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集萃 巴蜀文化研究

四川考古60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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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翥

2010-01-26 09:31


    (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四川为蜀汉。2004年对德阳市“绵竹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基本弄清了绵竹城的范围,对于研究汉晋时期县一级建置沿革、布局、规模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成都市的崇州市和郫县都发现有蜀汉的砖室墓。1978年威远县黄荆沟发现蜀汉时期的钱币窖藏[124],出土有汉五铢和蜀汉五铢。
   
    两晋南北朝时期,发现的主要是墓葬,晋墓为单室长方形砖室墓。1954年发掘的成都市羊子山晋墓[125]出土的墓砖上有“泰始十年(274)造”文字,是晋武帝的年号。晋墓中随葬器物以青瓷器为常见。成都市曾发掘了成汉时期的墓葬[126],墓砖上有“玉衡”(311~314)、“玉恒”(335~337)、“汉兴四年”(341)等年号。成汉为晋代少数民族賨人李氏在成都建立的政权,上述年号分别为李雄、李期和李寿的年号。
   
    1957年在广元市宝轮院发掘南北朝时期墓葬32座,1953~1954年江油市彰明乡发掘六朝时期崖墓13座,这些崖墓都规模较小,远非东汉时期的崖墓可比,处于崖墓的衰落期,随葬器物以日用陶、瓷器为主。
   
    (七)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四川在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当时四川西有吐蕃,南临南诏,所以成都为当时西南重镇。成都市外南人民路曾发掘出唐代罗城的城门遗址,城门为单门道,门墩为夯土筑成外侧包砖。200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发掘出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2003年在成都市同仁路发现一段夯土城墙,为成都罗城城垣残存的一部分,从叠压关系观察,宋代及明清的成都城垣都是在唐成都罗城的基础上重建的。另在2003年在邛崃市发现唐代的砖石结构民居房基遗存,及窖藏、水井,为研究川西民居发展脉络再次提供了详实的研究材料。2001年成都市杜甫草堂内发掘出唐代建筑、水井遗存,出土瓷器100多件。
   
    唐代瓷器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已发现多处窑址,以1983年发掘的邛崃市什邡堂卭窑遗址和1985年发掘的成都市青羊宫窑址最具代表性。什邡堂卭窑始烧于隋,盛于唐,衰于宋,以烧造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其产品中省油灯颇具特色,釉色以三彩最有名,称为“邛三彩”,可与唐三彩媲美。青羊宫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多为日常生活用器。而西昌高枧瓦窑的发掘,是首次在我省发现的唐代瓦窑,为研究唐代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隋唐时期墓葬发现较少,1957年在新津县普兴乡发现墓葬3座,均为砖室墓,墓砖上有“开皇元年”(581),为隋文帝年号,出土有陶瓷器。1975年在大邑县斜江乡发掘唐墓1座,为砖室墓,出土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钱币,其它1974年在青神县观金乡清理墓葬1座、1993年在松潘县松林坡清理墓葬3座、1988年成都梁家巷清理唐墓4座等。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仍,而南方地区相对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这时四川先后为前蜀和后蜀割据。1974年在成都市清理的前蜀晋晖墓,其中出土的墓志详细记载了晋晖的家世、晋晖与王建开创前蜀王朝前事迹及建造晋晖墓的时间、地点和修墓人的姓氏等内容,为研究五代史提供了新的资料。1971年清理的后蜀孟知祥和其妻福庆长公主墓。陵墓结构独特,国内罕见,为研究后蜀建筑艺术和陵墓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1957年清理的宋琳墓、1977年清理的张虔钊墓、1984年清理的孙汉韶墓,为研究五代的蜀国墓葬制度、园林建筑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八)宋代
   
    宋代遗存在四川发现的主要是墓葬,遗址相对较少。成都市唐代罗城城门发掘中,发现2号门址是北宋时期重建的,为单门道,门道两侧有两排柱洞。
   
    宋代窖藏在四川颇有发现,1959年发掘的德阳市孝泉银器窖藏、1991年发掘的遂宁市金鱼村瓷器窖藏、1993年清理的彭州金银器窖藏、1997年清理的绵阳银器窖藏、1984年发掘的资中县鹤林村铁钱窖藏、2002年清理的峨眉山钱币窖藏等,都为研究宋代经济提供了资料。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瓷窑址的发掘,宋代瓷器无论生产工艺、生产规模都有空前发展,除宋以前的瓷窑在宋代继续生产外,始烧于宋的窑址有成都市琉璃厂窑(1932年发掘)、彭州市磁峰窑(1977年发掘)、都江堰市金凤窑(1977年发掘)、广元市瓷碗铺窑(1953年发掘)、达州市瓷铺窑(1991年发掘)等为重要。其中磁峰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琉璃厂窑烧制青瓷和彩釉器,其彩釉器被称为“宋三彩”。金凤窑以产白釉和黑釉器为主,瓷碗铺窑烧造的黑釉“兔毫盏”在四川各地经常发现。2008年,在乐山清理了6座宋代马蹄形半倒焰式馒头窑,均由门道、窑门、火膛、窑床、挡火墙、烟囱、排水沟、护墙等部分组成。器形以碗、盏、罐、壶、瓶为大宗。釉色以黑瓷、酱瓷为主。单釉色及窑变装饰最常见。宋代墓葬在四川多有发现,可分为砖室墓和石室墓两大类。前者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后者分布在丘陵、山区,其中泸州等地分布密集。1984年在成都市圣灯乡清理的张确墓,是一座夫妇合葬砖室券顶墓,两墓室中间以砖墙相隔,是宋代砖室墓常见的形式。出土陶俑中以人首人身双肩带翼鸟足的陶俑为罕见。在砖室墓中常见三彩俑为南宋墓葬的特点。1990年,在广元下西乡清理了1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钱币。1996年,在成都天回镇甘油村清理1座墓葬,出土的四方真文券,对研究北宋时期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及其在丧葬中的特殊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石室墓一般都被盗,墓室用石材构筑,仿木结构,许多墓室中都有精美的雕刻,内容有武士、家庭生活画面、四神图像等,这些石刻无论是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都是很珍贵的。已发掘的彭山县虞公著夫妇墓、华蓥山市安丙家族墓地、泸县宋墓等石室墓都属此类。宋墓中许多随葬石质或砖质买地券或道教的镇墓券是研究当时历史和道教史很好的资料。
   
    1980年在西昌市小庙乡清理了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18座。是四川境内迄今仅见的大理国时期的墓葬遗存,对研究西南民族考古具有极大的价值。1992年,在成都西郊金鱼村清理9座南宋墓葬。这批墓葬的发掘,既解决了成都地区宋墓火化的原因的纷争,亦为研究当时川西地区的道教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四川石窟及摩崖造像相当丰富,全省有108个市、县、区都有比较集中的石窟及摩崖造像,除部分造像为南北朝和隋代造像外,其它绝大多数为唐宋造像。60年来四川有多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出土,填补了不少宗教艺术史上的空白。
   
    (九)元明清时期
   
    元代遗存发现较少,1956年在成都市保和乡清理了4座元墓和1974年在简阳市东溪园艺场清理了1座元代石室墓等,这些元墓的发掘,为研究元代历史、墓葬制度以及宋、明墓葬制度的承接关系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封其子朱椿为蜀王出镇成都,在成都市曾发现蜀王宫城北墙的一段和明皇城西墙,均为夯土筑成。1999年成都市水井街酒坊遗址经发掘为明代酿酒作坊遗存,2006年发掘的宜宾五粮液作坊遗存和2007年发掘的射洪泰安作坊遗址,均发现晾堂、酒窖遗迹及大量的瓷酒器。这批遗存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酒坊遗址、酿酒工艺等方面的考古空白。
   
    明蜀王陵是成都地区最大的明墓群。1970年发掘的蜀献王朱椿世子朱悦燫墓,为一座砖筑大型墓葬,布局模仿地面王府建筑的规制,出土器物以各种俑类最多,象征亲王的仪仗执事,其它尚有陶器、玉器、铁器等,出土的一件木质谥宝,文字为“蜀悼庄世子宝”,为研究明初亲王陵墓制度不可多得的资料。其它经发掘的还有1979年发掘的僖王陵、1991年发掘的昭王陵和2004年发掘的蜀怀王墓,其中僖王陵墓室结构为砖筑纵列筒形拱券,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与朱悦燫墓基本相同,从出土墓志知墓主人为明蜀王朱友壎。2003年,在成都市红牌楼发现9座明蜀王府太监墓。
   
    1974年在平武县古城乡发掘了王玺家族墓地,共22座,为石室墓。四川明墓一般较小多以石材构筑,往往双室并列,中以石板隔墙,有些墓室壁上有雕刻图像,这批墓葬的清理,为研究四川明代制度、生活、服饰、雕刻彩绘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川南宜宾地区分布着僰人悬棺葬,以宜宾市珙县最集中,这种墓葬将棺木放置在悬崖上,或在崖壁上打桩以放置棺木,或将木棺置于崖壁的隙缝之中。1979年在珙县洛表乡的邓佳岩和白马洞共清理10具。
   
    清代遗存发掘较少,2004年发掘的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展现了从原料浸泡、蒸煮、拌曲发酵、蒸馏酿酒到废弃用水的排放等传统酿酒工艺的完整流程;同时遗址整条街“前店后厂”完整清晰,全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绵竹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城市的经济状况。自1990年以来,共有10项由四川省考古单位主持的考古项目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为: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1994)、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1996)、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1996)、忠县中坝遗址(1998)、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1998)、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1999)、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2000)、成都金沙商周遗址(2001)、绵竹城关镇剑南春酒坊遗址(2004)、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08)。此外,还有多处考古工地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这些获奖成果反映了四川考古的业务水平。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60年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的同时,还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起永陵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并配合四川省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三星堆古城古国古文化》、《巴蜀寻根———四川考古事业50年成就展》和《走进金沙》等展览。这些博物馆的建立和陈列的推出,促进了四川考古事业的发展。
   
    二、科研成果突出
   
    60年来四川的科研成果突出,特别是近年来,加快了积压报告整理,已出版、编著的考古报告30余部,主要的报告有《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60)、《王建墓》(1964)、《中国青铜器》(巴蜀卷)(1996)、《三星堆祭祀坑》(1998)、《四川考古报告集》(1998)、《宝墩遗址》(1999)、《四川彭县宋代金银器窖藏》(2003)、《泸县宋墓》(2004)、《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2005)、《安宁河流域大石墓》(2005)、《绵阳双包山汉墓》(2006)、《华蓥安丙墓》(2007)、《三台郪江崖墓》(2007)、《中江塔梁子崖墓》(2007)、《成都十二桥》(2009)、《射洪泰安作坊》(2009)、《成都考古发现》(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2009)等,同时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简讯千余篇。研究论文数千余篇,自1984年创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四川文物》,是以刊登四川文物考古为主的学术期刊,已发行148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四川省考古部门不仅走出四川,派出专业队伍支持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1997年~200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重庆市忠县中坝遗址开展发掘,这是整个三峡地区最重要的遗址,其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十几米,时代从新石器晚期到近现代,是一部五千年文明史合理再现(图版贰)。同时,还走出国门,加强与国外考古机构的学术交流,先后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向国外(境外)派出研修访问人员上百人次。1996年,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开展成都平原古城址的考古发掘,1998年与美国、德国开展长江上游地区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研究,2002至2006年,与日本丝绸之路研究所开展南方丝绸之路的调查与研究,2006年至今,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开展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考古调查与研究。2007年至今,与日本九州大学开展早期青铜器与雅砻江流域石棺葬文化内涵的考古发掘。2005年至今,与故宫博物院多次合作开展了康巴地区民族考古调查。同时,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越南国家博物馆联合对越南义里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与国外科研单位的广泛合作,提高了四川考古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近十年来,四川省举办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1999)、《三星堆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西南片区考古协作会议》(2000)、《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2005)、《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二十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学术会议》(2006)、《崖墓与汉代文明学术讨论会》(2008)以及有关巴蜀文化、石棺葬、古陶瓷、古玉器等专题学术讨论会。
   
    回顾四川考古60年来的成就,我们要感谢几代考古工作者付出的辛勤努力。展望新世纪的发展前景,倍感任务之艰巨。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将在积极配合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考古发掘的同时,充分利用四川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继续围绕重大考古课题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加强基础工作,加大文物普查和区域性主动调查的力度,使四川的考古工作和学科发展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增强课题意识,深化专题研究,健全文化谱系,更好的展示四川盆地和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进程和具体形态,探讨其在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积极地开展科研协作,主动有效的开展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团结协作。注重吸收国内外新的理论方法,拓宽思路,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不断地提高考古科研水平。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努力建设一支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高素质考古科研队伍。争取更大的成绩,推动四川考古迈向新的台阶。
   
    附记:本文已在《中国考古60年》刊发,因《中国考古60年》篇幅所限,有较大删节,今在《四川文物》全文刊发。
   
    执笔:周科华、陈卫东、辛中华、金国林]]>

2018-07-14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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