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集萃 巴蜀文化研究

论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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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

2005-07-08 10:57


    两汉至隋唐,是巴蜀地区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奠定了唐宋以后四川经济繁荣的基础和基本格局。对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貌,有助于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且,这对我国目前方兴未艾的西部开发,加速整个长江上游的开发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两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开发
   
    巴蜀在两汉以前就已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开发,并在开发中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经济体系。秦灭巴蜀后,在政策上进行创新,并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巴蜀地区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多为以后历代政府统治巴蜀所沿袭,其开发成果为两汉以后巴蜀地区开发创造了前提条件。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传》)。由于巴蜀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贡献,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经营。
   
    一是蜀道的开凿。蜀道连接关中与蜀地,因此蜀道在秦汉时期很受重视。秦惠王、武王、昭王时期大规模修筑蜀道。蜀道南段,为著名的金牛道。蜀道北段,重要的有褒斜道、陈仓道(又名故道)和子午道。自秦惠王至秦二世灭亡,秦蜀交通,北段主要为褒斜道。秦汉之际,褒斜道毁于兵火,陈仓道成为主要通道。但是在汉武帝时,情况发生变化。《史记·河渠书》云:“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坂,回远。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天子以为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因此在汉武帝时,关中与蜀地的交通主道,在北段又复为褒斜道。因此,《史记·货殖列传》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从此至于清代,褒斜道及金牛道,一直为关中与蜀地之间的主道。其间经历无数次风云变幻,蜀道多次毁废,但旋即修复。因此关中与蜀地交通,自秦并蜀,二千数百年间,从未中断。
   
    二是开发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滇最大;自滇以北……邛都最大。……地方可数千里……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汉武帝时,唐蒙、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道。武帝在西南夷地区初置七郡:柯、越僰、沈黎、汶山、武都、犍为、益州。《华阳国志·南中志》盛赞汉武帝通西南夷之功业,说是:“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而能开土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南,越澜沧,远抚西垂。汉武之迹,可谓大业。”从此,西南夷地区开始纳入全国政治、经济生活。此后历朝政权,包括蜀中割据政权,都重视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因此,自秦并蜀至于两汉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蜀地的一系列开发与经营,蜀地经济进入了历史上的空前发展时期。蜀地不但经过蜀道北通关中,并且经过长江联系荆、扬和西南云贵地区。本来“四塞”的蜀地,与周围地区的交通打开了。
   
    东汉末,由于北方战乱,经济萧条,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张绣传),许多灾民的流向是涌入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刘璋传注引英雄记),汉中郡原有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到了东汉末年,“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张鲁传)。在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
   
    诸葛亮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方针,有力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夷陵一战,蜀国元气大伤。为了恢复蜀国的经济,诸葛亮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主张,使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绵竹、雒县“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蜀志)。这一产量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诸葛亮亲率兵马平定了南中后,使当地“夷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南中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进步,更是直接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据《华阳国志》记载,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使蜀国的经济力量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传》)。
   
    巴蜀地区在三国时期农户迅速增长。据《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载,汉昭烈帝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蜀亡时户二十八万,四十年间蜀汉户数增加了八万。这里的户数,绝大多数是农户。农户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蜀汉经济的繁荣,以至蜀亡之时,不仅国库“尚存四十万斛”。魏军入蜀境获“粮谷甚众”,而且“百姓布野,余粮栖亩”(后主传)。
   
    诸葛亮治蜀及开发西南成绩显著。在诸葛亮等的治理下,巴蜀地区“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经济发展,社会相对比较安定。西晋左思《蜀都赋》也反映了这个情况。赋称:“其封域之内,……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比屋连甍,千庑万室。”“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因此,从东汉末年到蜀汉灭亡的八、九十年间,巴蜀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始终没有被打断,并呈现出持续发展、缓慢演进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巴蜀地区游离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轨道,出现了继两汉以后经济开发的又一次高潮。
   
    二、唐代巴蜀地区的开发
   
    唐代巴蜀,“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代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被当时宰相杨炎称为“外府”(崔宁传)。顾炎武在《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一文中更发挥杨说,认为“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室之有奥也。风雨晦明,有所依而避焉。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然而巴蜀经济的作用,还不仅是“唐卒赖以不亡”,唐王朝的建立与兴盛,巴蜀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巴蜀地区在唐代的重要地位与唐代对巴蜀地区的开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唐代巴蜀地区的开发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利建设与水陆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以水利和交通的开发成果最为显著。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修凿渠19处,和隋朝以前相比较,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唐代巴蜀水利灌溉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增长上,而且还表现为扩大旧渠堰效益和积极开拓新灌区。唐代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从而使唐代都江堰收到了“溉田万顷”的效益。
   
    由于水利工程的兴建,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都随之大大增加,巴蜀盆地西部耕地面积从隋代11万公顷增至天宝间17万公顷,自流灌溉面积据不完全的统计,也在2万顷以上。所以安史之乱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已有“人富多粟”、“土腴谷羡”的美誉(陈子昂传)。
   
    唐代巴蜀地区交通的开发分水路和陆路两方面。陆路方面:唐代成都至关中的道路,是巴蜀通往关中的交通干线,也是唐代长安和成都之间驿道的南段。作为当时全国四大干道之一, 唐朝政府在沿途兴建了大量馆驿,史载当时沿途“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食货典)。由成都往西北、西南有两条国际通道。一条是由成都向西经西山路,穿越今甘肃、青海前往西域。另一条是由成都向南经今云南大理入骠国(今缅甸)、天竺(今印度)。由成都向西南到达今云南的交通路线,唐时主要开发了“出大渡河”的青溪关路,也称为“南路”。史载,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治邛崃关路,以便行旅。德宗贞元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又修此路,“由黎州出邛部,直云南,置青溪关,号曰‘南道’(韦皋传)”,同时,南诏也对这条道路加以修筑,并设置馆驿,从而使这条通道成为成都和云南之间最重要的驿路。
   
    水路方面:唐代以前,巴蜀与长江中下游的水路航运,由于三峡险急,不易航行,发展较为缓慢,自唐以来,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掌握了安全过峡的规律与本领,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航运日益发展。岑参的《万里桥》诗云:“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公私商旅往来不断。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翟塘之壖”。唐代长江航运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成为巴蜀联系全国各地的重要商路。这对巴蜀商业与商品流通的扩大,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长江联接运河以及各地航道,形成沟通全国各地的交通航运。是时,“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州郡典)。同时,巴蜀境内的水路航运也有所发展改善,岷江、嘉陵江、涪江等形成了便利的交通网络,而成都则成为“水陆所凑,货值所萃”之地。
   
    随着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繁荣,巴蜀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之一。所以在唐人的文章里,只要一提到西蜀,无不赞扬它是“奥区”(崔元传、高崇文传),而陈子昂的《上蜀川军事》一文,更把巴蜀描绘得非常繁富。即:“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国之珍府”(卷211)。这段话不仅说明西蜀财富的雄厚,同时还说明了陇右、河西的边防用度,也是靠西蜀来支持。因此,唐代巴蜀地区开发的效果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
   
    汉唐间巴蜀地区的开发,在两汉、三国、唐代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纵观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程,至少可以得到下列启示。
   
    经验之一: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巴蜀地区成功开发的重要保证。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表明,巴蜀地区开发的水平和发展速度与中央政府对于巴蜀开发的重视程度、领导与政策倾斜的力度密切相关。秦汉、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西部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中央政府以巴蜀地区作为其战略后方和财富基础,因此,十分重视巴蜀地区的开发。秦灭巴蜀后,为了打破西南地区的封闭状态,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通巴蜀与关中的交通要道,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设郡置县,并向蜀地进行移民,汉武帝两次开发“西南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疆拓土的“安土列郡”和有效管理的“安边抚远”开发,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以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东移,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政权,首都移到开封、北京,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东盛西衰的变化,中央王朝因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而削弱了对巴蜀地区的关注与政策力度,从而使巴蜀地区失去了发展经济的内在活力和财富基础,不得不逐渐落在了东部发展的后面。因此,中央政权如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来开发巴蜀地区,这其中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借鉴。
   
    经验之二: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打破“四塞”的险阻,加强与全国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与周边各经济区的联系,是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云:“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里,司马迁高度概括了蜀地的两大特征——“沃野”和“四塞”。所谓“栈道千里”,就是指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打破四塞的险阻。秦汉时期,随着大规模开凿蜀道,结果把蜀地和秦地连接起来,形成秦蜀相通的格局。
   
    由于秦蜀相通,蜀地历史出现飞跃。不但蜀地经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蜀地打破了闭塞状态,与关中秦地相连接,和关中一起成为秦国两大经济区。司马迁和班固,在论述全国经济地理时,均将秦、蜀合在一起看待。这种“秦蜀一体”的观念,固然,一方面受到了秦人的影响,秦在统一全国前曾先后统治巴蜀九十多年;另一方面,事实上当初秦的统一事业,就是从并蜀开始的,秦并巴蜀,巴蜀成为秦统一全国的战略后方。而蜀地经济的高速发展,大约于此同时。因此,秦并蜀,无论对于关中秦地,还是对于蜀地,对于全中国,在秦惠王以后,直至两汉时期,意义十分重大。由此可见,巴蜀的发展,实有赖于同全国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同首都所在地关中的联系。可以说,巴蜀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是在打破“四塞”的险阻以后,是在秦蜀相通以后,也就是在巴蜀首次大规模开发之后。所以,打破“四塞”的险阻,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加强与全国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对巴蜀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验之三:加强巴蜀地区与长江中游、下游地区的联系,实现长江上、中、下游的整体开发和协调发展,是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又一条重要经验。从6世纪前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已开始形成为一个整体。但就长江流域上、中、下游而论,长江下游由于平原宽广、河湖密布,交通便捷和临海等自然条件,要优于长江中、上游。东汉末年至六朝时期,由于长江下游地区本来存在的自然地理优势,加之南迁北人大多数居于下游,他们不仅给长江下游带来了充沛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故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以长江下游为最快,史载,当时的下游地区“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 、杜之间,不能比也。……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而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条件较好,气候暖湿,特别是成都平原,河网密布,不受水旱影响,名称天府。两汉至三国时期的开发,又为长江上游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六朝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发展,使上、中、下游的联系和交流变得密切和频繁起来。同时,从经济发展来说,上、中、下游互相依赖,需要配合和协同发展。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均在孙吴的统治范围之内,长江中、下游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自不待言。而地处长江上游蜀国的大批蜀锦也是由长江运抵吴国的,“而吴亦资西道”。东晋南朝时期,处于统一版图内的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联系同样十分密切。到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由陆路为主转为以海路为主,长江下游要以长江中、上游为腹地和依托;长江中、上游则需要下游的技术辐射和出海口,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就更为密切。
   
    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加强长江上游同中、下游地区的配合和协调发展,实现长江流域的整体开发,一定能促进和带动长江上游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验之四:注重沿交通线中心城市的开发,加强中心城市在经济上的辐射功能和影响力。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从秦汉到隋唐,巴蜀地区对外交通的道路主要只有两条,即往北越过大巴山和秦岭到达关中地区的陆路,和往东沿长江而下经过三峡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路。对外交通线的稀少和稳定,使商业和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外交通线的沿线,外来劳动力和技术的输入也高度密集于其周围,形成巴蜀地区内的发达地区主要沿交通线分布的形势。盆地北部越过秦岭大巴山的通道上的北部重镇葭萌,即今广元,随着交通的发展,地位日益重要,隋唐时代的葭萌已由县升为利州,成为“舟航日上下,车马不少闲,近邑凑商贾,远峰白云烟”的重要商业城镇(卷184,利州路)。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是梓州,即今三台,因为交通便利,也发展成巴蜀北部的重镇。正因为如此,唐代的梓州成为西南的大都会,“南控泸叙,西扼绵茂,江山形胜,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卷154,潼州府路)。甚至在这条通道上的阆中,也是“其地平衍而沃,其民恭俭而文,在西南为佳郡,不减成都”(卷58,风俗志四引)的繁荣景象。
   
    巴蜀地区通往东南地区的水路沿线,也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城镇。尤其是在长江水道沿线的渝州和夔州,唐代的“峡中之郡,夔为大……城之左五里,得盐泉十四,居民煮而利焉。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卷544,李贻孙,羲州都督记)。除夔州外,位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渝州也日趋繁荣,川江水道上,“独渝为大州,水土和易,商农会通,赋役争讼,甲于旁近,毋以僻远鄙夷其民”(卷57,风俗志三)。这样,巴蜀地区的经济中心,除其高度集中于成都平原区域外,主要就分布于交通线的沿线地带。离交通线稍远的广大地区,则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与前述交通要道上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加强沿交通线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推动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巴蜀地区经济开发的重点。
   
    经验之五:人口迁徙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汉唐间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秦汉至隋唐时期,巴蜀地区人口迁徙频繁,有迁入,也有迁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次。第一次是秦代和汉初。这一次人口移徙以迁入蜀地为主。秦时向蜀地移民包括两大部分,秦惠王并蜀时,“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蜀志)。秦始皇灭六国后的六国移民,《太平御览》卷166引《蜀记》曰:“秦灭楚,徙严(庄)王之族于严道。”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汉工商豪富卓王孙、程郑等宗族均为国灭后迁蜀的工商世家。西汉初年,因为关中饥馑,汉高祖刘邦也下令饥民可以迁入蜀汉地区就食。关于当时移民对蜀地经济开发的特殊作用,蜀人常璩认为:“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蜀志)。移民给本来比较落后的蜀地带来了人力、资金和技术,大大促进了蜀地经济的提高。
   
    第二次是从东汉末年到东晋初年。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开始进入长期的战乱之中,而巴蜀地区则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因此和巴蜀地区相邻接的关中、南阳等地人口流徙入川。仅东汉末年就有“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传)。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入蜀,也“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刘先主传)。但是,这种人口流入巴蜀盆地的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蜀汉被西晋灭亡以后,人口流动的方向就开始逆转。蜀后主被举家迁往洛阳,“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大同志)。蜀亡的次年,又“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陈留王纪)。这次移出的人口不仅数量大,而且主要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蜀汉亡后六年,济阴太守文玄上书说:“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倾吴人之望。”(卷79,晋武帝泰始五年)。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关中发生战乱,数万户流民经汉川进入蜀中。大量流民入蜀,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却加剧了蜀地的动乱,又使原有的蜀中居民流亡。当时“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仅在荆州的巴蜀的流民就达十余万户(卷85,晋惠帝太安二年)。这一次的人口流出对巴蜀经济区的损失更为严重。而这一时期主要移入巴蜀地区的则是僚人。“蜀土先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四境之内,遂至萧条”(卷97,晋穆帝永和二年)。移入的僚民虽有十万余落之多,在数量上来看,对移出的人口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但由于僚人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又主要居于山区,因而带来的仍然是“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的衰落景象(序志)。总的说来,东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巴蜀地区的人口迁徙,以人口的损耗和迁出为主,其间虽有僚人入蜀,但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对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和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经验之六: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地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巴蜀地区民族众多,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自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巴蜀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由秦惠文王始,历秦代汉初,相沿不更,颇有成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这说明秦既对巴族实施“顷田不租”的特殊优惠政策,又有反映其相对平等关系的盟约,秦的羁縻之制得到了巴族各层人士的拥护。史载:“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关中,复其渠帅……七姓,不输租赋”。(南蛮西南夷列传)刘邦依靠汉中、巴、蜀“夷人”的支持,打败项羽,进而得天下,对少数民族同样实行优惠政策。肇始于秦惠文王时期郡县制与羁縻制并行的举措,在巴地延续时间较长,其作用也较为明显,对稳定巴地“蛮夷”,确立中央王朝在巴地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又如,蜀地邻接西南夷地区,巴蜀人民与西南夷交往由来已久,他们互通有无,使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经济相互推进,共同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铁,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这两段记载表明:西南夷地区滇仆僰僮,推动了蜀地经济的进步,而蜀地经济进步,又有利于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正因为蜀地与西南夷关系不但密切,而且关系到蜀地经济的发展,故《史记·货殖列传序》及《汉书·地理志下》在论述蜀地经济时,都强调蜀地与滇、、邛、笮的交往。《汉书·地理志下》在述及广义的“秦地”时,还将西南夷地区附属于蜀地包括了进去。所以两汉时人,对于蜀地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蜀地在开发西南地区中的重要作用,是有充分认识的。因而在开发和经营蜀地的同时,也注意西南夷地区的开发。
   
    因此,在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古代统治者“因俗而治”的历史经验,根据巴蜀地区内各个区域、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开发,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姚乐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职博士生]]>

2018-07-1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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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研究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