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全国人民的宏伟目标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届人大所确定的目标是明确而宏伟的，面临的任务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几乎是瓦砾一片，百废待兴；与此同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虎视眈眈，纠集力量准备反扑，以维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此时的周恩来因病魔的折磨，无法亲自领导实现宏伟的奋斗目标，急需一位强有力的助手，把握国务院这块阵地，继续推动全国形势的稳定发展，主持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这个人要有卓越的能力并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要有权威，能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所接受；另外还要有胆识，敢于和江青等斗争，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周恩来选中了邓小平。2月2日，他给毛泽东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信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同意。这样，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临危受命，全面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期党、政、军的各项工作。
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混乱局面，他认为要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首先必须消除混乱，实现安定团结，就必须进行整顿，不整顿就没有出路。他明确提出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人手，坚决同派性斗争。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组织遍布全国，派性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派性活动是社会动乱的主要表现之一，又是产生其他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四人帮”也正是利用一些人的派性，结党营私，以售其奸。对此，邓小平严正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防碍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他强调指出：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邓小平强调反对派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增强党性。1975年7月4日，他在给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他强调：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邓小平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人手，提出了许多措施和办法来消除当时的混乱，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到1975年已给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造成混乱、停滞的局面。邓小平在强调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整顿，以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化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当时的整顿，是以经济工作的整顿带动科技、文教事业的整顿来展开的。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从当时严重混乱的工业交通的整顿开始的，而铁路运输的整顿正是工业交通整顿的突破口。由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一些重要铁路局运输的堵塞，阻碍了全国四条大干线的畅通，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而且事故频繁，全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0件，比事故最少的1965年的88起增加好多倍。铁路运输的这一状况，严重地危及了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邓小平下决心首先解决这一薄弱环节。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文件提出了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等五项解决措施。同日，邓小平到会讲话，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工业生产形势不好，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经过整顿使工业生产迅速上升。
关于国防企业的整顿。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主要强调三点：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说，“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现代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经过整顿，国防军工企业的管理有很大的改观，军工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关于农业的整顿。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强调指出，农业搞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农业也要整顿，要认真落实有关农村的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更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提醒大家，“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会后，全国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进行整顿，落实政策，鼓励社员搞好正当的家庭副业，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1975年农业产量比 1974年增长了4．6％。
军队的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遭到很大破坏。为了消除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工作的恶劣影响，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出“军队要整顿”的号召。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岗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可是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7月14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整顿编制体制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指出，军队必须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军队团结和军民团结，也要加强军队本身的团结，要克服“肿、散、骄、奢、惰”的缺点，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几十万超编干部转移到地方工作，加强了军工生产。经过整顿，军队的建设得到加强。
1975年9月，邓小平又明确提出，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都要整顿。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教文化战线是重灾区，当时主要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的一些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科技人员被视为“臭老九”，被大批下放，科研工作几乎无法进行。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提出必须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搞上去，使科研工作走在前面。他在听取讨论胡耀邦等撰写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否则就要拖整个国家的后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他指出：科研工作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坏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按照邓小平的谈话和讨论意见，胡乔木等很快修改完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并送毛泽东审阅。
与此同时，邓小平论述了教育的整顿问题。他指出：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教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特别强调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教育部门作了许多整顿工作，并在调查、座谈的基础上，于10月份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报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进行彻底整顿。后来由于他受到迟群一伙的迫害，这个汇报提纲未能成稿。
邓小平还抓住毛泽东提出调整文艺政策的契机，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首先他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枝独放。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创业》和《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节目，一些有影响的节目也陆续公开上演，使文艺领域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它在政治上所创造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更大。针对当时的情况，邓小平在1975年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混乱都是从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党的领导开始的。因此，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对党进行整顿。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明确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整党怎么搞?邓小平认为办法应当不同于过去。他强调，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同时，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派对中共党组织的冲击和影响，党的作风和纪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小平在整党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纪律松弛，影响很坏，危害很大，强调必须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违反制度和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他还特别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指出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这和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三风”是一致的。他要求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他强调指出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邓小平领导的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而实际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方针政策恢复过来。但是，正当在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胜利展开时，江青一伙竭力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借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提出了所谓“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观点”，要求全国开展学习运动，还提出所谓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把批判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江青一伙的做法虽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他们是死不罢休的，一有机会就妄图把邓小平打下去，夺得更多的中共党和国家的权力，于是他们又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般妖风之所以能刮起来，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有关，因为邓小平开展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越来越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问题，而毛泽东始终认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1975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毛泽东希望以他这个结论为基础，由邓小平主持通过一个决议，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但这被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就使毛泽东确信，邓小平在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同他不一致了。这样，也就决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而听信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谗言和诬陷，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领导的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是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以工交战线的整顿为重点，以党的整顿为核心，到农业、军队、科学、教育、文艺的整顿，并逐渐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这实际上是改革的最初试验。正如他后来讲的：“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1975年一系列全面整顿的改革试验，虽然为时甚短，干扰很多，但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11．9％，达450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74年增长1．4％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增长15．1％。粮食产量达到2390万吨，比上年增加了278万吨；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86746万吨公里，比上年增加了9773万吨公里；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的气象。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的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实行的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使长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虽然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持续仅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作为改革试验的整顿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对随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作用，直接酝酿着邓小平理论；整顿的实践也为随后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
在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的许多讲话及文件，已经提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他刚开始整顿时，就提出并反复强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大局，实际上就是提出把中共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明确重申生产力标准。为了从理论上彻底驳到“四人帮”，《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明确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少，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该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这里也表明，邓小平已经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许多地方党的组织搞垮了，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他在全面整顿中把党的整顿作为核心，要求把党的组织尽快恢复起来，把领导班子建设好。与此同时，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被庸俗化的现象，强调必须正确地掌握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党领导整顿工作，必须使自己的实践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就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伎俩。这些观点和以后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整顿就是改革开放酌试验。从1975年的整顿中，对于工业企业的整顿已经提出了工业管理体制的思想，诸如：要改革管理体制，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要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岗位责任制；要精兵简政，做好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脱岗人员，提高工时利用率等等。整顿中也包含了开放的思想观点，强调要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上这些思想观点，与后来的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邓小平在整顿过程中，提出的科技和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教育不能落后，要重视关心和支持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要反对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与后来改革开放中的思想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整顿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