、和仲、和叔,在《山海经》、《尚书》中他们是古代负责天文历法的官职。((世本》载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羲作占月”。羲和的“羲”字,与“姜”字上半部分相同,可能有着共同的族意渊源(伏牺,亦称伏羲、羲皇,可能也与天文观测有关)。《尚书•尧典》记有天文总管羲和,他手下有四名天文官,分别观测四方、四时、四季,他们是:羲仲(东,晨,春),羲叔(南,午,夏),和仲(西,昏,秋),和叔(北,夜,冬)。据此可知,“羲”有“晨”意“始”意,“和”有“昏”意“随”意(四时相应),“羲和”即“旧出日落”、“春来秋往”。《山海经•大荒西经》又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为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帝俊”为巴蜀人之创世之神(郭璞认为就是帝舜,后即有人认为是帝誉,青阳之孙,黄帝之重孙),因此,蒙文通先生认为帝俊是《山海经》中的主神。“羲和”、“常羲”,皆为古蜀小部落,帝俊娶这两个部落之女为妻,为他掌管天文历法。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子方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 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二”〕。唐代杜光庭《石笋记》说:“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百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新繁县志》亦云:“此地巨石嶙峋,父老传自它处飞来。”成都乃眠江冲积平原,何来如此多之巨石?我们可以用《山海经》中的山系来对证这些“石阵”,这正是古巴蜀人把《山海经》中的山峰作为坐标系数建造的的天文观察遗址!因此,“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p.卜紫茎,玄华黄实,百初无枝,有九橱,下有九构,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眸爱过,黄帝所为” 。这环木水绕之势之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古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构成的石阵。即《说文》所称“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他们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还置有青铜神树,以其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山海经》上所谓“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为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实地观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其后,构成为“夏历”的核心,夏王朝并把常羲、羲和作为管理天文的官职。周王室文化官袭弘就是蜀人,他精于天文、占卜,《史记•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铁、甚宏”。《华阳国志•序志》、《蜀中广记•人物记》、《四川通志》都说他是四川资中人,或是把他当巴蜀人看待。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落下阂(第一个制造浑天仪和制定《太初历》者)亦是巴蜀人氏,他们就是巴蜀的“羲和”“常羲”的后代。“羲和”、“常羲”在《山海经》中共出现过4次,西南民族创世之神女蜗,出现1次(《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神十人,名曰女蜗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也。”)。按古语同音相通的规律,屈原《离骚》中女嬃的“嬃”应可与巴蜀人的创世之主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之“羲”;造神之女蜗之“蜗”通假。《说文解字注》曰:“嬃与请骨同音通用。谓者有才智也。”“楚辞曰:女嬃之蝉媛”。“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要。贾语盖释楚辞之女嬃”。再根据杨雄《方言》:“嬃”、“娃”是楚人对女性的称谓。《说文》曰:“吴楚之间谓好娃”。《方言》亦日:“娃,嫣,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山海经》中炎帝少女“精卫”,在楚语文字中却称之为“女娃”。《山海经》中对女性称谓“羲”字而在《庄子》里却变成了男性“伏羲”的名字了。先秦时代,每个诸侯国皆处于相对独立的环境,所以,都有各自的方言。但这些方言中,语气词虽有不同的文字表达,却基本上是相通的。《说文》曰:“兮,语所稽也”。 “兮”字本为指事字,“稽”意为停顿的意思,这里是指声音延续义。甲骨文梦(兮)字横线上两点是指事符号,表示说话时声音从嘴里发出。《广韵•齐韵》曰:“兮,语助”。“兮”字作为楚淮最具有特色的语气词,在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庄周的散文《庄子》,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的《楚辞》中都多次使用“兮”字。“兮”字同时也是中原华夏语气词,《诗经》“二南”中“兮”字出现过13次(在《诗经》中共出现323次),可说是语气词在《诗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虚词。而《华阳国志•巴志》中录的3首巴民歌却没有“兮”字,其好古乐道诗之一曰:"旧月明明,亦惟其夕;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因此,“兮”字绝不是巴蜀方言。《吕氏春秋》记有“候人兮椅”,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堡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巴人(今重庆市巴县)的《候人歌》“兮”“椅”语气同的连用,已明显受到楚语的影响。《岌玉篇•犬部》曰:“椅,叹词也”。所以,“椅”是中原语气助词,《诗经•齐风》曰:“椅磋昌兮!硕而畏兮。”“椅”即为发语词。《说文解字注》曰:“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有假椅为兮者。如诗河水清且涟椅”。“倚”与涟连用,但《诗经》中却没有“兮椅”连用的例子。“椅”字在华夏语言中,又是实词。《说文解字注》曰:“猜,牛害犬也”。“椅”亦作族名,“猜氏”一名的由来可追溯到夏代的古椅国。《路史•寒促传》云:“寒捉者,椅姓。”下注“潜大论有椅姓,《括地象》云‘过椅姓国是也。本以寒为邝,姓国者失之。”《河图•括地象》云:“椅姓之国,椅夏朋淫不义,少康灭之。今河东有猜氏城。”《蒲州府志》亦云:“椅氏县娜瑕氏之墟也,春秋令狐地。秦世以有古琦氏国,因称琦氏。”《山海经》中无“兮”字;“椅”字在《山海经》中出现过1次,“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椅天苏山,日月所生”。“椅”,字却不是巴蜀方言,而是中原华夏语言。李白《蜀道难》开头一句“隐吁嗽”可佐证,宋宋库《笔记》曰:“蜀人见物惊异,辄日“隐吁嗽,。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

汉代许慎在《说文》中曰:“巴蜀名山岸霄节之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段玉裁注:“巴蜀方语也。堆大徐无,小徐作堆。俗字耳”。“著于山岸膏,而状欲落堕者,曰氏”。“天水有大坂,名日陇纸。其山堆傍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天水,本古蜀故地。《玉篇•氏部》:“氏,巴蜀谓山岸欲堕曰氏”。蒙文通先生通过对《说文》关于“氏”的释义的考证,认为“氏字是巴蜀的字,是起于巴蜀很早的字。从氏的字也很多,说明它是中原遗古之字中的一个字,也就说明,巴蜀和中原文字是相同的”。《山海经》中出现巧(重复2次)个“氏”字,象征远古时代巴蜀的显赫世家(部落),如《海内经》“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尘土。有巴遂山,绳水出焉”。《说文解字注》曰:“姓氏之字本当作是,假借氏字为之” 。“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凡氏之属皆从氏”。有时“氏”又是以神圣的面目出现的,如《西山经》中的“实惟员神魄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并用显赫部落类比大山,如((东山经》“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又南五百里,曰猴氏之山”。亦记载了中原部落,如((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氏”字本为象形字。”甲骨文“氏”字是一个面朝右侧立的人,手里提着陶器之类的东西。金文(氏)字的形体没有大变,不过人手所提之物已经上升到臂中间。小篆臂上的一点变成了一横,同时也失去了人形。现行的楷书直接由小篆演变而来的。先秦中原文献“氏”字皆为假借之意。“氏”字之巴蜀古义早已消失,仅存于《山海经》中。20世纪编纂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都一致认为“氏”字为巴蜀古语。

杨雄《方言》第一:“惰,骏,融,释,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情,海、岱、大野(大野,今高平拒野)之间曰寻,宋、卫、荆、吴之间曰融。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周官之法,度广为寻(度谓绢帛横广),幅广为充。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杨雄叙述了各地有关“长”的不同称谓。《说文》曰:“寻,绎理也”。“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因此,“寻”字应该是巴蜀与华夏通用字,但其又是巴蜀方言,《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寻木长千里,在拘缨南,生河上西北”。《山海经•海内西经》云:“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岳之山。寻竹生焉”。《山海经》中共出现3个“寻”字,这应古蜀方言实词保存在其中。《诗经•朋宫》曰:“是 断是度,是寻是尺”。郑玄笺:“八尺曰寻”。杨雄《方言》曰:“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在先秦文献里只有《山海经》把大木、长竹称之为寻木、寻竹者。巴蜀之“寻”意与中原方言基本相同,而与楚方言却完全不同。《海外北经》有“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初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大荒北经》曰:“禹湮洪水,杀相露,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初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三初三沮”之“初”意为“填充”;“沮”意“搅拌”、“塞”,是巴蜀方言义。先秦中原文献中无此义项,并从未出现过这一词组。“初”在经中出现11次,其它9处是巴蜀与中夏通用义,《说文》曰:“初,伸臂一寻八尺”。许慎把切与寻对举。而“沮”在经中出现5次,其它3处借指的是山名、地名。《说文》曰:“沮,沮水,出汉中房陵,东人江”。先秦中原文献中“沮”亦是“止”、“毁败”、“恐怖”意。《诗经•小雅•巧言》曰:“君子如怒,乱遮遗沮”。毛传:“沮,止也”。《韩非子•二柄》曰:“妄举,则事沮不胜”。旧注:“沮,毁败也”。《礼记•濡行》曰:“劫之以众,沮之以兵”。郑玄注:“沮,谓恐怖之也”。与“沮”相近的是“直”字,“直”在《山海经》中出现g次,既指植物“祖”,也是蜀国(今广元市昭华一带)的一个小部落一一直侯。虽“沮”、“直”是巴蜀与中原的通用字,却有各自不同的义项。

“大”字在《山海经》中重复出现多达180次,是经中频率最高的字之一;“小”字出现12次,不过这两个字都是华夏文字。据《方言》载:古蜀语“梁益之间凡物之小者谓之私,小或日纤,增帛之细者谓之纤”。“私”与“纤”这两个巴蜀方言与《山海经》中的蚕桑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两字的意义是相通的,却没有在《山海经》中出现。《说文》曰:“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段玉裁注:“今则假私为公么。仓颉作字,自营为八,背八为公。然则,古只作乙,不作私”。这是中原华夏族对私的含义之演变的叙说。《说文》对“么”释日:“厶,奸襄也”。段玉裁注:“奸者,厶也”。《玉篇•么部》曰:“厶,奸邪也,今为私”。从解释中,私没有“小”或“纤”的含义。“纤”是由部首“糸”与“千”构成的形声字,而直接源自于蚕丝(增帛)。《山海经》中出现了3个“丝”字,出现“桑”字犯次,可见“桑蚕”与“丝”于蜀人具有密切的关系。《说文》曰:“丝,微也”。“丝”与“纤”又是相通的•《山海经‘中次十一》日:“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街,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不仅有“桑”、“蚕”、“丝”、“帛”等字,而且从桑、从蚕、从 丝的字多达105个,这充分说明在商代以前,已经有丝制品,自然有由绸帛制成的衣服。甲骨文(系)字是一个象形字,就像一把小丝拧在一起。楷书由小篆演化而来。这个“糸”字不读si(司),而应读如mi(密),它的本意是细丝,宋朝研究《说文解字》学者徐楷说:“一蚕所吐为‘忽’,十忽为‘糸’,五忽也”。甲骨文(丝)字是把两小股蚕丝扭在一起之形,金文与甲骨文相类似,小篆(丝)字是由金文演变面来的,楷书繁体“练”又是从小篆而来”。周朝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出现了39个“桑”字,却没有出现“丝”字。如果诗歌是生活的反映的话,那么,远古时代桑蚕与中原民族之关系并不像蜀人那样十分密切。《盐铁论•散不足》可证:“古者庶人耋(《方言》:宋卫衰豫之间曰差,八十为耋,音翘)老而后衣丝”。所以,丝与庶人几乎无缘。《说文•系部》日:“纤,细也”。《禹贡》曰:“厥奎玄纤编”。纤字在中原文献里又是作为祭服的颜色,黑经白纬曰纤。《周礼•间传》日:“樟而纤”。郑玄注:“黑经白纬而纤”。所以,在中原,丝织物是贵族的特权。

中国古代文献没有把丝与国联系起来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就出现了" 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据杨益宪考证,指的是古代蜀国。远古中原华夏族人与蜀人对丝织物(增帛)有不同的称谓,《方言》曰:“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日绞(音凌),秦晋曰靡(靡细好也)”。蜀国的“蚕丝”,在远古外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中华”的象征。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已经有支那和支那人的记载;史诗《摩诃婆罗多》卷2《大会篇》中也说到东辉国“福授”的军队是由辉煌如金的支那人和基拉塔人组成的,在《政事论》中,印度人还提到了印度与支那间的丝贸易(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就是有力的证据),司马迁《史记》有云:“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因而在印度史籍中一再出现由丝得名的国家“Cina" ,而公元4世纪印度《佛说灌顶经》中云:“阎浮界内有震旦国”,称呼中国(中原地区)的名字China Stnana,音译为“震旦”,意为东方的雷声与太阳,没有“丝”的含义。所以,"Seres" ,"Cina”与秦(Qin )、楚(Chu)等中原诸侯几乎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因此,学者刘兴诗认为:那个由丝而得名的国家“Cina”就是指的蜀国。从文字音韵学角度看:这是中原华夏民族与眠江流域蜀族文化的区别。

《方言》曰:“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所爱,伟其肥胧谓之膝”,这里讲到了巴蜀人相敬爱之“爱”及“盛”之忌讳(蒙文通认为:巴蜀人“言盛及所爱曰伟”)。《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埔民之国。有纂山。又有摇山。有融山,又有门户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鸟”。《山海经•海内经》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盛”、“爱”两字的含义,巴蜀与华夏是大致相同的,在《山海经》中虽是孤证,“盛山”之“盛”为引伸意。“爱人”之“爱”如同《说文》“爱,行貌也”。具有巴蜀方言之意。敬爱之“爱”在称谓上,巴蜀与中原又是不同的:《方言》曰:示、怜,忧,{奄,爱也。东齐海岱之间曰示(诈欺也)。自关西而秦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示,陈楚江淮之间曰怜,宋卫邺陶之间曰忧,或曰俺(陶唐,晋都城)”。但从郭璞注《山海经》之后,个别注者却脱离巴蜀方言(文化)背景,望文生义。《玉篇》以“偎人”为国名,汪级《山海经存》则称“偎当作楼”。宗柄《明佛记》引本经“爱之”作“爱人”。宋本、明藏经本、吴宽抄本相同。由此,“爱人”就变成了“索人”。这样就再也没有巴蜀方言的意味了,巴蜀方言“爱”,就完全变成了中原华夏语义了。

巴蜀人尊崇“九”为最高境界(与战国时代源于楚地的阴阳五行是毫不相干的),“五山”“四海”合为“九”,在《山海经》中出现数字“九”66次,所以《中次九经》以玉(巫)山等为“中山”来构成“五山”。先秦史上,只有杜宇、开明两代蜀王称帝,其后才有秦王赢政称始皇帝。蒙文通先生针对汉代《蜀王本纪》、晋代《华阳国志》中的“王”、“帝”、“主”等字,说“都显然是华文华语”。《山海经》中出现“王”字5次(不包括重复),亦作偏旁;“帝”101次(包括重复);“主”字出现5次,亦作偏旁。中原文字出现在《山海经》中,说明华文本《山海经》作者们必然与中原文化相联系。根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从《山海经》中得知上古蜀人“庙称青、赤、黑、黄、白帝这五个名词”。也就是说蜀人有关宗庙的概念是很远古的事,广汉三星堆那巨大的祭祀坑中的作为祭祀用的成吨象牙,上古蜀人的5个祭祀台,足以证明都广之野在当时就是天下的祭祀中心。然而《华阳国志•蜀志》中却说蜀王“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醋,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常檬说的“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意即蜀国开始接受周王朝的那套祭示祖先的仪式,建立中原式的宗庙,但《山海经》中并没有出现“宗庙”、“庙”这样的中原词汇,仍然用的是蜀语“青、赤、黑、黄、白帝”这五个词。称祭庙之“酒”为“醴”,却是中原华语义,从中看出:蜀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已经接受中原华语(周礼)的影响了,但在《山海经》中并没有出现“醴”字,亦可证《山海经》成书至少在开明九世以前,因《蜀王本纪》说三代蜀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三代蜀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当然指的是中原“文字”和“礼乐”。《山海经》中有关酒或盛酒的器具曰“枉”,如《海内北经•蛇巫山上操枉人》;“枉”字,有人认为意“倍”,是逢蒙击杀大井的桃木大棒,亦有人认为是“卜定吉凶的杯玫”。《海内北经•犬封国》中“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枉食”。据袁坷先生考辩:“枉”即杯之伪,郭璞在《犬封国》下注云“与酒食也”。郝鼓行曰:“明藏本枉作杯,注酒字作狗”。意谓一女子跪进酒食于狗,这是一种远古蜀人原始宗教祭祀仪式,至今,在四川乃有这种说法:“一鸡二犬”。即每到正月初二,都要给狗过年,弄一些好东西给喂。《王会篇笺释》伊尹四方令:“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地形训》亦曰:“狗国在其(建木)东。”狗国或即是犬封国、犬戎国。“犬封国”或即是得名于犬受封为国。犬戎国之名却是由西戎之“戎”字而来的。《山海经》中“酒”字出现过8次,“醴”字虽然在开明九世已经由中原传人蜀地,但在《山海经》中却没有出现。

蜀人称“乐”为“荆”,华语曰“南”,楚语曰“任”,皆为乐器(曲)不同的语言称法。《礼记•明堂位》曰:“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周官•鞋鞍氏》亦曰:“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汉郑玄注:“四夷之乐,东方曰就,南方日任,西方曰株,北方曰禁”。楚人又称乐为“夏”。楚人尸子曰:“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南方称任方,南方又曰“夏”。《山海经•南山经》曰:“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有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辄人,夏乃出,冬则闭。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凰、鹤雏。”经文中“夏”指夏天,却没有“任”的意思。《山海经》中出现23个“夏”字,15个指夏季;8个指的是人名或国名,却没有“乐”的意思。《山海经•大荒北经》曰:“有檐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 。经中共出现3个“任”字,皆指的姓,与“夏”没有关系。周朝,任为国名,风姓,在今山东济宁。《左传•嘻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撷臾,风姓也。实司太啤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注:“任,今任城县也”。从中可知:中原的任姓封国与《山海经》中的任姓氏族,应该有一定亲缘关系。“荆”字在《山海经》中出现12次,指的是植物和山名,蜀人可能由此而借代乐器之
名。《说文》曰:“荆,楚木也。”段玉裁注:“楚丛木,一名荆,是为转注,从帅刑声。蒙文通先生认为“乐曰荆可说是方言,也许乐是由荆人传来的”。“乐”,从荆人那里传来蜀地,然而《仙海经•大荒西经》曰:“太了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说明上古巴蜀已经称民歌为“风”。后来龄经材有“国风”之称。

蒙文通先生持巴蜀与中原具有相同的语言的观点他说:“巴蜀和中原语言的不同,可能还不到齐、楚不同的程度。如果巴蜀语言和中原根本不同,也如象磨西、彝族语言那样和汉语不同,就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这种语言也不可能在蜀灭之后白余年问,到汉代就消灭得毫无踪跻”。巴蜀方言与中原华夏语言既有相同之处,亦有较大的区别。秦统一中原六国时,秦灭巴国、蜀国近百年了,秦国推行其文化强权政策,秦对巴蜀的文化强权,可以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在100年前的预演,10000户秦国移民,在100年问便彻底地取代了巴蜀语言文字。此时巴蜀文字应该与秦国语言文字基本相同了,秦统一中原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中原六国虽然皆属于华夏文字系统,但区别亦较大,正因为这样,所以秦才要统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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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考洛阳老庄研究院潇雨.整理排录,尸子校正卷下[Ml.

唐世贵,攀枝花学院副教授、硕士。
唐晓梅,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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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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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