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早期文化标识的古蜀神话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蜀族社会之缩影。它折射出蜀民的生活情貌与行进轨迹,承载着民族智慧、思维观念、意识形态等多重蕴涵,是后世考订古蜀社会形态的重要凭据。尽管这些神话在后世的流变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烙下不同时代观念之印迹,但“他们能通过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必是由于他们已经成为这一团体之共同精神与信仰,发展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财产。也就是说,它们所以流传下来,并不是人们要透过那些故事来诉说个人的悲喜,而是籍此来传达全民族的经验,及其共同的情感和认识”。这种“情感与认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处,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对后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较强的引导与定向作用,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古蜀神话中体现出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历史文化的传承而凝结于民族心理、意识、精神文化的底层,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整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最终影响着民族性格的形成与社会之发展。对此,理应予以足够之重视。美国学者鲁思·本妮迪克特曾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它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而因观念、文化、地域等诸多差异,蜀族文化精神本身有着不同于中原与西方的独特性,是故,在对之进行考察之时,理应更多地着眼于族别地域等因素。从今存古蜀神话材料入手探求蜀族文化精神,既有利于矫正学界的某些比附搬用研究的错误倾向,又能从侧面充分昭显古蜀文明的独特价值,当是一种较有意义的尝试。基于此,笔者拟在熟参文本的基础上,立足传世文献,结合出土材料与民俗,深入考察古蜀神话中所包蕴的民族文化精神,冀得一芹之见,以求正于方家。
拉法格曾指出:“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透过掩盖在古蜀神话上的历史烟霭,不难发现,处于童年时代的蜀族民众大多有着淳厚朴实的善良本性与不畏险阻的积极进取精神,整个社会中也盛行着崇尚道德、遵奉礼教的风俗习气,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对后来的蜀族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淳厚朴实
古蜀神话中存在着君王妃嫔、臣僚将相、部族首领、凡夫俗众等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像。这些人物尽管地位不同,行为有别,境遇各异,然而,从总体上看,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内在秉性:淳厚朴实,诚恳善良,以真诚正直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外物。正是在此种秉性的引领下,古蜀文明在诸多层面都昭显出不同于其他地域文明的独特性。
神话中的蜀族首领或君王大多以仁德与贤明作为个体行为价值的评判标准,视实际功绩为能否胜任本身职位的重要依据,充分展现出蜀民所具有的淳良敦朴之秉性。作为部族首领的圣君大禹,在个体行为中尽展仁厚与贤明的品质。为平治水患,遗福子民,他全然不顾及个体幸福,“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而且,即便在他离世之后,其灵魂还庇佑着蜀民,“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这种既为君王就要恪尽职守,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要造福子民的淳朴本性实令人赞叹。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蜀帝王中,非独大禹独有此淳厚朴实之禀性,其他君王大都亦然。望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而望帝以为“薄德”的重要原因就是“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而“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此种因“德薄”,亦即无法成福于子民而主动禅位于贤者的行为当是主体淳朴善良之本性的一种外化表现。不仅如此,蜀国的臣僚也有着奉职而守命,力求德荫民众的善良品质。蜀人李冰任郡守时,曾有为救子民于水患而不惜牺牲个体子女之行为,“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以为妇,不然,为水灾。主者曰:‘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沈江。”而且,在江水泛滥,“漂垫相望”时,他置生死于不轨,以身试险,“入水戮蛟”,最终斩杀作乱的蛟龙,使得“蜀人不复为水所病”。李冰所为当是其温良淳厚的本性化为悲天悯人的胸怀的体现。
慷慨乐助精神也是淳厚朴实的民族精神的一种外化表现。大禹理水之时,曾经得到各路神灵的慷慨帮助,“云华夫人……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黄龙、玄龟为之前导,“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黄牛神助禹疏通堵塞的河道,“(黄牛峡)上有洺川庙,黄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汶川神曾助禹导流江水,“江渎神,《图经》:神姓姜,生于汶川。禹导江岷山,神佐之。”这些神灵并非定与大禹有某种关系,然而他们却不畏险阻,未分亲疏,慷慨相助,助禹功成。这种神话行为本身即体现出创造神话的蜀族民众所具有的淳朴情怀。
蜀族的这种淳厚朴实精神还表现为政治行为上所具有的深沉爱国情怀。蜀族有五丁力士,至始至终为国效力,但凡蜀王有命,他们总是尽忠职守,无怨无悔,“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井,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最后替蜀王至秦迎五女,惨遭山石压顶而殉职,其精神为人民所感怀,遂名其山为“五丁冢”,以纪念他们的忠勇爱国。而且,有关蜀侯恽的传说也深刻体现出蜀人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怀。“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秦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死,使使迎丧入葬郭内。初则炎旱三月,后又霖雨七月,车溺不得行。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在这则传说中,蜀侯恽无疑扮演着忠君爱国之臣子的角色,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即便在死后也能德泽后世。
二、积极进取
汤因比认为:“一个民族能否对于生存环境的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响应,是文明能否产生,以及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衡量条件”。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和其他的生存困窘,古蜀先民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以积极抗争的姿态应对一切厄难,在进取中谱就了辉煌的文明篇章。
在古蜀洪水神话中,众多前赴后继的治水英雄形象本身就充分昭示出蜀族人民所具有的积极进取之精神。大禹本是“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疑山飞仙去”,已为仙人,然而为救水患,他却重新化生为民,“洪水既甚,人们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山纽之泉”,“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其后,为平治洪水,救民于苦难之中,他倍尝艰辛,“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并不断遭遇到种种艰险: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相繇“食于九土,即其所歈所尼,即为源泽”,“蛇龙”与“无支祈”兴风作浪,龙门山又阻碍江水注海……然而,大禹不畏险阻,未被困难所慑服,乃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辟除民害逐共工”;“湮洪水,杀相繇”;“驱蛇龙而放之菹”;镇压“力逾九象”的淮、涡水之神“无支祈”;力劈龙门山,以顽强抗争的姿态勇敢面对一切困厄,最终取得了与洪水抗争的胜利。在此过程中,除其他客观因素外,大禹所具有的那种不甘退缩积极进取的精神当是治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后,古蜀开明帝的行为也充分体现出其所具有的拼搏进取精神。“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可以说,开明帝的这种“死而复生”的神话行为本身就蕴涵着不甘失败东山再起的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此种积极进取精神在蜀族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绵延不绝,广为人们所承袭。战国之时,蜀守李冰的治水行为亦体现出蜀族的积极进取精神。“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为患”,面对此种积年久灾,李冰毫不畏缩,乃“发卒,凿平溷崖”,然而,此种行为却惹怒了河神,“河神赑怒”,水患更为加剧,遭遇到此种困境,李冰未曾因畏难而退缩,乃是采取积极行为与之抗争,“操刀入水与神斗,遂平溷崖,通正水路”,而且,在为江神所阻挠之时,李冰还亲自化身为牛,与之争斗,“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大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风雷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正是在此种不屈不挠顽强进取精神的指引下,李冰及蜀人在备历艰险之后,终于治水功成。
三、尚德重礼
与其它少数民族神话不同的是,古蜀神话中渗透着浓郁的道德礼制气息。也就是说,神话中的主体大都以“德”作为衡量是非之标准,将“知恩图报”、“善恶有报”等思想观念作为个体的指导原则,在生活和行为中体现着蜀族民众所具有的崇德重礼之文化精神。
在古蜀神话中,君王与臣民们行事之时大都奉行“重德”之标准,亦即,国君施行德治,尽职为民谋福,荫惠百姓;臣民亦感怀君德,甘为君用,并常通过祭祀行为来表达个体的感激之情。而且,君王大都以有“德”与否以及能否实行德治作为担任国君的重要标准。古蜀之望帝就曾因“薄德”而“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将君位禅让给更能为民谋求福祉之人。而蜀民们也经常祭祀他们所认为的有德之君,“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不仅如此,从后世流传的蜀地民俗材料中还可明显看出,蜀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普遍存在着“重礼”的观念,而且,他们的这种重视礼节讲究知恩图报的思维观念还体现于相关动植物神话之中。《搜神记》曾载:“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显然,这则神话中很明显的体露出蜀地人民所具有的“知恩图报”之内在心理。而“善恶有报”思想也是蜀民固有的一种个体思维观念,这从《录异记》所记“郫县小蛇”之事即为典型个案:“郫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刳剔五脏,盘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数日”,此人无故而施虐蛇之恶行,其子遂遭恶疾之报,“遍身肿赤,皮肤炮破”。面对此种报应性后果,此人幡然悔悟,乃以个体的忏悔行为来弥补前初恶行之过:“取蛇拔去刬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最终,其子“平愈焉”。
从整个文化进程来看,早期的民族精神对整个蜀族社会生活的演进及其文化形态之嬗变产生着重要的引导与强化作用。后世文献在记载蜀地风俗之时,多有“民俗俭朴,习尚淳良”,“士皆敏慧,人皆质朴”,“尚礼义重气节”,“士以名节相高”,“士习淳正有古君子遗风”等语,显然,这些概括毋庸置疑地闪耀着古蜀时代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之光芒。而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下,蜀地民众创造出独具一帜的文明,颇为世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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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