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新中国6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一个不均衡与均衡交替往复的过程，其间体制与政策的阶段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如下一个历史演进过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从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走向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均衡发展。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此开启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向均衡发展的大门。本文着重探讨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一、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思路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迅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外，还有一条就是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那种以牺牲农民和工人利益为代价、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享有的非均衡发展道路。因此在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国家迅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一五”计划中贯彻了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思想，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力度。为了实现均衡发展，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前后，提出了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以及处理好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也提出了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资源条件差异大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是其工业化初期的客观规律，加上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从而使得均衡发展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过度追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反而导致了资金短缺条件下的重复建设、经济剧烈波动和公有制企业效益低下，从而形成了发展慢的脆弱的低水平均衡。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几乎是各个地区、各个产业、各个阶层的愿望。如何解决资金和资源短缺、使大量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中国工业化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同样，如何解决中国工业水平落后、能耗高、投入产出比低的效益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关注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次重大经济体制调整，都与解决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例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调整，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等等，都是试图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精神激励作用，解决公有制经济激励不足、官僚主义滋生、经济效益与预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相差甚远的状况。在经济运行方面，则呈现出典型的供给约束型波动，即“跃进——失衡——调整——再跃进”﹔在经济效益方面，则呈现出精神激励作用递减而不断强化政治运动力度的趋势。
事实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高度集中”还是“权力下放”，无论是规范管理还是群众运动、“全民大办工业”，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经济运行混乱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范围内想主意、找办法、打转转，不能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农民吃集体“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不能避免资金利用率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双低”的结果。改革的结果跳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这一段看似简单而浅显的话，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路径的滥觞，它包含了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思路转变的四个重大内容：一是经济发展速度的波浪式前进，而不是均衡匀速﹔二是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三是人群之间的收入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是不平均的）﹔四是通过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最终实现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反映出邓小平上述思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
二、从被动的“经济波动”到主动的“波浪式”发展
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是凭着主观愿望想多高就能多高，必须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建设资金积累困难，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目标和预期速度长期超出了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这种过高的目标来源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心态，并成为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依据，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经济调整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往往代价很高。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规律，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直至今日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视野很宽，思考得很深。
首先，邓小平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也必然是高速度的。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但是这种速度又不能是空泛和不切实际的。因此，邓小平经过认真细致的测算，将宣传了近20年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为“小康”目标。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1982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又说：“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6—837页。）随后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这样，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心态，使经济发展速度的设计和预期更加科学化，既保证了高速度，又不至于失去理性，陷入盲目和狂热。可以说，邓小平完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目标由过去长期超过实际可能调整到切实可行。
其次，邓小平还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会是匀速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向前推进。这既符合科技和生产力发展规律，也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运动规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邓小平还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377页。）
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和发展将会是波浪式前进的论述，不仅对于后来中国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以及坦然应对经济波动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三、从均衡发展到“两个大局”思想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布局极为不合理，现代交通和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非常落后﹔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也使得沿海地区工业的原料和产品销售两头都要转移到内地。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也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现代工业和交通布局极为不合理的状况。于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开始向内地倾斜。这种均衡发展战略在“一五”时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国家生产力布局。但是从1964年开始，受中印边界冲突、越南战争以及中苏边界冲突等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家开始实施“三线建设”，投资过度投向中西部地区。“三五”期间，沿海十一省市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二五”减少了43.2%，而云、贵、川、西藏、陕、青、甘、宁、新疆等省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则比“二五”增加了28.1%﹔“三五”期间，军工和“三线建设”的投资约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3.1%。（参见曹尔阶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231页。）这一方面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的其它发展条件欠缺，也造成投资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在资金极为短缺的条件下是很可惜的，机会成本太高。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新思路。此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将这个思路发展成为完整的“两个大局”的思想。
1985年，针对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利用政策优惠和外向型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并从内地吸引了人才和资金的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它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1988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的方法和时间表，他说：解决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邓小平的上述设想，在世纪之交中国实现小康目标后，即通过中央政府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而得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梯度发展、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入协调发展、开发西部的阶段。2003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决策，初步形成了政府投资向西部和东北倾斜、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整体战略部署。”（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二○○五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5年3月15日。）
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呈现出缩小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都在稳步提升，虽然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速最快。2000—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排在前十名的地区分别为贵州、新疆、重庆、山西、四川、江西、西藏、安徽、宁夏和甘肃。（参见“综合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调研世界》2012年第1期。）
四、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呈现低水平、单一化和平均化的特点，在当时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少的条件下，这是推行工业化赶超战略难以避免的结果。实行赶超战略有三个条件：第一，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主要投入到重工业中，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第二，高度的集权化和计划化，以便于集中资源配置，低成本地保证第一个条件。既然要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即最大限度地提高积累的比例，那么消费的比例必然要压缩到最低，居民的低收入水平因此也就是必然的。第三，确保社会稳定。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最多只能保证人民的温饱﹔只有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生存和社会安定。
1978年以前以城乡分隔为基础、以平均分配为特点的分配制度，再加上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限制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多劳多得，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和集体不得不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精神激励来促进生产。可以说，就微观经济来说，收入分配体制促进生产发展的绩效不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但是，从宏观经济来看，这种分配制度却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这对于中国走出因经济落后、积累过低而形成的所谓“贫困陷阱”，意义重大。它对于中国在短短的28年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折腾，仍然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另外，这种按照人口定量供应主要生活必需品、普遍地低水平地提供公共产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农村以集体为单位），对于维持高积累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和人力资本积累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放权让利”和“开放搞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而且出现了与前后历史阶段相比的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独特景观。“脱贫致富”成为整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正如邓小平在1983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回顾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怎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又不导致两极分化，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根本性的保障措施，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1985年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就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阻碍扩大内需、不利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作进一步的调整。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达标，城乡呈现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趋势。（参见白天亮:《保障和改善民生责无旁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回望“十一五”、展望“十二五”》，《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6日。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那种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和人均资源极为匮乏的大国，非均衡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个发展阶段的规律，制定出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同时，当均衡发展的条件具备后，又能够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时，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关系的辩证思想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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