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集萃 巴蜀文化研究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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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

2005-04-06 09:52

关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由于文献记载的粗疏和史料的匮乏,长期以来进展较为缓慢,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巴蜀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古城遗址的发现以及相关文物的出土,为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先秦巴蜀城市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对这些新进展略加论述,供学术界参考。
   
    一、先秦巴蜀城市的总的研究
   
    关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源头可追溯到“巴蜀文化”的兴起。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致华发表了《古巴蜀考略》(《史学杂志》1930年第2期)一文,对巴、蜀的立国、疆域、社会发展等进行了考证,认为殷商时期蜀已有了城郭都邑,巴人已有货币、城市、职官和君臣等观念。到了40年代,卫聚贤收集文物资料,撰成论文《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和1942年第3卷第7期),自此以后,“巴蜀文化”一词始为学术界所逐渐广泛采用〔1〕。50年代以来,巴蜀历史文化研究不断有优秀成果问世,其中对先秦巴蜀城市的发展多有论及,代表性的论著有: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2〕、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3〕和《成都二江考———附论大城、少城、七桥、十八门》〔4〕、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5〕、邓少琴的《巴蜀史稿》〔6〕、任乃强的《四川上古史新探》〔7〕等。80年代以来,随着三星堆遗址、成都平原8座史前城址、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的发现以及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极大地推动了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形成了不少专门研究的成果,使巴蜀城市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先秦巴蜀城市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些对先秦城市的发展做了总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首先应提到的学者是段渝,多年来,他对古代巴蜀城市发展做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1993年,他发表了《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8〕和《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9〕两文,第一次对古代巴蜀城市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对早期城市的范畴进行界定,对巴蜀早期城市进行确认,对古代巴蜀城市的起源、结构、体系、演进进行独到探索,认为三星堆古城表现出强烈的神权政治中心性质,成都从一开始就朝着工商业城市的方向发展,而巴国城市的演变则与其军事重镇的发展有关,西周春秋以后,随着一批地方城市的兴起,构成了巴蜀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同年,其所著《四川通史》第一册出版,其中在《古代蜀国的社会经济》和《古代巴国的社会经济》两章中,列专节对先秦巴蜀城市发展做了专门研究〔10〕。此后,在其相继出版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11〕、《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12〕等著作中,也列出专门章节对先秦巴蜀城市继续进行研究探索。此外,孙华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13〕、蒙默等的《四川古代史稿》〔14〕和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15〕等著作对古代巴蜀的城市也有一些论及。
   
    二、先秦蜀地城市的研究
   
    对于古蜀国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有的论著进行了整体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以三星堆文明为轴心,对于先秦蜀地的城市发展做了专门讨论,该书以《古蜀国的城市与文明》、《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成都社会生活与城垣建设》为题,安排两章篇幅探索蜀地早期城市的发展〔16〕。段渝在新近出版的《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一书的《文明的动力———古蜀的商业、城市和交通》一章中,也对古蜀国城市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做了专门研究〔17〕。江章华、王毅、张擎的《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一文,对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址和三星堆城址以及相关遗址考古进行总结,分析这些早期城址的性质和文化情况,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认为四川盆地西部和东部的先秦文化序列和发展脉络,在距今5000~3700年间分属两支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和哨棚文化可能是蜀文化和巴文化的直接渊源,到三星堆文化时期,两地文化基本趋同,其后到战国时期,川西是“蜀”人遗存,川东可能是“巴”人遗存,蜀和巴的考古学遗存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18〕。
   
    有的论著专门对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进行了研究讨论。《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19〕、《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与史前文化》〔20〕等一批论文从考古学角度对这些早期城址做了详细论述。王妙发在《论长江流域早期都市》一文中,强调“都市与否的判断主要应该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问题,判断的方法应该是地理学的方法”,该文根据自己从地理学意义上提出的“都市”定义和都市形成的标准,对成都平原史前的宝墩、鱼凫村、郫县古城、芒城、双河、紫竹6座古城遗址是否属于都市进行了性质上的分析判断〔21〕。段渝、陈剑《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一文,通过对史前古城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认为“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由各座古城共存形成的古城群,则是考古所见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2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考古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城墙的确认和两个祭祀坑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论著在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同时,也论及了三星堆城市的发展问题,也有一些论著对三星堆城市的性质与发展等进行了专题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格勒的《四川商城》一文,将三星堆遗址纳入商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三星堆曾是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中心,与商文明关系密切;三星堆城址是商代主要都市之一;三星堆文化的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学术界形成的安阳中心论的框框,使人们不得不调整有关商代中国的概念〔23〕。日本学者古货登在《三星堆古城是杜宇之城》一文中,认为在蜀最初建立古代国家的是杜宇,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瞿上是在流经三星堆的鸭子河、马牧河从湔江分流之处的彭州市九陇镇的关口一带〔24〕。
   
    在对先秦蜀地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对于早期成都的研究特别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早期的论著多从沿革地理的角度或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对成都的历史变迁做了详细考述或论证,其中对先秦时期成都城市情况都有论述,如蒙思明的《成都城池沿革》〔25〕、刘琳的《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26〕、李金彝和王家的《成都考》〔27〕、任乃强的《成都城址变迁考》〔28〕、王文才的《成都城坊考》、四川省文史馆编的《成都城坊古迹考》〔29〕等大量论著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此外,徐中舒的《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30〕、李金彝的《先秦时代的成都》〔31〕、沈仲常和黄家祥的《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谭继和的《成都城市历史概述》〔32〕、张学君和张莉红著《成都城市史》〔33〕等一批论著,则将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就成都城市史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内容自然涉及先秦时期的成都。近年来,伴随着成都平原考古工作的进展,学者们对成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何一民的《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兴起———论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一文,将文献资料与最新考古资料相结合,分析了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早在4500~3500年前,成都平原已具备产生城市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从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到成都十二桥宫殿建筑群遗址,是成都早期城市产生和初步形成时期,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形成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成都是具有45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34〕。罗开玉的《早期成都城初论———兼论早期南方城市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现有考古发现认为:成都在商周至战国早期已是一座大型城邑,其中心地在今西门十二桥至中医药大学一带,沿古郫江东、北岸形成半月形布局,战国中期,蜀国“少城”尚无城墙,秦灭巴蜀后始筑土城〔35〕。李令福的《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一文,则通过对文献源流的辨析和对各家结论的评述,认为成都“与咸阳同制”不是指城市平面布局,而是指政治经济上推行的秦国制度〔36〕。
   
    三、先秦巴国城市的研究
   
    关于先秦巴国城市的研究,由于文献资料和考古工作进展的局限,与先秦蜀国城市的研究相比,进展较为缓慢一些,然而也产生了不少的学术成果。
   
    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虽以研究近代以来重庆的发展为重心,但将重庆城市的历史也回溯到了先秦时代,该书第一章《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对早期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论述〔37〕。周勇主编《重庆通史》也设专门章节对先秦巴国城市进行论述〔38〕。此外,邓少琴著《重庆简史》和《重庆简史和沿革》、彭伯通著《古代重庆》〔39〕、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著《重庆建置沿革》〔40〕等论著也对先秦巴国城市发展做了一定论述。
   
    有不少论著对先秦巴国城市做了专门论述。董其祥在《古代的重庆》一文中,依据已有的资料,对从地质时代重庆地形的形成,中经原始社会、殷周时代,下及秦统一巴蜀这一段时期的重庆历史进行了系统考述〔41〕。燕庄和在《重庆城的创建及其演变》一文中,认为战国以前,巴蜀地区的先民多散居,少聚族而居,无城;战国时期巴族地区的城堡纯属军事防御性质,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商业城市是在秦灭巴后逐渐产生的;战国末年,秦灭巴蜀后,首筑三城,即成都、郫县、重庆(江州)〔42〕。唐昌朴在《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一文中,提出汉代将巴国故地划分为巴东、巴西、巴郡三个部分,这是对该地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客观反映;商周之时,巴国各部落联盟已初建“方国”,《华阳国志》所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是指统一的三巴大部落联盟的都邑,这时已是春秋时期,然而分据的三巴部落联盟都各有其聚邑〔43〕。
   
    近年来,随着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巴人早期城市的历史遗存,以揭示该地早期城市形成与发展之谜。杨华发表《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遗迹的考古与研究》、《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长江三峡先秦时期城址建筑的特点》、《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44〕等系列论文,认为:长江三峡地区虽然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史前城址,但现有考古资料已可透露出与城址相关的信息,如刻画符号、大型聚落、宗教祭祀、战争与贫富分化等出现,为寻找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提供了线索;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居住遗址数量已大大增多,普遍流行一种“干栏式”建筑,出现“地面台式”建筑,大量应用板瓦、筒瓦覆盖屋顶;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确认远古时期三峡地区已有了城市的雏形,上古时期,三峡地区的城市多用“栅栏”来作为防御设施,从而代替了“城垣”,建筑形式比较独特。
   
   
    毛曦,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2018-07-1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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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字的期待(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