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人物修撰年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谱的陆续撰修和出版，为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为现当代中国政治领袖思想与生平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而又可靠的资料。《邓小平年谱》截至2009年12月已经全部出齐。《邓小平年谱》的编撰和出版与其他年谱相比有所不同，即首先编辑和出版1975至1997年卷（两册）。这自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密切相关。如今推出的三册150余万字的1904至1974年卷，使邓小平年谱终于完整呈现。通读这一卷年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和1975至1997年卷编撰指导思想和风格的一致。这一卷同前一卷一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清晰地呈现出邓小平的生平与思想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年谱（1904—1974）》对于邓小平生平与思想研究特别是生平研究更具特殊价值。因为“文革”后期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的活动和思想，一直是党史学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也一直是宣传领域的浓墨重彩所在，亦为社会各界所熟悉。而1975年前的邓小平研究则相对薄弱一些，加之时代间隔远、邓小平当时尚未成为历史的焦点人物，所以社会一般人士知之不多，知之不详。因此，这一卷年谱的出版自有其特别意义。
一、七十年生平的素描
就邓小平研究而言，以生平与思想分，思想研究主要是邓小平理论研究远胜于生平研究；就时段分，“文革”后的邓小平研究远胜于此前的邓小平研究，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当然，这并非是说生平研究不重要，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研究不重要。而《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的主要价值之一是为邓小平生平研究、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可靠的资料，为邓小平前七十年生涯画出了清晰的轮廓。年谱撰修的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对谱主生平轨迹的清晰记述，对其主要活动和贡献的清晰呈现。通读年谱，这一点无疑做到了。在1904年至1974年间，有几个时期对于邓小平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包括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与刘伯承等共同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指挥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包括淮海战役、领导解放大西南并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的工作。年谱的主要篇幅是对这些关键时期的记叙，提供的资料是丰富的。例如对于广西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筹备过程，年谱反映，“立三路线”于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终止后，由于红七军前委并不知晓，虽然邓小平、张云逸认为“与势力强大的敌人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却只好依然执行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战略，决定攻打柳州、桂林。其间虽然也曾攻下某些城镇包括广西全州、广东连州等，也有临战之际的灵活处置，避免了全军覆没，但总的来说是在湘粤桂边辗转反复，左冲右突，损失巨大，直到1931年2月从广东乐昌地方党组织那里得知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年谱对邓小平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记叙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日伪军作战包括反“扫荡”的情况，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往来电报，为研究八路军特别是一二九师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史料；其次是与国民党军队、军政人员的关系。晋冀鲁豫根据地周边驻扎着大量国民党武装，主要是阎锡山、石友三、鹿钟麟、孙殿英、高树勋、庞炳勋等部。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不仅关乎根据地的生存，而且关涉国共两党的合作、关涉全国抗战和政局。年谱记叙了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如何对国民党军队以礼和以理相待甚至作出巨大让步，如何判断和利用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态势并采取不同策略，如何对顽固反共军队进行计划周密的反击等等情形。三是根据地建设，包括自上而下的创建和自下而上的巩固方针及其实施，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方针，政权建设策略，保卫根据地的“总体战”方略等等。抗日战争是邓小平生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作为地区最高领导人（1943年10月后则全面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主持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这对于其领导经验的积累和领导风格的形成十分重要。从抗战胜利后至进军西南，年谱主要提供了大量的军史资料，为研究局部内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围歼麇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史料。
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年谱对这一段两年多时间内邓小平的工作和活动的记叙亦很详实。西南局管辖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后并入四川）四省，这一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和影响较弱，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国民党起义和投诚军队达90万，众多地方和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军政人员（用邓小平的话说，即“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0页。】。加之西南局在一段时间内还兼有指导进军西藏和西藏工作的责任。所以，经略西南，任务极为艰巨。通过阅读这一段的年谱可以了解到西南地区工作的纷繁复杂，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处理全局问题的能力。在工作重点先放在接管城市、之后转到农村、土改完成后再转向城市的三步走工作部署方面，在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策略方面，在农村土改的步骤和政策方面，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的审慎工作方针方面，在民主建政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均能体现出邓小平总揽全局的能力，而且多次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赞赏，批示“完全同意”、“是正确的”、“很好”等，有的经验总结和做法还被批转全国学习或参考。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先是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文革”，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年谱约二分之一的内容是对这段时期的记叙。单从资料的丰富性和价值度上看，这段年谱首先给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邓小平直接领导和参与的中苏两党会谈。其次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全局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关注和思考。再次是“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江西数年的情况、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复出前在江西的参观和考察、复出之初的主要工作尤其是外事活动和主管体育工作的情况。虽然着墨不多，但毕竟让人们对“文革”中的邓小平多了一些了解并且是准确的记载（年谱中这部分可能是继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后，对“文革”中的邓小平记叙最系统的资料）。最后是丰富了新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和运动的研究资料。从1952年特别是1956年开始，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几乎均参与其中，并且诸多决策都通过他先后领导的中央秘书长会议和中央书记处组织落实。
年谱除了在邓小平生涯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外，在其他时期，如留法勤工俭学和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主编《红星》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任职和工作等也作了清晰的记叙，从而完整地呈现出邓小平在1904年至1974年的生平。
二、宏观记叙中内含历史细节
年谱需要对谱主的生涯按日程作流水账式的记叙，从而呈现谱主生平的轮廓；但同时，成功的年谱还需要历史细节、具体的史实，或者令人通过阅读一个时间段的年谱得到某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体认历史的复杂性，引发思索。人言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就历史的魅力或吸引力而言，这一点十分重要。年谱在该方面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例如，邓小平在国内上中学时已经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但是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则是到了法国以后。年谱对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记叙，令人具体感受到他当年奔波和不稳定的生活窘境。年谱对邓小平主编《红星》报的记叙颇让人感慨。在当年反“围剿”战争的烽火岁月中，《红星》报的编辑和出版十分准时。从1933年8月起，每礼拜一期（有时间隔八天）。从1934年5月起，缩短为每五天一期，直至7月25日。此后又出了三期，长征之初还出了六期油印版。其间的困难和邓小平对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可以想见。
再如，年谱对1946年1月至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段历史的记载，亦大有助于历史具体性和复杂性的展示。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命令和声明公布后，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继续调动、八路军的应对策略和部署、双方在一些地方的冲突与争夺、邓小平等作为地区领导人对和平不抱幻想而是充分做好大规模内战的准备等情况，年谱均有记载。对于抗战胜利后到全面内战爆发前这段历史，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国共和谈、停战协定签署前的局部内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和平民主建国问题上的宏观动向。而年谱的相关记叙，则能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年处在战争与和平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的复杂局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大规模内战的不可避免。也正是包括晋冀鲁豫在内的各解放区领导人对战争危险的高度警觉和充分准备，才有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各战略区的从容应对。同样的，年谱对渡江战役前总前委与中央军委电报往来的记叙也展现了历史的复杂进程。渡江作战与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谱记叙了渡江战役总前委出于军事考虑对早日渡江的期盼，其中涉及长江水情、准备渡江而进行的疏河翻坝时间过久可能会导致决堤淹没农田、几十万大军长期麇集带来的后勤供应困难等等。在这里政治与军事的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历史交织得到展示。
一则史实或具体情节往往令人联想到一整段历史，起到比平铺直叙更佳的效果。例如，刘邓大军渡江进入（南）京、沪地区后，中央军委命令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在1949年8月17日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二野某些同志“认为二野总是命苦”【《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835页。】。这一生动、朴实的话语自然令人联想到二野的作战史——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全局，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大量国民党军队于自己周边的艰难困苦，淮海战役中与国民党主力兵团的激烈鏖战，渡江后刚刚进入东南富庶地区，又要跋涉千山万水进军经济文化远为落后的西南地区。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夜，发出“二野总是命苦”的感叹也在情理之中，而最终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的行动则说明了二野官兵顾全大局、革命到底的精神。
历史是具体的，它需要能够呈现历史情境的生动资料。在这方面，年谱亦提供了不少素材。例如，年谱对中苏两党论争中邓小平一些活动和观点的记叙颇为具体——1960年10月22日下午在苏共中央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讲话之后邓小平立即讲话（从行文判断似乎不是事先安排的）表示不同意赫氏观点。席间在同赫鲁晓夫的交谈中更是几次针锋相对，直言其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讲教条主义就是攻击中国”，“你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你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完全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9页。】类似的例子年谱中还有一些。这些生动的材料，对于呈现邓小平多彩的生平、鲜明的性格与作风是极为宝贵的。
三、思想与思维的溯源
就邓小平生平与思想研究而言，邓小平理论研究是最受重视也是开展得最好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出版为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思想历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回答，这一理论主要源于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但是，其中也有历史的承继和源头。这种延续有的表现为理论的起点，属于显性的存在；有的则是潜在的影响或者不直接呈现为具体观点的继承，而是一种思维和思考方式的延续；有的则是理论试错后校正的成果。
从延续性较明显的理论起点方面讲，年谱提供了诸多资料。例如，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十分明确，数次从不同角度谈到该问题。1957年1月12日在给清华大学师生所作的形势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38页。】1961年1月24日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提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15页。】1962年7月7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的讲话中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14页。】即使在“左”的阶级斗争日趋发展的形势下，邓小平依然在1964年1月11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89页。】同年6月19日在共青团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讲到：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出两个产品，一是发展生产力，一是保证中国不出修正主义”。此后，他在不同场合数次重申这一观点。又如，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接见外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访者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各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最可靠的是自己的经验教训，别人的东西是靠不大住的，最熟悉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每个党只有把马列主义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再如，在干部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看干部，要看整个历史，主要从重要关节上看，不看细节。”【《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12页。】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干部职务能上能下”【《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35页。】，等等。这些对于后来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同样体现在邓小平身上，例如他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中苏论战的某些认识，没有也不大可能脱离当年党内的主导性观点。这些则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邓小平日后反思并寻求校正，从而有助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一种理论或一个人的思想，除了具体内容外，还包括理论阐述背后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例如邓小平思考问题的特点是善于从大局和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抓核心抓关键，重实践经验。年谱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资料。如1940年5月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一二九师抗战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提出：为了建设巩固的模范根据地，必须做好“党军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三大工作：“（一）军队建设以加强正规化的程度，提高军事政治质量，加强战斗力为准则，中心放在党的工作和干部教育上。（二）政权建设以发挥民力为准则，中心放在研究发布与执行正确的政策上。（三）党的建设以进一步的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与一致为准则，中心放在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上。”【《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293页。】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军事压力巨大，邓小平强调“当我们担着重的一头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整体”【《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21页。】。在主政西南和调中央工作特别是出任总书记后，对工作的处理和思考更体现出总揽全局、从大处着眼的特点。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是邓小平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在中原新解放区发现土地改革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后，立即改变策略，决定土改缓行，除政治上打击恶霸和极反动分子外，“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40页。】，以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又如，渡江战役后为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提出：“对帝国主义，拟在群众中不疲倦地进行宣传和教育，但严防提出不策略、不现实的反帝的具体行动口号，在报纸上多从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历史（着重美国援蒋），求得暴露帝国主义，非必要时不轻易涉及现实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828页。】再如，主政西南期间对民族工作初期的中心环节是团结问题而不是所谓“阶级斗争”的认识【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1063页。】，对“三反”、“五反”运动引起影响正常工作、工商业停滞和工人失业问题后及时调整政策进行的纠偏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依据实际和群众实践，对计划工作、工业建设、农村生产关系的认识和总结等等。总之，年谱为邓小平理论渊源研究、为邓小平思想历程与思维特点等研究提供了基本脉络和凭据。
当然，年谱也还存在值得进一步推敲和完善的地方：一些与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又属于中共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条目，哪些可以写入哪些可以略去，似乎仍有斟酌的空间；个别重大事件的定性描述例如高饶事件等宜更准确，需关注到相关资料和研究的最新进展；一些条目的撰写宜更完整，如1951年3月5日条对中共重庆市委镇反计划的批示，宜适当介绍计划本身内容；又如1952年1月7日条宜适当介绍西南公安部“三反”情况的汇报内容，同年1月19日条致毛泽东电汇报西南“三反”运动情况，亦应对内容作适当介绍，况且毛泽东还批转各中央局：“西南局这个报告很好，转发给你们参考。”其实，一些被略去的内容往往会提供具体的有价值的史料。这一类的条目还有一些，篇幅所限兹不列举。
当然，瑕不掩瑜，《邓小平年谱（1904—1974）》总的说来是一部严肃的、高质量的、提供了大量史料且成功地呈现了邓小平前七十年生平与思想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