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针对我国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在其著作中明确使用了“区域”范畴,并有大量关于地区(地方、地带)经济发展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学习研究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路径论———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的思想
区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一个地市州、一个省市区、毗邻的几个省、一个国家均可视为一个区域。邓小平认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
邓小平对“中国情况”有广泛深刻的论述。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们穷,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2〕。从资源和人口状况看,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但人均占有量少,而且分布不均。“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3〕从科学技术状况看,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4〕从地区发展状况看,“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一样”〔5〕。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城乡差距大,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
根据国情确定发展道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具体运用在地区经济发展上,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根据区情确定经济发展路径。区域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人口和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组织与管理等经济发展要素存在差异,客观上要求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他提出,在汉族区域,少数民族区域,要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6〕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7〕在规划国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时,“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8〕1978年9月,邓小平在沈阳听取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说,“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委、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9〕。他要求辽宁所有干部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分析自己的情况(省情、市情),从实际出发,打破禁区,大胆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针对贵州山区自然资源特点,邓小平向贵州省委提出要求:山上多种树,发展林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与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高附加价值。〔10〕对特殊类型的区域,如“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11〕。对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取得的成绩,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12〕。根据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的思想,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二、大局论———关于“两个大局”,先富带后富,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思想
区域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在落后的内地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试图缩小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经济技术发展差距。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经济发展构想是邓小平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布局,也是根据区情,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原则的体现。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由邓小平具体设计的从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渐次发展的布局符合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规律,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开放和发展。
邓小平在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对落后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说,“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13〕。1983年3月,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14〕。先富地区如何带动落后地区?邓小平提出了对口支援,包省发展的思想。“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15〕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地区利用积累的优势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大。他坚信,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三、主体论———关于塑造区域经济发展主体,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农户发展积极性的思想
改革开放前,我国各地方处于中央高度集中的行政地属管理状态,区域利益主体“虚无”,因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改革开放后,随着地方分权体制的展开,地方政府区域利益主体地位得到承认和强化,增强了各地区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在统一的计划内,“给下面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16〕。只有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各地区情出发,才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怎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呢?他认为,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17〕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体,其作用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选择本区域的主导产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开放本区域市场,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开展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调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关系;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协作与横向联合。
广大的农村是经济区域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8〕。“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19〕农户没有积极性,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0〕。面对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就,邓小平欣喜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21〕
城市是经济区域的中心,是企业集聚的场所。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企业来完成的,企业没有自主权,经济中心就发展不起来。针对传统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邓小平指出:“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22〕邓小平强调,“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23〕。为什么要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因为,“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24〕?企业和农户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如果把企业和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2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扩大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承包制;直至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为了把企业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四、中心论——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区域全面发展的思想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来到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沿途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听取吉林省委工作汇报后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6〕同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9月,在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途中,还回忆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27〕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也是区域发展的中心任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8〕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是,区域发展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9〕。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针对经济建设相当成功,精神文明被忽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30〕。邓小平及时告戒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992年初在广东视察时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论述表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
五、协调论———关于区域经济稳步协调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提出要注意区域经济稳步协调地发展。要发展就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点”。“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2〕他举例说,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有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优势的上海就应该搞得更快一点。但“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的发展,更不利于持续的发展”〔33〕。邓小平讲的经济稳步发展是指经济发展快速而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现象,既不是盲目地追求高速度,也不是使发展速度过低,而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速度。在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后,避免经济滑坡,就成为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34〕因此,邓小平要求,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一定要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要保持经济稳步发展,能源产业和原材料产业应适度超前发展,否则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35〕为避免能源、原材料短缺,导致经济大起大落,他提出:“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36〕1989年6月,在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现在主要是我们的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他建议组织一个班子,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长远发展规划,使经济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区域经济是由诸多产业组成的复合系统,只有各产业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区域经济才能稳定协调发展。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他认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37〕。区域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区域经济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
邓小平认为,要注意中央和地方之间、区域之间关系的协调。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在这方面,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各区域之间不能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因此,就要求中央要有权威,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如果两极分化,民族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还提出了工农互动,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南方谈话中谈及改革的历程时指出,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提出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邓小平认为,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而且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
六、可持续论———关于控制人口,保护资源、环境的思想
人口众多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考虑的突出区情。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人口太多;增加人民收入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因为人口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提高人口素质,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邓小平对我国的资源开发和使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但我国的资源分布不均。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他预测,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注意资源的节约。我们国家穷,底子薄,必须讲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企业里浪费惊人,也是普遍现象,要好好整顿。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
邓小平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问题。他是我国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并亲自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1979年1月,在同胡厥文等工商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北京要搞好环境,种草植树,绿化街道,管好园林,经过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1979年7月,针对西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黄土高原种草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在谈及三峡工程时指出: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针对大庆油田油、气、化工污染严重的状况,他提出要把“三废”处理好,把大庆建成美丽的油田。
徐井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眉山日报总编辑。本文是四川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2004年度重点立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