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集萃 巴蜀文化研究

大师为什么也会有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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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

2008-11-05 10:11


    近来,忽然兴会所至及于古代巴蜀,于是找了几本巴蜀史的名著来重读。因为这几本书从前都曾读过多次,这回重读,正如苏东坡说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一回有一回的收获,真是受益匪浅、启发良殷;同时,对其中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也可说是其乐融融。不过,此次探索中,笔者也遗憾地发现这几本书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失误,而其致误之由也颇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不揣冒昧,把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考索写出来和读者共同商讨。
   
    我有一个习惯,在考虑历史问题时很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特别对那些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常常总是要进行核查。徐中舒先生《论巴蜀文化》第99页《巴蜀文化续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史记·楚世家》:公元前三七七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御之。”兹方今湖北松滋县;扞关,《太平寰宇记》说:“峡州佷山县地即古扞关,楚肃王拒蜀处”。佷山今为湖北长阳县,这是古代楚蜀交通的唯一要道。长江在古代是不容易渡越的,松滋在清江口之东,长阳在清江口西,这是当时楚、蜀必争之处。后来刘备伐吴,也是从这一条路用兵的。当巴族西迁时,这里必然已有通道。“巴蜀数战争”,也必然要从这里开始。《太平寰宇记》清江县下引《方舆胜览》说:“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言之,巴在夔巫以西的五都,在战国之前,必然都是蜀的旧壤。
   
    大家知道,战国时的蜀都在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姑不论其具体所在),兹方在今湖北中部,相距三千余里,中间还隔有一大片被称为巴的地方,故蜀和楚是不能直接相接的,而“蜀伐楚取兹方”的记载又极简略,所以这事历来就是一段难于说清原委的历史,而各家的理解也就很不相同。如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中只说了句“:楚肃王前后是楚西侵巴境的时期,巴蜀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楚的侵略。”把这事看成是蜀帮巴抗楚的联合行动。而邓少琴先生则似认为蜀伐楚是不可能的,他在所作《蜀故新诠》中压根就没提这件事,而在《巴蜀史稿》中则明确说“:‘蜀伐楚’的蜀字似应为巴字,因为巴蜀世仇,绝不会许蜀人超越境域以取楚的兹方。”(《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上第202页)但徐老却找到了这一条由蜀至清江直通楚国的道路,看起来也还言之成理;而《方舆胜览》这条记载便成了这条蜀楚通道的关键性证据。这就引起了我对这条史料的核查,不过一开始便引起我的怀疑。因为《太平寰宇记》是乐史在北宋太宗时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的著作,而祝穆的《方舆胜览》则完成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显然乐史著书是不可能引用祝穆作品的。为了核实,我还是找了部《寰宇记》来查,不巧的是清江县所在的施州恰恰是《寰宇记》的缺卷,徐老之说显然有误。但我想徐老不会有误,是不是原书引书有误,于是去找祝书来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方舆胜览》卷六十施州清江县载:
   
    磨嵯神庙在州治南百步。按磨嵯山属黔州界,山极高深,洛浦蛮依为巢穴,颇为边害,孟蜀王击破之。及祥符中归顺。故老云:洛浦蛮犯边,每以阴兵助官军击贼,灵迹显著,所在祀之。
   
    这个记载与徐老的引文大不相同,其事虽大致相合,但其中能表示时间的词语如“洛浦”(始见于《通典》、《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孟蜀”(指五代十国之孟知祥后蜀)“、祥符”(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年号)等等都被删去,遂致宋代记载的唐宋时事便被误会为先秦时的蜀国事,孟蜀攻打清江洛浦蛮的道路便被误解为“蜀伐楚取兹方”的道路,时间差了一千几百年,这当然就大大的错误了。但是,我确信徐老的引文肯定不是徐老删节的,而是另有根据。开始我怀疑是不是把明代的《寰宇通志》误写成《寰宇记》,但《寰宇通志》根本没载施州;于是又找《读史方舆纪要》和《清一统志》,看看有没有关于磨嵯神庙的记载。果然在《清一统志》找到了,在第二百七十四卷施南府清江县下引了《方舆胜览》,其文字与徐老的引文完全一样。但问题又出来了,既是出自《清一统志》,徐老怎么会说是出自《寰宇记》?而现存《寰宇记》又确确实实缺佚了施州卷。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于是我又回头去找有没有与《寰宇记》名称相近的书。首先找来张国淦先生著的《中国古方志考》,这是一部写得很好的工具书,不仅有现存的方志,而且包括已亡佚的方志;不仅有考证,而且有评论。我翻查过多次,这又一次不负有心人。该书在考论《太平寰宇记》时,节录了清陈兰森《太平寰宇记补阙》的《自序》,节文中说“:大要以《大清一统志》为宗,而参之《元和》、《九域》诸志,中有引《寰宇记》者,一字必存,以无忘所本。他如山川人物,或史或传,悉原旧载,无取烦言。《寰宇记》数百年之书,于是完然大备。”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这部《补阙》,无法继续核查下去。但这书既名“补阙”,则除搜辑佚文而外,则必又要补以他书。陈氏在《自序》已予说明,且更明揭“大要以《大清一统志》为宗”,则《清一统志》所引《方舆胜览》清江县“磨嵯神庙”条必然囊括其中。徐老很可能是用了这书而脱漏“补阙”二字,遂写为《太平寰宇记》了。这样就成问题了。但这个问题还不很大,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去找《方舆胜览》来核对而使用了被删节后的误文,其据此而得出的推论,问题就更大了。这书在当时的成都很不好找,据我所知,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是有一部,而且是宋本,应当是准确无误的。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徐老写《巴蜀文化续论》是在1960年,正处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到狮子山很不方便;且徐老年事已高,又没助手,没能前去核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前十来年,有人在写四川史时,照用了徐老的这段文字,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对史料也没进行核对(这时不仅已有影印的四库全书,而且好像还有影印的宋本《胜览》),而且在分析论述上则走得更远,这就难以解说了。
   
    在读蒙文通先生《巴蜀史论述》第29页《巴蜀史的问题》一文时,文中的一句话引发了我的兴趣:
   
    《路史·国名记》和《御览》都说:“昔蜀王栾君王巴蜀,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遗廪君。”
   
    因为古文献中说到廪君的很少,所以关于廪君的时代,学者间的意见相差很大,有人说是在夏初,有人说是在战国晚期,但都没有有力的证据。而这条史料正好可供考论廪君时代的参考。于是我又开始核查,先查《路史》,在《国名记》中载有“:蜀王以税氏五十遗廪君者,盛《荆州记》云:建平信陵今有税氏。”文字显与上揭不同,蒙老当然不会是引自《路史》。文中另提到《御览》,但没有卷数,又无所引书名,很不好查。记得三十多年前曾将《御览》翻过一通,似乎没有这条材料。《路史》文字虽不同,但它提到《荆州记》,提醒我们可以从盛弘之的《荆州记》去查。盛书虽然早已亡佚,但清代有王谟、陈运溶、曹元忠三个辑本,便去找来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该书附印了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古地理书辑本六十六种。陈辑是刻本,且有“集证”,文字清晰,所辑《荆州记》有三卷之多,我就先看这本,但关于建平税氏只有从《广韵》中辑出的一条“:建平信陵县有税氏。”基本上与《路史》相同。另虽辑有《御览》所引盛书多条,但却没有与上揭相同者,可见上揭条文不是出自《御览》。倒是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影印未刻稿本的盛弘之《荆州记》从郑樵《通志略》辑出盛书税氏条:
   
    建平信陵县有税氏,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千人遗巴蜀廪君。
   
    这条虽与上揭大体相同,但多出“建平信陵县有税氏”句,“见廪君兵强”句前多一“王”字“,以税氏五十遗廪君”作“以税氏五千人遗巴蜀廪君”,与上揭文字不同者不少。且经查商务印书馆影印《通志略》,王辑又误“五十人”为“五千人”。显然蒙老所引既非《路史》,亦非《御览》,亦非《通志略》,则究何所本乎?由《通志·氏族略》启发了我上溯去查林宝的《元和姓纂》,果然在《姓纂》卷八查得:
   
    税盛弘之《荆州记》云:建平信陵县有税氏,昔君王巴蜀(原注:案《荆州记》作“蜀王栾君”,此脱),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
   
    此文与蒙老所引最相近,虽多“蜀王”、“人”三字,可能是据此文而稍有省略。但蒙老为什么不说是引自《姓纂》而说是引自《御览》呢?这又说明并非取自《姓纂》。及检阅张澍《蜀典》,其卷十二有“税氏”条,文中所引《太平御览》云云,乃与蒙老所引全同,始悟蒙老实乃取之张氏书;所谓《御览》云云者,乃为张氏所欺诳而致误耳。这个记载既出自唐人所引列宋时书,其史料价值就更高了;至于如何用来考论廪君的时代,说来话长,只好留待翌日了。
   
    邓少琴先生也是近世治巴蜀史的名家,我读他所写《巴蜀史迹探索》第36页《巴史新探》中有这样一句:
   
    《方言》:巴濮之人,自称“阿婸”。
   
    巴人的族属问题,学者所见也各不同:或以为越人,或以为壮泰人,或以为苗徭人,我则以为是古濮人。这条材料说明巴人与濮人的自称相同,自称相同说明它们的语言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两族有亲属关系。结合两《蜀都赋》的“东有巴,绵亘百濮”“、左绵巴中,百濮所充”,这条材料可算是巴为濮人的有力说明。但我把《方言》翻了好几遍,总找不到这个记载,显然《方言》中没有这记载。我又查《辞源》,但《辞源》没收这个“婸”字,于是查《经籍纂诂》,在平阳部查到“婸”字:“婸,媱也,《方言》六。”经查《方言》六竟无此婸、媱二字,在卷十中有“:媱、愓,游也。江沅之间谓戏为媱,或谓之愓。”不知此“愓”是否为“婸”之讹,然其非“阿婸”字则是明显的。由此我怀疑“阿婸”是否可能是“阿阳”之误,于是再查《纂诂》“阳”字,果然查到“:阳,予也,《尔雅·释诂》。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尔雅·释诂·注》。”经核之《十三经注疏》之《尔雅·释诂》,此语果为郭璞之《注》,并非《方言》之语,显然可能是邓老弄错了。但《郭注》自作“自呼阿阳”,而不是“自称阿婸”,究竟是邓老用《郭注》而发生笔误呢,抑或是另有所本呢?我于是怀疑这也可能出自张澍,经查《蜀典》卷七果作“:扬子方(此处脱‘言’字———引者)云:巴濮之人,自称阿婸。”看来,邓老也当是因张澍而误。但是张氏此语也不是他的创造,我在找“婸”字时曾查《中华大字典》,其女部载:
   
    婸,我也。《汉书·西南夷传》:夷人自称曰婸,按《方言》:巴濮之人自呼阿婸。
   
    而《蜀典》也正作:
   
    扬子方云:巴濮之人,自称阿婸。按《前汉书·西南夷传》:夷人自称婸,与子云说合。郭璞《尔雅注》引《说文》女人称我曰姎,姎即婸字。
   
    张说《汉书》谓夷人自呼婸,此语实出自《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蛮夷“渠帅为精夫,相呼为姎徒”,而引文又显有讹误,且其讹误又正与《中华大字典》相同。张氏当然不会引用《中华大字典》,而可能是一同出自《康熙字典》。经检《康熙字典》,果然。张氏于此条又言“郭璞《尔雅注》”云云,则又皆误。按《十三经注疏》本,郭璞在《尔雅·释诂·注》中,只说了“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而并未引用《说文》“女人称我曰姎”之语。张氏在此实际并未检核《尔雅·郭注》,故不知“巴濮之人自呼阿阳”之非《方言》,亦不知《郭注》之未引《说文》,所谓郭注云云,只自欺欺人之语而已。有学者早就指出:张氏以未参与修《四川通志》,于《通志》成书后作《蜀典》专以攻《通志》为事,然《蜀典》之谬误亦多。于此数条,可见一般。幸读张氏书者,慎之慎之。
   
    近二三十年来,因巴蜀考古之发展,出土大量文物,研治巴蜀史事者日益增多。此本是可喜盛事,但某些文人学士,好作文不好读书,本无识见,率尔操觚,陈陈相因,转相贩卖,甚者以奇谈为创见,以怪论为新颖,谬种流传,贻误后人,实可悯叹。我常说,二手材料中常有颇足珍视者,但在使用时一定要核实。上述诸大师其失误之由,皆在于此。这虽只是偶尔个别情况,但以其地位不同,而其影响却不小。这些教训,是值得我们共同吸取的。
   
   
    邵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2018-07-14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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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的上古蜀语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