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

    毋庸讳言，神话与传说是一种文明进程的最值得重视的活的记录(虽然它往往而且也应该期待考古实绩的证明)。不过遗憾的是，有关中华文明建构的神话传说却从来是以黄河流域文明为中心的，古代蜀地所流传的大量神话传说只是被视为附庸，随历史的进程而风流云散。最近三十年来，这种情况却正在发生着引人深思的变化，而变化正是由一系列考古的发现引起的。如若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只是悄悄地撩起了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那么1996年下半年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对成都邻近地区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的发掘和考察，以及2001年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现，则似乎初步勾勒出了古蜀文明大致的轮廓，从而更加揭示出它深邃而令人怦然心动的历史文化内涵。
   
    19世纪后期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对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及其他古希腊文化遗址的发现，与荷马传唱的史诗《伊利亚特》交相辉映，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古希腊历史；而19世纪前期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则架起了后人通向璀璨夺目的古埃及文化的又一道桥梁。考古发现与文献典籍中所载神话传说这两者，或许是研究任何一种古老的文明系统最基本的支撑点，而这两者在古蜀文明中都已具备。尤其是现存古代文献典籍中有关古蜀文明的神话与传说更为丰富，而上述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这些神话传说有了新的审视角度和思考，并进一步引发了对古蜀神话传说与古代中华文明之间关系的新思考。
   
    一 古蜀神话传说发生的地域和时代
   
    《山海经·海内经》曾记载过一个充满神话和农业文明色彩的国度：“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风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个神秘的国度，晋代学者郭璞认为即西汉扬雄所撰《蜀王本纪》中“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的“广都”。其具体地望，就在今天几乎已成为成都市郊的双流县。证之以最近成都平原的考古，上述结论应该可信。不过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成都平原发现古文化遗址的几个地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都江堰正处岷山山系与成都平原的交接之处，岷江由此汩汩滔滔，流向成都平原；以今日图上距离衡之，都江堰市东向约50公里，是广汉三星堆遗址；都江堰市南向约70公里，是发现宝墩龙马古城的新津县；新津县与三星堆之间，也是约70公里。在这个约两千平方公里的三角区域内，除了都江堰市、新津县、广汉市，在成都市、郫县、温江县、双流县等地也都发现了史前古城址或古代文化遗址，可以说，饱含古蜀文明的遗存。岷江由北向南，正流经这一区域的边缘。因此《山海经》所称“都广之野”无疑正指这个三角区域及其周边地带。
   
    当“都广之野”的所在得到地下考古支持后，我们不由得要将眼光投向上已提及的“岷山”、“岷江”。“岷山”与“岷江”无论在儒家经典中，还是汉代以前所产生的稗官野史中；无论在小说家言中，还是文学辞赋中，出现频率都相当高而且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却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从现存古代文献来看，人们错将殷商以来所误会的古蜀的偏远蛮荒拿来推定殷商以前古蜀的文明状态，因此古代文献中的“岷山”、“岷江”等辞汇的大量存在是自有其文化渊源的，虽然使用它们的人当时就已不清楚这种渊源。近现代已不断有学者猜测传说中黄帝、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实即岷山，那么换从神话学角度看，中国神话传说中大约与古希腊神话中奥林波斯山相匹的众神之山即岷山。神话传说中西部边陲山中有“日月山”，天帝在此命令重、黎二神将天地分开，使天地人神判断划分，不相杂糅；这里又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表现出了“十巫”来往天上人间的壮观景象。古蜀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位蜀王蚕丛即“始居岷山石室中”，亦葬以“石棺”“石睦”；另两位古蜀王鱼凫与杜宇最终“仙去”“隐焉”的地方亦皆在此山系中，似有叶落归根、狐死首丘之深义存焉。因此，李冰治水之初即对众人宣告，岷山是天之旁门(天彭门)，死去的人灵魂皆由此升天(实亦叶落归根之意)，因而至山中岷江之源，于水上立祀三所，祭祀天神、江神、人鬼以求治水成功。
   
    既如上述，岂不是说，对任何民族都极其重要的篇章——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竟是在古蜀西陲的山中翻开其首页的?岂不是说，古中华文明主要的根柢竟在这岷山之中?
   
    或许我们不必性急地先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至少，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史前城址和古文化遗址的被发见，古代文献所载神话传说中的“岷山”、“岷江”有了崭新的意义。
   
    古蜀神话传说产生、流播的时代，是我们关心的又一问题。按《华阳国志》的记载推算，从“死，作石棺、石睦”的蚕丛王到柏灌王、鱼凫王、望帝杜宇、丛帝开明直到开明十二世，才四百四十五年时间。但考古的结果告诉我们，温江鱼凫古城的兴建乃在四千多年前，亦即在西元前20世纪以前。而文明进化史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发明和农业文明的形成更当在城市的出现之前，且本身即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古蜀文明中发明了农业，被古蜀人民尊为农神的杜宇的时代，距今至少也在四千年前(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的考察已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而蚕丛、柏灌、鱼凫等数王更当在杜宇之前。《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李白《蜀道难》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云云，虽非确数，且亦难免文人夸饰，但却显然是以一定的神话传说为基础，有其历史投影的。而《华阳国志》对古代文献典籍与口头传承的材料加以整合，将古蜀文明硬塞进东周以还的历史框架中，不能不造成削足适履、矛盾丛生的情况。现在，随着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和其他古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仅可以将古代文献典籍中所涉及的古蜀神话传说置于一个相当广阔且相对准确的空间上加以研究，同时也可以将其置于至少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且距今数千年的时间中加以研究。换言之，过去在空间上相当模糊、时间上过分紧缩的古蜀文明，现在应当被扩展伸张开来加以思考。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曾以其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煊赫辉煌的帝国已经浮现眼前，促使我们更加要注目古蜀神话传说在整个古代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二 古蜀神话传说中的岷山与岷江、长江
   
    正如前已提及，岷江在古代文献中并不鲜见，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固到“江水又东别于沱”，触处可见，古人自来将岷江视为长江之源，这种看法甚至一直持续到近代。今人虽指出了长江之源并非岷江而是青海省境内沱沱河，但现代自然科学的精确却不能用以指责历史人文科学的真实。认岷江为长江之源绝非古人疏懒而不懂地理的结果，倒毋宁说，它执著地反映了一种历经数千年而积淀下来的集体的潜意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集体潜意识正是高度发达的史前古蜀文明的存在与流播所造成的。而这种“存在与流播”的载体正是古蜀神话传说。
   
    岷江自岷山中发源，经都江堰流经成都平原，入于蜀南之乐山(古称南安)，再入于宜宾(古称僰道)，汇入长江。自岷江至长江中游，古蜀神话传说播迁之迹触处皆是。如前所述，成都平原上有鱼凫古城、鱼凫墓；沿岷江南下，彭山县、乐山市古皆有“鱼涪津”；长江以南，叙永县至今仍有“鱼凫乡”，传说为鱼凫王逗留之地；屏山县某土司家谱竞指鱼凫为其先人；沿长江而下，合江县古有“巴苻关”；南溪县今有“鱼符津”；奉节县则古称“鱼复”或“鱼腹”。不仅如此，西陵峡至鄂西红花套等地出土的鸟嘴状把勺竞与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约当夏至商代中期)所出土者高度一致，让人惊讶，被认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
   
    当然，仅就上述情况而言，到底是古蜀神话传说以及它所昭示的文明东迁还是形成古蜀文明(包含其神话传说)的某种因素西来，是不能够遽然做出定论的。但是有了成都平原上的考古结果，我们已是在前述古蜀神话传说所发生的广阔的空间和绵亘的时间背景下讨论上述问题，问题的结论当不言而喻：传说中的鱼凫王或一支信仰鸟图腾的部族曾在夏、商之际或更早时候顺岷江、长江由西向东迁徙，正是这种迁徙造成了成都平原上以农业经济为特色的古蜀文明(包含其神话传说)在巴蜀各地甚至巴蜀以外地区的影响。楚民族崇拜鸟图腾，或与此亦有尚待揭示的重大关系。
   
    同样，在此背景下探讨其他问题，结论亦不难得出：禹生于岷山山系中，治水自岷山、岷江始，沿江而下，又治水于三峡并娶于江州(今重庆市)涂山，有庙存焉。江有江神，为帝女之灵，“盖汉初祠之于源，后祠之于委”，因此李冰治水之初即祭祀于岷江之源，果然能得其相助。这位江神又出现于三峡，称巫山神女，不但助禹治水，且朝云暮雨，世世享受楚民族祭祀，被目为楚民族的高}某之神，益发说明了古蜀与楚民族的关系。就是李冰治水故事也值得深思。李冰在蜀治水，以《史记》、《华阳国志》诸书所记，不外兴修农田水利与浚通航道二事。但若从蜀和巴的战略位置观察，即可知秦取巴蜀，意图本在谋楚，诚如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所言，“得蜀则得楚”，因此其时蜀守的基本战略任务也在此。李冰治水，岂能不首先顾及之?史载李冰于南安(今乐山市)凿离堆，疏通岷江，在僰道(今宜宾市)火烧蜀王兵阑(江中大石滩)都是此意。唐宋之际。李冰治水的故事逐渐集中于都江堰，农田水利兴建之功完全取代了航道疏浚之绩。当然，战国末年早已不是神话传说的时代，但我们如若从古蜀神话传说播迁这一角度观察问题，那么李冰在南安斗水怪，在僰道烧蜀王兵阑的神奇故事不都粘附着古蜀人民当初疏通岷江、长江航道，将古蜀文明向东播迁的努力的影响吗?
   
    因此。岷江、长江水道在古蜀文明(包含其神话传说)播迁中的作用，在古代中华文明建构中的功绩，随着成都平原考古的收积，理应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三 古蜀神话传说与古中华文明
   
    约1700年前，蜀人秦宓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往于海。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秦宓之意，乃有以古蜀文明为天下先，古蜀文明为古中华文明之源的意思。其所得到的评价，在当时是陈寿所谓“专对有馀，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士”，而在今天看来，恐亦难免被视为狂怪之论。但是这些话却启迪我们注意到古蜀神话传说与古代中华文明神秘的内在联系。
   
    1．古代中华文明所传古帝王多与古蜀有神秘关系
   
    黄帝被视为华夏之宜，“五帝”之祖。其原配即“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西陵”，乃西汉武帝时所置“蚕陵县”，东晋废。其地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叠溪，正岷江发源地。
   
    黄帝既取于蜀，又生子于蜀。所谓“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于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地。
   
    玄嚣青阳是否即少昊?史家所说不一，但史载少吴“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揆之地望与所崇拜图腾，其人恐亦当居于蜀地。
   
    黄帝子昌意生于蜀地，又“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是“五帝”中帝高阳颛顼又生于蜀。其具体地望，则在若水之野。
   
    颛顼子鲧亦生于此。据《竹书》，“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
   
    鲧之子为禹，乃生于汶山郡广柔县，其地在今四川绵阳市北川县。
   
    禹之子为启，虽生于巴而不在古蜀文明中心，但其活动地域却值得注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这里“天穆之野”即颛顼产鲧之“天穆之阳”，正在“若阳”亦即若水之北，亦在蜀地西北部与岷山相邻地区。
   
    2．古代中华帝王多能与古蜀帝王相叠合
   
    黄帝与蚕丛。众所周知，在古代文献中黄帝与其妻嫘祖都曾被作为发明了蚕桑的蚕神享受祭祀；当其受到祭祀时，黄帝被称为“先蚕皇帝轩辕氏”，而那位马首女身的蚕神形象则似乎就是黄帝妻；在北方，汉魏以后故事，祀蚕神者须一律“衣青衣”。依古蜀地的传说，古蜀王蚕丛被认为是蚕桑的发明者，因而被作为蚕神祭祀，民俗呼为“青衣神”；或说蚕神为女性，为帝女或“仙嫔”，民俗呼为“马头娘”。那么根据上述诸点比较。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