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简称川或蜀，省会成都市。地处我国西南地区，长江上游，东毗重庆市，南接贵州、云南，西邻西藏自治区，西北、北部与青海、甘肃 接壤，东北和陕西相连，面积约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500万。
四川省位于我国内陆腹地，西邻青藏高原，北近秦（岭）巴（山）山地，南连云贵高原，东出重庆有长江三峡之险，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地形多样，可以分为三个区：东部为四川盆地，盆地四周为邛崃山、大巴山、大娄山等山地，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海拔300～600米；西北部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属我国地形中的一级阶梯，海拔约3500米；西南部地处我国地形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为横断山的北段，属山地地形。受总体地势影响，境内河流多呈自西北向东南的流向，除北部松潘草地属黄河流域外，均属长江水系，有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等较大支流。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四川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60年来，在配合成渝铁路、宝成铁路、三峡水库、二滩水库、紫坪铺水库、向家坝水库、官地水库、彭水水库、瀑布沟水库、九寨沟机场、宝 成铁路复线、达成、内昆铁路四川段，成绵、成南、成乐高速公路以及国道108线广元段等基本建设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省内市、州文 物部门联合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同时为解决重大的学术问题，亦开展了一系列主动考古发掘。四川考古紧紧围绕着古人类、文明起源 、区系类型、文化谱系、地区性文化特征，在古人类与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巴蜀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构建、秦汉及其隋唐宋元明清时 期的墓葬特征，以及科技、艺术考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考古发掘成果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发现在四川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既有人类头骨化石如资阳人的发现，也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如资阳鲤鱼桥遗址，以汉 源富林镇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既有江河台地遗址也有洞穴遗址，前者如鲤鱼桥遗址、富林镇遗址；后者如攀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北川县 烟云洞遗址等。这些遗址都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约在距今24000～10000年。1960年发掘的汉源富林遗址和1987年发掘的攀枝花市回龙 湾洞穴遗址属细小石器传统，1951年发掘的资阳鲤鱼桥则属石片石器传统。由于四川地形、地貌复杂，形成不同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这些遗存的发现对解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十分丰富，到目前，在四川省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百处。在川西平原、岷江上游、大渡河流域（上游、中 游）、安宁河流域、川北山地和川东峡江地区等区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分别发现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研究上述区域性乃至整个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方面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把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
1、川西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存
川西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也是盆地考古学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散地，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的蜀文化盛极一时，而对其渊源即该区域史 前考古学文化面貌（也称早蜀或先蜀文化）的认识和探索一直是四川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区域发现的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三星堆一期文化和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又称宝墩文化）。1980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发掘中，首次在考古学上确认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出土 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较少，器形以镂孔矮足豆和折沿器为主。1995～1996年，对于成都平原宝墩古城址、郫县古城址、温江县鱼凫 古城址、都江堰市芒城古城址、崇州市双河古城址及紫竹古城址、大邑盐点古城的试掘，首次在成都平原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进一步完 善了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文化内涵，并首次在考古学上提出“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的陶器以花边口绳纹深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尊、宽沿尊、壶、镂空圈足豆为其典型器物。宝墩文化可分为 四期，第一期为宝墩文化的第一期，第二期包括宝墩二、三期和紫竹、双河、芒城等遗存，第三期为郫县古城的早期，第四期包括鱼凫村三期 、郫县古城晚期。宝墩文化的晚期也是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过渡期，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中部的月亮湾发现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叠压地层关系，为研究两个文化的关系和演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三星堆一期文化和宝墩文化的发现，初步建立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 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对于探索蜀文化的渊源和古城、古国、古文化的研究以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发展序列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川北山丘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
川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包括绵阳边堆山、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遗址和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等。其中1986年发掘的广元 中子铺遗址是四川盆地已经发掘的不多的细石器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细石器标本和夹砂陶片，其绝对年代距今6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 中期，对于探索盆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1987～1989年发掘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广元张家坡、邓家坪、通江 擂鼓寨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特征则比较相近，应是地区不同或存在时代差异的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而这一考古学文化更多的体现了四川 盆地土著的史前文化。
3、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
岷江上游在地域上连接黄河上游和四川盆地，相邻的甘青地区分布有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秦魏家遗址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 晚期遗存，是黄河上游重要的史前文化区域，与之毗邻的岷江上游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因此该区域也被认为是 四川盆地史前考古学文化尤其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源地之一。
2000～2004年，为探索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岷江上游先后发掘了姜维城、 营盘山、萝卜寨、波西、沙乌都、建山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为重唇小口瓶、盆、钵、夹砂侈口深腹罐、缸、镯、环、纺轮等 。为全面揭示和研究该区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更多新的材料。
岷江上游承载着黄河上游与四川盆地之间早期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也是史前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姜维城、营盘山、萝卜寨等新石 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因资料缺乏而徘徊不前的局面，迈出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极其重 要的一步。
4、大渡河上游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罕额依遗址是1989～1990年在大渡河上游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罐类居多，有双 耳罐、单耳罐、深腹罐、高领罐、钵、杯等，揭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更多的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特征，但从该遗址第一期遗存中仍然可以看到包 括彩陶在内的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因素。目前看来大渡河上游的彩陶文化因素并不十分浓厚，但作为一种过渡，却使得 处在它下游的大渡河中游汉源谷地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也见到了彩陶的存在，而且彩陶文化因素显然要更为浓厚一些。
5、大渡河中游（汉源谷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大渡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汉源谷地大树镇龙塘山北麓的遗址群为中心，是四川盆地除川东峡江地区、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之外，史前遗 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199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的汉源狮子山遗址，首次在该区域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发掘。2002～2008 年，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雅（雅安）西（西昌）高速公路等多项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汉源谷地进行了大规模 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先后发掘了姜家屋基、麦坪、大地头、金钟山、摆渔村、背后山、石棉三星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盛 行附加堆纹、附加堆纹上压印绳纹或指纹的复合纹，器形中高领罐、大口花边罐、盆、钵、碗、纺轮等为主，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穿孔石 刀、石环等以及数量不少的细石器，特别是汉源麦坪遗址的发掘，发现的40多座房址，其建筑形式的发展脉络清晰，从早到晚经历了由地面建 筑到杆栏式建筑的发展过程。这些发掘对于全面揭示以汉源谷地为中心的大渡河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建立该区域的史前考古学文 化序列及编年提供了全新和全面翔实的资料。
6、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
安宁河中游是青藏高原东麓面积最大、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一处河谷地带，也是青藏高原东麓史前考古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1974～1976年 ，西昌礼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金沙江流域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出土器物独特，是金沙江流域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被命名为“礼州类型 ”。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安宁河流域、龙川江地区的古代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2002年～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安宁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先后发掘了毛家坎遗址、横栏山遗址、棲木沟遗址下层、马鞍山遗址 、营盘山遗址、王家田遗址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喇叭口罐、高领罐、侈口罐、钵等比较典型。对于揭示该流域的史前考 古学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7、川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2006年，在配合向家坝水电站建设考古调查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在屏山县发现了“叫化岩遗址”，从采集的部分陶片来看，与峡江 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相似。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川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目前，为配合向家坝水电站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正在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四川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如其地理自然环境一样具有多样性、区域性、复杂性的特征，其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也是相当的频繁，因此在 包括上述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存中都能看到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存在，相信随着众多区域内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发掘和揭露 ，对各个区域和整个盆地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将会更上一层楼。
（三）夏商周考古
夏商周时期，四川地区为巴、蜀两族为主的两个王国。文献中对巴、蜀的记载很少，有些经过后人整理的远古传说材料，有较多的神话色彩， 给研究巴蜀的古代史造成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四川盆地西部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蜀就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这里 不但发现了许多蜀文化的遗存，并且这些遗存是自成一系的，其发展继承的演变规律已是很清楚，这是数十年研究蜀的历史的重大成果。蜀文 化大致可分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文化几个阶段。
1、三星堆文化
以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遗存命名，其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到三峡内外这一狭长地带，其典型遗址包括三星堆遗址、新都桂林乡遗址、 成都十二桥早期、忠县中坝和哨棚嘴中期、万县中坝子以及宜昌中堡岛朝天嘴、红花套等数十个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城址、祭祀礼仪性设施遗存，大量的房屋基址，特别是1、2号祭祀坑和月亮湾城墙 的发掘，出土众多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包括礼器如青铜尊、罍、盘、玉璧、瑗、牙璋，仪仗用器如青铜戈、玉戈等，宗教性 用器有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面具等，一般生活用器主要为陶器，有小平底罐、圈足盘、高柄豆、鸟头柄勺、盉等。这些都说明三星堆遗址是 当时蜀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三星堆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三星堆遗址以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为其显著的特点，成为 长江上游的古代文化中心，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十二桥文化
以成都市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心分布在成都平原上。同时在川西高原的汉源、石棉以及川东的峡江地区亦有分布，说明十二桥 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其文化面貌主要是以小平底器、尖底器和高柄豆为代表的典型陶器组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1985至1987年，对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掘，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具有明显的共性和发展连续性。而大型地梁式宫殿建筑与小型干栏式建筑， 证明成都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国另一个重要的都邑。1986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的指挥街、抚琴小区、新一村、岷江小区 、黄忠村等地均发现了十二桥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共同构成了以十二桥和金沙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2001年以来，在成都市金沙村发现商代晚 期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分布范围约3平方公里，是一处十二桥文化的大型遗址。金沙遗址的发 现，特别是三和花园、黄忠小区、梅苑、兰苑、体育公园等区域的发掘，完整揭露出金沙遗址的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聚落、墓地等，为 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去踪提供了重要线索，为进一步探明古蜀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1959年 发掘的羊子山土台，与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共同展示了古蜀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1959年和1980年，在彭县竹瓦街发掘了2座青铜器窖藏 ，共出土青铜器40件，为研究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85年和1986年，雅安沙溪遗址的发掘，其文化内涵与十二桥文化 相似，但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如大量的有肩石器），是十二桥文化的另一个类型。2004～2008年，汉源麦坪、麻家山、石棉三星、姜家 屋脊、龙王庙、桃坪等商周遗存遗址的发掘，与十二桥文化相似又有所区别，特别是大量的细石器的发现，为丰富十二桥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 的资料。
3、晚期蜀文化
战国时期，四川发现的蜀文化遗址较少，仅有成都市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址。墓葬多有发现，遍布四川盆地西部地区，以成都平原为最集中，时代从战国早期到秦统一六国之前。1980年发掘的新都马家大墓，为深入认识战国时期蜀文化的丰富内涵、蜀文化的特征、蜀国的礼制以及蜀、楚关系和蜀与中原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2000～2001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为探讨蜀王开明氏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至与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资料。1988～2002年，对什邡芳亭镇亭江西路的船棺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清理墓葬98座。墓地年代从战国早期直至西汉中晚期，为成都平原巴蜀文化的消亡有了较动态的对比研究。同时在宜宾、芦山、石棉以及成都市的中医学院、西郊、金牛区、青羊小区、白果林小区、大邑五龙、浦江、百花潭等地均发现有巴蜀墓葬，这批墓葬的发现，完善了成都平原晚期巴蜀墓葬的资料。
1981年在荥经烈太清理的墓葬内，出土印章等巴蜀文化遗物。1981年、1982年在荥经曾家沟发掘的战国墓群中，出土大量漆器，有的漆器上有铭文，尤其是“成”、“成市造”等铭刻的发现，为探讨巴蜀漆器的生产规模以至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资料。1985至1986年，在荥经同心村清理巴蜀墓葬26座。这批墓地均围绕着严道古城，是严道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和2004年对石棉永和墓地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8座，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为研究蜀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1979年～1980年在青川清理了82座土坑墓，出土有秦《为田律》木牍。曾引起国内外广泛持久的关注。这批墓葬中巴蜀与秦、楚文化因素并存，为深入研究其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1977年和1980年。对犍为县金井乡和无联乡的巴蜀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13座墓葬，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蜀人南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成都平原周边巴蜀墓葬的发掘，为全面了解晚期巴蜀文化的扩张和南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4、巴文化遗存
主要分布于川东地区。1950年代，在昭华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清理了大量的战国时期墓葬，首次在学术界提出“巴文化”这一概念。1999年以来，为解决四川地区巴文化的分布和内涵，对嘉陵江流域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并对重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过发掘基本弄清了嘉陵江流域巴文化的内涵和文化序列。2005年，对阆中彭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商周时期的器物，对于进一步认识巴文化在嘉陵江的内涵及其与蜀文化的关系具有着重要的作用。1999年、2003年和2007年，对宣汉罗家坝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共清理东周时期的墓葬64座，特别是M33的发掘，大大扩展了巴文化研究的范围。该遗址的发掘，使川东地区巴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为全面了解巴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2006年，对渠县城坝遗址的考古试掘，首次对賨人的城址进行发掘，为全面了解巴文化的重要一支—賨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5、安宁河流域战国遗存
凉山州会理粪箕湾石棺葬墓群，则表现出另一种文化现象。1989年至1992年，对该墓群进行了四次发掘，共清理土坑墓150座，出土的铜器、陶器都具有自身的风格，用绿色卵石随葬的习俗也不见于其他地区。
1993年，对大洋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大洋堆遗址由三个不同时代且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化堆积组成，根据其时代和文化内涵，可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文化遗存是一批长方形的土坑墓，出土有石器、陶器和铜器。根据其出土的文物分析，可知以这批土坑墓为代表的古代文化与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时代约在商周时期。中期文化遗存是一批祭祀遗迹，两个首尾相套的大小陶罐伴以长方形黄土坑的祭祀现象十分奇特，为西南地区首见，时代约在春秋时期。晚期文化遗存是两座早期大石墓，时代约在战国时期。大洋堆这种由三种不同文化遗存堆积而成的遗址在考古上十分罕见，且其早、中期的文化都是仅在凉山州境内的新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999年和2001年，对老龙头墓葬群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两次共发掘了墓葬6座，祭祀坑1座。墓葬的形制颇具特点，墓室宽大，四周构以木椁，墓顶用数块巨石覆盖。出土大量器物中，有铜鼓、编钟等青铜重器，还有剑、矛、刀、戟、镞等青铜兵器，用玛瑙、绿松石及青铜制作的各种装饰品、鎏金的马具、绘彩的陶器等等。墓葬用马、猪、鹿、鸡等动物殉葬，还发现用人殉葬的现象。祭祀坑内发现了用以占卜的羊肩胛骨。对研究笮人和笮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四）秦代考古
秦朝统一时间较短，而四川又为偏远地区，故在四川发现的秦代遗迹极少。1980年在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一批秦墓，出土器物丰富，既有属巴蜀文化的陶釜、铜釜、漆器等，又有属楚文化的鼎、盒、壶、楚漆器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秦半两钱及秦木牍。木牍共154字，记载了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为田律等事，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1984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在大邑县城门南约1.5公里处的农机砖厂发掘2座秦代墓葬。出土有秦代半两钱、柳叶形剑、铜鍪、戈、带钩、胄顶、巴蜀印章、铁制生产工具、陶罐等。这也是在巴蜀腹地内发现的一处秦代墓葬，尽管有中原文化渗透进入，但仍以巴蜀文化为主体。
（五）汉代考古
西汉初年，汉王朝无暇顾及西南，除成都平原外，四川大部分地区仍是小国的乐土。据文献记载，著名的就有邛、笮、僰、冉尨等几个较大的方国。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则是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遗存。如凉山、攀枝花地区的大石墓，岷江上游、及川西、川西南的石棺葬，成都平原及川北的巴蜀船棺、土坑墓。
1、遗址和城址
1983年对广汉市雒城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有“雒城”铭文砖，同时对雒城的建造方式及结构都有了初步认识。1974年以来，对荥经严道古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初步弄清了城址的建筑规模和周边墓葬的分布情况。1988年和200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西昌市东坪遗址进行发掘，首次在四川清理汉代冶铸遗址，为研究汉代西南的冶铜铸币和经济的发展史提供了新的佐证。2006年10月，在芦山乐坝发掘了一处汉阙遗址，这是全国少有的对汉阙进行的发掘。
2、土坑墓和砖室墓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一批西汉中期墓葬，如成都北郊洪家包西汉墓、成都东北郊西汉墓等。1978年在郫县新胜公社发掘清理了一座东汉画像石棺墓，棺上雕刻有双阙、伏羲女娲、宴客等场面。为四川汉代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1992年、1995年，在绵阳市永兴镇的双包山1、2号墓进行了发掘清理。两墓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规模较大，其中M2为四川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型的西汉墓葬，出土了漆马、骑马俑和人体经脉漆俑等珍贵文物。1995年在南充火车东站清理发掘了15座东汉砖室墓。为川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学文化填补了材料。2004年，在汉源县桃坪遗址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发掘的M1出土的“田临私印”铜印章、鎏金铜车马器（冥器）、铜锺、铜洗、铜牌饰等，是目前为止雅安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汉代墓葬。2005年，在资阳市兰家坡清理了两座汉墓，均为土坑木椁墓。其中M2出土的大型铜车马属首次在四川发现。
3、大石墓
是四川最具特色的墓葬形式之一，集中分布于安宁河流域。一般认为是邛人的墓葬。目前发现的大石墓大多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包括西昌坝河堡子、北山、小花山、黄水塘、佑君镇、洼垴以及米易弯丘、普格小兴厂、德昌阿荣等，其中1978年在米易弯丘清理了2座大石墓，首次在大石墓中发现大量的陶器，为大石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2004年，对西昌洼垴大石墓及德昌阿荣大石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并以此为基础材料将以前所有材料进行了整理，出版了综合报告《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战国初期和西汉初期的大石墓形制巨大且多样。出土器物有铜兵器、饰件、陶双耳罐、带流壶等极具特色的器物，中原及巴蜀文化因素极少。
4、石棺葬
是四川地区另一特色墓葬。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各流域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石棺葬墓葬最多，是石棺葬文化断代的基础资料。20世纪30年代，冯汉骥先生就开始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进行发掘研究。从而探明了雅砻江流域的石棺葬与岷江上游石棺葬之间的联系及差别。1978、1979年，在茂县城关清理的46座石棺葬和茂县营盘山清理的10座石棺葬，完善了石棺葬文化的内涵。1980年，在汶川昭店清理石棺葬1座，首次将石棺葬的年代提早到春秋时期。1984、1986年，在茂县撮箕山发掘420余座石棺葬，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2000～2003年，对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中共清理石棺葬100余座，为全面构建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序列奠定基础。1992年，在茂县牟托清理了1座墓葬及其陪葬坑，出土了240余件器物，特别是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这是迄今川西地区石棺葬的重大考古发掘，为研究川滇地区石棺葬文化、族属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证。
雅砻江流域是连接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历史通道，石棺葬文化表现丰多彩，既反映出与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内涵，又有草原民族的特色。1979年在甘孜县吉里龙清理8座战国到西汉初的墓葬，其中3座为石棺葬。1984年在炉霍县卡莎湖清理了275座石棺葬，该墓地的发现极大的丰富了雅砻江流域石棺葬的内涵，也证实了川西确实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2006年对小金县日隆乡石棺葬进行了发掘，文化面貌与岷江上游较为接近，这也是对大渡河流域石棺葬的一次重要发掘。2006年在稻城县瓦龙村试掘石棺葬6座，文化面貌接近于雅江呷拉、凉山州木里县及滇西等地区的石棺葬。2008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日本九州大学合作在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清理了11座墓葬，年代可能为西周至春秋，这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较早的石棺葬。也证实了石棺葬与北方青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198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在宝兴陇东乡清理墓葬103座，该区域石棺渐渐发生变异，多用小石块砌边，有点还用卵石垒砌墓室或砖、石混用。该墓群为研究石棺葬消亡提供了重要资料。
5、崖墓
东汉时期崖墓开始在四川盛行，遍及除川西高原以外的四川各地，成为四川最具特色的墓葬之一。其分布的中心区域为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中下游和长江沿岸等地区，即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其中以岷江、涪江中下游的乐山、彭山和三台地区数量最多，规模为大。1978年在遂宁船山坡清理了2座崖墓，其中出土的陶虎子、铁釜陶甑在川内尚为第一次发现。1979年，新都马家山清理12座崖墓，为成都平原崖墓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1980年，在宜宾市山谷祠清理了3座崖墓，其中出土的西王母陶俑在四川崖墓中罕见。2000年—2002年，三台郪江崖墓先后进行过多次调查、发掘，共清理崖墓29座。郪江崖墓形制多样，可谓四川东汉崖墓的典型代表。并首次在崖墓中发现壁画和墨书榜题。2002年，在中江县塔梁子崖墓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清理崖墓9座。其中M3继郪江崖墓后再次发现壁画和墨书榜题，壁画多达8幅，墨书榜题150余字，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2006年，在自贡沿滩区黄泥土山清理了5座崖墓，发现“胜”纹、阙、殿堂、猪、龟、蛇等图形图像。丰富了川南地区崖墓类型的资料。2007年，在合江县上仓房发掘了7座崖墓，内有伏羲女娲、双阙、柿蒂纹画像石棺，为四川地区画像石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相关链接：四川考古60年（下）
]]> 2018-07-14 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