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党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中，重温《邓小平文选》，深深感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内容，正是对邓小平权力观的继承和发展。
一、邓小平权力观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权力观的基本内容可以用“一个核心、五个理论观点”来概括。“一个核心”是指“掌权为公，当官为民”这个核心观点。“五个理论观点”是指“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观”、“权力需要监督制约观”、“权力改革观”、“执政安全观”、“领导就是服务观”等基本理论观点。
1．掌权为公、当官为民。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经常思考和研究执政党的责任和为谁执政为谁掌权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执政以后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了很大改变。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加重了，领导干部的责任加重了。这里的“责任”就是指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然而，在事实上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党员滥用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党的威信；一些党员染上了官僚主义，居功骄傲，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职位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出现了违反党章，违反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现象；一些人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较为普遍的则是脱离群众，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等。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深刻地指出，党内存在的当官做老爷的不良风气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它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他还特别强调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我们的干部在主观和客观上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2．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观。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产物，其实质是工人阶级专政。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主体就始终只是价值客体，党始终只具有工具价值。在邓小平看来，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是关于党和人民群众谁是目的谁是手段的重大问题。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为了人民，因此，它只能是人民的工具，它所执掌的政权和一切权力也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它的队伍里的党员和干部也只能是人民的公仆。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对于教育全党端正思想路线，摆正和人民的关系、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权力需要监督制约观。无数的事实表明，权力必须要有制约、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和失败。加强权力制约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87年10月13日，他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其实，这是建国初期，邓小平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的继续。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他还指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员不能胆子太大，要有顾忌害怕，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
4．权力改革观。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权力改革的理论观点。这主要体现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工厂企业扩大自主权，着重解决经济体制放权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从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开始，到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和选拔中青年干部都为党和国家的权力改革开了个好头；在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上，提出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论断，建议中央和国务院研究科学和教育体制机构问题，尽快恢复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重要管理机构，以解决“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的问题。统观邓小平关于权力改革的理论思想脉络，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权力下放、发扬人民民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领导全国人民有秩序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5．执政安全观。邓小平认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主要在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此，从建国初期一直到他的晚年，都在高度重视如何防止这种风险的问题。他认为要保证执政安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共产党必须掌握国家政权，他说：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二是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要谨慎，要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掌权为民”。三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执政的稳定，他说：政治体制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强化国家权力，这个权力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党要领导好国家政权，用好政治权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或者说共产党人权力观的第一重要内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在中国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和全盘西化那一套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五是必须解决好党内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执政安全，必须把军队教育好，把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必须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也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人”的问题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说：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六是保证执政安全必须解决好党的集体领导问题，既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又要树立和维护领导集体的核心。
6。领导就是服务观。“领导就是服务”这是邓小平的名言。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把党的群众路线和权力观联系起来，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他认为，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坚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阐释，既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这一路线的系统观点，又有自己的理论见解，使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宗旨、党的责任、党的作风以及领导方法都从理论上紧密地连为一体，形成完善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权力观相统一的概念。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对邓小平权力观的继承和发展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解决执政代表谁、掌权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它是对邓小平权力观的继承和发展。
1．在对执政条件新变化的认识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执政特点的思想。邓小平对建国初期党的执政特点曾做过深刻的分析，指出了进城执政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内容则是全面分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迈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全国党建理论研讨会上就分析认为党的执政条件与建国初期相比出现了诸多方面的新变化，一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环境；二是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三是大批中青年干部陆续走向领导岗位。这些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展开，对于党的执政条件的新变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使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的问题，党内存在的许多消极腐败现象都是因为一些党员和干部追逐私利而引起的，进而指出了执政和不执政、长期执政和短期执政的历史性差异，要求全党都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建设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在权力属性的认识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权力来源的思想。邓小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地分析了党的权力的阶级之源和人民之源，即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进一步从党的权力的合法性阐释了党的权力的来源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这个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作为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资本。因此，党的一切路线、政策、方针和行动纲领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3．在权力腐败成因的认识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人的可变性的观点。邓小平较早提出了执政掌权的干部可以变化的观点，这对于认识执政以后，我们党内曾经出现的一些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既有“官变”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多方面的原因。诸如：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长，也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认识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历史的、文化的、机制的和制度的等方面的原因，而且还应看到环境的、人心的原因，从而高度重视我们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观的教育。
4．在对权力标准的认识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权力是指秤。也就是把权力看做是一种客观标准，即衡量物质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掌握这种标准的人，也就是掌权执政的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然也有一个确定的标准问题，邓小平先后提出了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的思想；还提出了检验工作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优劣成败的标准的思想。这对于教育全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权力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执政标准的教育，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人民群众标准的思想，多次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真谛所在，我们党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要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到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因此，坚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是新世纪、新阶段执政为民的总要求。
三、邓小平权力观对新阶段党的执政实践的指导价值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把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认为是否坚持这个标准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响亮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这对于领导全党坚持邓小平理论，以实际行动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起到了凝聚党心，温暖民心的积极作用。
1．邓小平权力观对现阶段开展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教育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权力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开展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我们党在执政以后，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教育。毛泽东曾提出了“两个务必”和“接受人民监督”的问题，并领导全党开展了反贪污、反贿赂、反浪费等廉政建设的活动。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也都对执政的特点作了分析，但对执政条件下如何开展权力观教育没能深入下去，在“文革”时期更谈不上正确的权力观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对加强党内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以权谋私、开展“三讲”活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对全党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情况，紧紧围绕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开展制度建设和纠正部门与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这对于深入开展权力观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市场经济副作用的挑战和党员队伍的新变化、新特点，全党权力观的教育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重大任务。因此，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格外重要。通常我们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利益观和发展观的教育，集中在一点应该突出抓好权力观的教育，因为权力观的问题解决好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利益观和发展观也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阶段，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中，集中解决好“掌权为了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和解决党员、干部在权力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心理困惑，引导全党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政治文明的高度，深刻理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深刻内涵和实际内容。
2．邓小平权力观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意义。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邓小平早在建国初期就有过论述，他说：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刻苦的努力，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后，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制裁，他又一次提出了党的执政本领建设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江泽民同志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对干部的权力观教育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思想。他说：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同时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也难以为人民谋利益。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要解决好，工作水平和能力的问题也要解决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两个要解决好”是对全党提出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解决好执政观的问题和执政能力问题，是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完成新的历史任务，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权力观是要解决好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的问题；执政能力是要解决好能不能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的问题。在全面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事业体制、权力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活方式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和服务的对象与建国初相比有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代新老交替的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都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尤其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执政方式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考验。所有这些，都要求全党务必解决好权力观和执政能力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权力观的问题解决好了，执政能力才会为人民所用；同样，执政能力解决好了，也才能体现先进的权力观的价值。否则，如果没有先进的权力观的指导，执政能力越强，也可能对人民的危害越大；同样，如果没有卓越的执政能力，先进的权力观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首先抓好权力观的建设，并始终如一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指导执政能力的建设。
3．邓小平权力观对全党执政行为的指导意义。所谓执政行为，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执掌政权的政党或者掌握一定权限和局部权力的政治组织或官吏(又叫干部)行使权力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往往显不了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或一个掌权者个人的政治目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通俗说来，也就是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或一个人拿到权力以后如何用权行事和如何以权为人的行动过程、行动方式和行动结果，而这种行动过程、行为方式和行动结果都是受一定的权力观支配的。焦裕禄、郑培民的权力行为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赞赏，是与他们“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高尚的权力观分不开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真正做到掌权为民、用权为民，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建设的方向和成果归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权力不能用来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甚至成为剥削阶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坚持用邓小平权力观指导全党的执政行为，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政治建设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最要紧的是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它所执掌的权力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而决不能用来为党自身或少数掌权者谋取私利。要努力解决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必须从解决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立场问题人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执政的党和掌权的党员干部必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对待人民赋予的手中权力，真正使之成为爱民、亲民、富民的工具，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去维护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制定政策、谋求发展和创造财富的一切工作中，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解人民所难，帮人民所需。从而，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真正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