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南方蛮夷与北方民族相比,力量微小,对宋王朝的生存构不成威胁,也没有与宋朝逐鹿中原或是分庭抗礼的实力与野心,但他们往往臣而不服,骚扰边境,为患一方[1]。作为南蛮地区之一的威州和茂州,由于毗邻吐蕃诸部和大理国,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宋朝把两州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强治理。
一、宋朝时期的威州、茂州羌族
宋时,威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理县地,茂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茂县、汶川、北川等县地。位于岷江上游的威州和茂州,自古就是羌人居住的地区。唐朝时,吐蕃势力不断向威州和茂州地区渗透,这里的不少民族接受了吐蕃的统治。唐朝贞元九年(793),他们脱离吐蕃的统治,向当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纳土内附。韦皋把他们安置在维(后改为威州)、保、霸等州。在《宋史》中,把居威州者称为“威州蛮”,居茂州者称为“茂州蛮”。
茂州蛮。“茂州,唐武德初仍曰会州,四年改为南会州,贞观七年又改为茂州,天宝初曰通化郡,乾元初复为茂州。宋因之。州逼近羌、戎,环带山险,成都肩背之地也。”[2]卷67,3183北宋时,茂州领汶山县、镇羌砦和鸡宗关,南宋时,茂州控制范围扩大,增领原属威州的汶川县。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原属威州北部与吐蕃毗邻的部分就是汶川县,划归茂州控制。茂州“南有箕宗关(注:鸡宗关)路通永康军,北有陇东路通绵州,皆为蛮所据”[3]252。在宋朝,“茂州诸部落,盖、涂、静、当、直、时、飞、宕、恭等九州蛮也。……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宋初无城隍,惟植鹿角自固”[4]14239。当时的羌族分布仍以茂州为中心,东到石泉,南与永康军灌县接界,西至保县,北连黑水、松潘等地。有的是聚居,有的是与藏、汉各族相错而居。由于不少汉人移入羌区,宋太宗雍熙(984—987年)时茂州已有汉民326户[5]。
威州保霸蛮。威州,本是唐朝的维州。唐武德七年(624)“白狗羌归附,始置维州,贞观元年羌叛州废,明年复来归,降为羁縻州。麟德二年复为正州,比于中华诸州也。仪凤二年以羌叛复降为羁縻州,垂拱二年又为正州,寻没于吐蕃,开元末收复。天宝初曰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维州。广德初陷于吐蕃,大和五年收复。寻弃其地,大中(祥符)三年复内附。五代蜀时亦曰维州”[3]卷67,3190。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因与潍州声同易误,“以京递发潍州断狱文书误至维州”[6]868,故改名为威州。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威州控制范围到南宋时有所缩小,原属威州北部与吐蕃毗邻的部分,改由茂州蛮控制。威州的羌,主要集中居住在保州和霸州,史书称之为“威州保霸蛮”,主要是后来羌人的先民。
保州,原是唐朝维州定廉县,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招白苟羌置维州及定廉县,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于定廉县置保州(治今四川理县西),领定廉、归顺、云山、安居四县。《旧唐书》记载:“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马使嗣归诚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内天保郡归附,乃为保州,以嘉俊为刺史。”[7]后没于吐蕃。霸州系唐天宝元年(742)“招附生羌”而置静戎郡,乾元元年(758)改名为霸州(今四川黑水县),曾有安信、牙利、保宁、归化四县。宋朝时,基本沿袭唐朝时的羁縻统治。所以,《宋史》载:“威州保霸蛮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宝中所置,后陷没。酋董氏,世有其地,与威州相错,因羁縻焉。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锡者,嘉祐及熙宁中皆尝请命于朝。”[4]14238-14239威州,主要是在董氏的控制之下。
二、设置羁縻州,进行羁縻统治
宋朝时,茂州、威州的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且羌人又在其酋统领之下,宋朝的力量不可能对其进行直接统治。但是这些地区又毗邻吐蕃诸部和大理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宋朝把其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为此,宋朝在威州和茂州羌地区设置了一系列有别于正州的羁縻府州,实行间接之治。
在茂州设置的羁縻州,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记载:“唐置茂州,又建都督府,管羁縻十七州”[8]卷726,544,其所记17羁縻州为:静、恭、当、直、岩、涂、达、松、飞、柘、乾、悉、可、翼、向、居。到了宋朝,按照《元丰九域志》中记载,所领羁縻州为10州:珰州、直州、时州、涂州、达州、飞州、乾州、可州、向州、居州[9]494-495。在《宋史·地理志》中记载的也是十州,只是“塗州”“为涂州”,“达州”为“远州”,这应是传抄中的失误造成的。不过,在《宋史》中的记载是不一致的,在《宋史·蛮夷四》中的记载只有九州:“茂州诸部落,盖、涂、静、当、直、时、飞、宕、恭等九州蛮也。”[4]14239不仅数量上有差异,而且名称上也有很大不同,多了盖、静、宕、恭四州,少了乾、可、向、居四州。《涑水记闻》中也说有九州:“茂州旧领羁縻九州,皆蛮族也。”[3]252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就像尤中先生指出的那样:宋朝时期茂州所羁縻的十个州,并非同时设置,而是在不同时间阶段内先后设置的。在某一时间阶段内某部落降即设州;叛则州废[10]。因此,不同时间的记载,州数及州名就可能不同。综合不同的记载,宋朝时,茂州所属羁縻州可能就经常保持在10州左右,与唐朝相比,已经明显减少。
威州,原为维州,武德七年(624年)因“白苟羌”降附而置为正州,后两次降为茂州所属羁縻州。宋景祐三年(1036年),因与潍州声相乱而改名威州,治今理县。“改维州为威州,以与潍州文移相乱也。”[11]卷118·2779宋朝时期,威州领羁縻州二:保州、霸州。据《宋史》卷496《蛮夷四·威茂渝州蛮》中记载:“威州保霸蛮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宝中所置,后陷没。酋董氏,世有其地,与威州相错,因羁縻焉。”[4]14238因此,保州和霸州是唐时就设的羁縻州,宋朝沿袭而已。
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
对在威州和茂州设置的羁縻州,宋朝不能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只能是树其酋长,使自镇抚。“树其酋长”,主要指的就是对羌族的官封。具体说来,对羌族上层的官封,就是指宋朝任用羌族上层为土知州、土知县或土刺史,让其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不过,在威州、茂州羌地区,真正通过任命的羌上层,以威州最为典型,宋史研究专家刘复生把这种通过官封来羁縻羌族的形式,称之为“威州所属”。如“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锡者,嘉祐及熙宁中皆请命于朝。政和三年(1113),知成都庞恭孙始建言开拓,置官吏。于是以董舜咨保州地为祺州,董彦博霸州地为亨州,授舜咨剌史,彦博团练使。舜咨寻迁观察使;彦博留后,遂为节度使”[4]14239。这些记载说明了在威州的保、霸二州确实存在着宋朝任用羌族上层为官的事实。
另一种类型是宋朝从未任命过民族酋领,只是默认罢了。这种情况在茂州较为典型,因此刘复生把其称之为“茂州所属”[12]。茂州所置羁縻州的民族上层,从文献记载来看,并未受宋朝官封过任何官职,对其民族上层的统治地位,宋朝只是默认罢了。这可通过一些文献记载反映出来。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春正月,知茂州郭用之言,“夷族首领、耆老董瓢等,顷多侵扰,今相率于州北三溪刑牛犬,誓不为寇”[11]卷75,1706。这里只是提到董瓢,未有被官封的记载。因筑茂州城而引起宋朝与茂州蕃部的冲突,“茂州兵才二百人,百常帅以捍击,蕃众死者数人,遂散去。百常选民入牙城。明日,蕃数千众四面大至,……后五日,其酋长二人为櫑木所毙,众乃退。”“辛亥,蔡延庆言茂州贼势滋盛,乞发兵将应援。……初,延庆分遣兵救茂州,孙青自结总关往,贼伏兵杀之,士卒多死伤。王庆自陇东道入援,时州蕃酋请降,从者杀其二子,蕃酋怒,官告静州等蕃部……(三月)二十五日静州下蕃部董阿丹率众逼城,攻烧旁城人户,大掠而去。……(四月)三十日,有蕃部时州首领开朗来投,称带得茂州知州范中舍手书与钦辖。”[11]6714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己卯,“安石又论茂州事……时蔡延庆已奏静州下首领董珍巴等来降故也”[11]6735。这些对茂州民族上层的记载,并未出现官封之职,说明在茂州并未进行过官封。但宋朝又称其为酋,在与茂州羌地区进行交往时,羌地区民族酋领也同样受到尊重,被当作民族上层来对待。因此,对于茂州羌地区的民族上层,其社会地位是受到宋朝默认的。
不管是直接进行官封,还是默认羌族上层的统治地位,对羌上层来说都是一种认可,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羌上层的统治地位。宋朝也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治理羌族的依靠力量。这是宋朝治理威州和茂羌地区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
在树其酋长的同时,宋朝对威州蛮的酋领还进行赏赐。“(景德)二年(1005),诏羁縻保、霸州刺史董绍重、董忠义岁赐紫锦袍。”[4]7773到熙宁九年,宋朝廷又下诏“知保、霸二州董元仲、董孝忠每年增俸给三千”。“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十七日,知成都府庞恭孙言,据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知保州董舜咨等状,情愿将保州所管一州并二十六大首领下地土献纳入官。诏董舜咨特与正任成州团练使,赐公服靴笏,二十两金……银腰带,令大官东库支降,及仰吏部差小使臣一员齐告并所赐衣带等,付庞恭孙交割给,赐其董舜咨,候受告讫令赴阙朝见。”[11]6824这些赏赐进一步密切了威州羌族上层与宋朝之间的关系。
对新老民族酋领承袭关系问题上,宋朝在治理过程中也有相应的规定:那就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民族酋领承袭法,对民族酋领承袭人的范围、次序和承袭手续等作了规定。这可以通过羌酋领承袭事件的记载中反映出来。在威州保霸蛮中,民族上层的承袭关系在唐代就已开始,到了宋代,这种关系仍然延续下来。“景德二年(1005)正月,诏:‘保霸州刺史董绍重董绍忠义,自今年岁赐紫绫锦袍。’先是知益州张咏上言:‘绍重等皆世袭刺史,望赐冬服’。真宗曰蛮取酋领假以名秩若以内地牧守之制当赐锦袍,又虑戎人无厌请求不已,况维茂知州止赐绫袍可始此例。四年以保州刺史董绍重卒命其子霸为检校工部尚书知保州”[13]7773(大中祥符三年)(1010)七月,益州任中正上言羁縻霸州刺史董忠义卒,事当继袭缘尚幼,请以从弟延早领州事。帝曰:夷治落中,父亡子继,朝廷旧制。盖杜其侥幸使知定分今易此例必贻后患乃与其子许以近观左右之。”[13]7774对此,董延早怀恨在心,并最终上演了董延早杀董仕结之事。这在《宋会要辑稿》中也有记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六月,知霸州董仕结为其巡检使董延早所杀。先是董忠义卒转运使固言其子幼不任事及是遂令依例以其子承袭焉。”[13]7778“仁宗天圣二年(1024)正月保州刺史董霸卒,益州得保州七部三州都押衙董晃等状称董霸有亲长男继迁,请补知州。从之”[13]7776“嘉祐九年(1064)七月四日,成都府利路都钦辖司言,知蕃界霸州董永锡言先白七岁为父患将圣朝宣赐牌印等付以收掌相承官勾州事先降权州文牒赐双蒙降宣敕官告承父官位今永锡病不任事愿令男孝忠管勾从之。”[13]7778熙宁九年(1076)秋七月,甲午,成都府、利州路安抚司言:“知霸州董永锡疾病,乞以牌印付长子孝忠,本司已依例给帖,令权管勾。”[13]6776显然,这些记载也主要是“父死子继”,且长子优先。从记载中还反映出,这种承袭法则已经相对比较固定。
承袭法则相对固定的规定,是治理羌族的一大进步。一方面,可以减少羌族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有利于羌族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贯彻宋王朝在威州和茂州羌族地区的各项措施。威州和茂州羌族地区在宋朝时期相对稳定,并未给宋朝制造太多的麻烦,这与民族酋领承袭法则相对较明确的规定是分不开的。
四、宋朝在威州和茂州羌地区的开拓
宋朝初期,在羌地区实行禁山禁地,但北宋神宗继位以后,在改革思想的推动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羁縻地区的控制,宋朝在威州和茂州羌族地区进行了开拓。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这些羌族,进一步扩大直接统治范围,以显示赵氏王朝的强大。因此,北宋中期以后,统治者争效先辙,拓土开边成了其边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14]24。
在茂州的开拓,表现之一就是筑茂州城。“熙宁八年(1075)秋七月,辛巳,权知茂州李琪奏:‘臣窃见本州四面,并是蕃部住坐处,别无城池限隔。土人言,每遇蕃部小有作过,则便至城下抢劫。臣欲修筑州城,安集百姓,以慰远人之心,并乞就本州招刺土兵三百人,以武宁指挥为额。’”[11]6531“后守范百常以为利,筑之。蛮酋诉谓侵其土地,乞罢筑,不许。”[4]9639虽然由筑城引起了与茂州夷的冲突,但宋朝并未停止筑城,熙宁九年,神宗下诏:“茂州城令知成都府冯京相度,乘兵势修筑,仍差军马防拓,如有侵占蕃部地,即买之。”[11]6726很显然,筑茂州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茂州羌族的防御。
另一表现就是废羁縻州,建立军。在茂州,先后建立了威戎军和寿宁军。政和五年(1115),“有直州将郅永寿、汤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内属,诏以永寿地建寿宁军,延俊、承有地置延宁军”[4]14239。对于寿宁军,在《宋史》卷89《地理五》中记载是政和六年(1116)建立的:“政和六年(1116),建寿宁军,在大皂江外,距茂州五里,八年,废为砦,宣和三年(1121),废砦为堡。”[4]14239虽然在《宋史》中对寿宁军建立的时间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寿宁军是政和年间建立的事实。威戎军,建立于熙宁九年(1076):“皇朝熙宁九年,即县(汶川县)治置威戎军使”[6]866,置威戎军使,就应是威戎军建立的开始。这一时间与《宋史·地理志》的记载是一致的。《宋史》卷89《地理五》记载:“威戎军,熙宁间所建,政和六年,汤延俊等纳土,重筑军城,改名延宁军,宣和三年(1121),废为砦,隶茂州,四年,又废砦及寿宁堡入汶川县。”[4]2214由于宋政和六年(1116)羌汤延俊纳土,重筑威戎军,更名为延宁军,宣和三年(1121)废为延宁砦,宣和四年(1122)又废砦及寿宁堡入汶川县。政和四年(1114)以羁縻保州建祺州,宣和三年(1121)废为春祺城。在羁縻直州,于政和六年(1116)建寿宁军,政和八年废为砦,宣和三年废砦为堡,又废为敷文堡。[4]2214
宋朝对威州地区的开拓表现在变羁縻州为正州和建立军。根据《宋史》的记载,威州蛮与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锡者,嘉祐及熙宁中皆尝请命于朝。政和三年,知成都庞恭孙始建言开拓,置官吏。于是以董舜咨保州地为祺州,董彦博霸州地为亨州……后皆为砦”[4]14239。“(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知成都府庞恭孙言据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知保州董舜咨等状,情愿将保州所管一州并二十六大首领下地土献纳入官。”[13]7784至此,威州所属的两个羁縻州不复存在。不过,虽然设正州,废羁縻州,但实际上还是处于羁縻之治。政和四年(1114)以羁縻霸州建为亨州,置嘉会县,宣和三年(1121)以县为嘉会寨。《宋史》卷89《地理五》中记载:“嘉会砦,本羁縻霸州,政和四年,建为亨州,县曰嘉会,宣和三年,废州,以县为砦,隶威州。”[4]2214在威州所建军为通化军,《宋史》载:“通化军,熙宁间所建,在保、霸二州之间。”[4]2214在《舆地广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治平三年,即县(通化县)治置通化军使,县在保、霸二州之间。”[6]869
虽然宋朝在所开拓地区所设的正州后来大多被废除,恢复为羁縻州。但这种开拓之举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密切了威州、茂州羌族地区与宋朝之间的关系,宋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它也说明宋朝在治理威州、茂州羌族地区力求新的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五、设置砦堡和义军土兵,加强对威州、茂州蛮的控制
宋朝在威州、茂州的治理主要是防御,而不是积极的经营。这也表现在砦堡和义军土兵的设置方面。
在茂州所设砦堡主要有镇羌砦、寿宁砦、延宁砦、关津寨。
镇羌砦,原名筚篥溪寨,熙宁九年(1076)七月,“名茂州筚篥溪寨为镇羌”[11]6777。在今四川茂县西南。《舆地纪胜》卷149茂州:镇羌砦,“《图经》:在州南四十里。又云:鸡宗关、镇羌砦扼羌人出入之路”[2]2858。寿宁砦,“本羁縻直州,政和六年,建寿宁军,在大皂江外,距茂州五里,八年,废为砦,宣和三年,废砦为堡,又废敷文关为敷文堡”。延宁砦,“本威戎军,熙宁间所建,政和六年,汤延俊等纳土,重筑军城,改名延宁,宣和三年,废为砦,隶茂州,四年,又废砦及寿宁堡入汶川县”。最迟于熙宁九年(1076)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诏:“茂州关津已建堡寨,恐兵民有所倚恃,或侵扰蕃部,及出入卖买别致艰阻。仰钦辖司常约束抚驭,务令汉蕃得所。”[4]2214,[11]6820
威州所设砦、堡只有嘉会寨。《宋史》载:“嘉会寨,本羁縻霸州,政和四年,建亨州,县曰嘉会,宣和三年,废州,以县为砦,隶威州。”[4]2214
宋代的寨,是用作防御和镇压的军事据点[15]。据《宋史·职官志七》载:“砦置于险扼控御去处,设寨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4]卷167,3979因此,设砦有助于加强宋朝对茂州、威州羌族地区的控制。
与设砦紧密相联的就是土兵。宋朝在成都府路、梓州路羌地区设义军、土兵进行防御。按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的研究,威州、茂州的义军称土丁,自宋初即置,一般各州均保持其数额在二百名左右[16]。这与李昌宪的研究是一致的:“威茂州土丁两州各有二百人。‘威州之丁月给米三斗,骁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而茂州土丁则毫无战斗力,‘殊为文具’而已”[17]。
六、结语
在两宋时期,宋朝与威州、茂州羌族地区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说明宋朝对威州、茂州羌族的治理是比较成功的。这与宋朝对威州、茂州的治理方面有一些新变化不无关系。在羁縻州的设置方面,与唐代相比,宋朝的设置更加严密。对各羁縻州的酋领的承袭也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办法,保持了民族上层的相对稳定性,这有利于宋朝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在对待羌族的态度上也有所改变,把威州、茂州羌族的土兵、义军纳入宋朝的防御体系当中,而不是简单排斥,这就增强了宋朝在威州、茂州地区的防御能力,同时也增强了这一地区羌族对宋朝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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