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古蜀文明以其独特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享誉四方的手工业产品、繁荣的商业贸易、开放的文化、繁华的城市，成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文明为中华文明的缔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被公认是全球最早形成的人类文明。由苏美尔人最早发明、发现、创造或记录的文明有：最早的学校、最早的两院制议会、最早的历史学家、最早的减税措施、最早的成文法典、最早的药典、最早的农历、最早的宇宙进化论和宇宙论、最早使用60进位和10进位、最早的史诗……苏美尔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两大古代文明起源时间先后不—相距遥远，但它们都曾有过众多的城市，明鼎盛的时代大致相当。而且，它们都曾有过繁荣的对外贸易，这就使它们之间的城市与贸易关系有了可比性。本文就试图通过对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和发展进行比较，探究对外贸易在城市演进中的作用。
一、城市形成的时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较
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崇山峻岭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蜿蜒东南流，注入波斯湾。两条长河千百年的冲积，在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广袤的平原。希腊语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又由于其地形为平原被半弧形群山环抱，宛如一弯新月，就得到“新月平原”的美誉。
美索不达米亚有记载的历史从苏美尔人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得来的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表明，苏美尔人很早就在美索不达米亚聚居，他们创建了灌溉农业，热衷于商业贸易。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乡村聚落逐渐演化为城市，乌鲁克、乌尔、埃利都……象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洒落在新月平原。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全面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以苏美尔文明为主体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被外来文明替代。
古蜀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并曾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
四川盆地边缘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围绕，大江阻隔，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的成都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融提供自然基础，使成都平原发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同时，岷江、嘉陵江、沱江、长江又呈放射状，将古蜀文明传播辐射四方。因此，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独具一格、分布广阔的连续性空间构架。约在距今4500— 3700年之间，成都平原诞生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三星堆。公元前1400年左右，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人青铜时代。公元前316年，蜀归于秦，古蜀文明融入中华文明。
以上比较可知，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与古蜀城市都形成于河流冲积平原上；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年代早于古蜀，进入青铜文明早于古蜀，但两地城市文明沦陷或转型时间大致相同。
二、对外贸易在城市形成中的作用比较
新月平原沃野千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来此居住。至迟在公元前6000年，一些狩猎者和牧人就来到平原北部丘陵定居。这些人或许受到过原始农耕文化的影响，在渔猎之余，开始进行垦耕并建起了村落。人们掌握了制陶术，处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了来自波斯湾的海贝和来自平原北部山区的黑曜石，可知这时的两河流域与邻近地区的居民已非彼此孤立，存在着交换关系。
大洪水之后，以苏美尔文化为主体的美索不达米亚村落开始向城市过渡。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以乌鲁克、乌尔、埃利都为代表的平原城市正式形成。城市都有高大的城墙、大型宗教建筑、功能明确的城市布局规划。在乌鲁克发现的写在陶制碑匾上的楔形文字，记载了公元前 3300年的贸易细节。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考古中，都能发现青铜时代前来自阿富汗、伊朗的宝石，黎凡特地区的木料、石料等，表明那时的两河流域诸城与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埃及、阿富汗及伊朗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进入青铜时代后，城市文明逐渐达到顶峰。乌鲁克、乌尔先后称雄平原，尼尼微、巴比伦渐次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考古出土的数以千万计的泥板文书，绝大多数是关于商业贸易的记载。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对外贸易已达地中海东岸、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还曾武力扩张到那些地方，在贸易地建立类似殖民地的贸易据点。
虽然那古老的楔形文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但通过分析诸城邦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经济，可以撩开面纱，见到实质。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城市存在期间，世界贸易最集中、最频繁的地区是沿地中海东岸的欧亚非相连接之处，再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其范围大致为：东起古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古蜀由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美索不达米亚诸城正是处在这个贸易圈的中心位置，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商队都必须从诸城经过。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几乎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贸易交通线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势力长期向西扩张，这使得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在最重要的南北贸易线，即从爱琴海到埃及的贸易线上，无论是沿着地中海东岸航行的水路，还是由土耳其经叙利亚南下的陆路，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转站。在最著名的东西贸易线，即从印度到爱琴海的贸易线上(这条贸易线的延伸就达古蜀成都)，无论从波斯湾水路来还是从伊朗高原陆路来的商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大都沿两河水路西行去爱琴海或埃及。或者相反，从南或西来再经两河向东。这条贸易线上，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占据交通要道的特点更为明显。幼发拉底河边的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巴比伦，底格里斯河畔的吉尔苏、尼普尔、摩苏尔、尼尼微，从东到西依次耸立，成为贸易线上的重要枢纽。
城市之间的间距似乎也在揭示城市兴起的动力。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沿同一条河流建起的城市之间的间距令人惊异地相当，都为 12．5公里左右。沿着贸易线呈等距离形成城市，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这应该是长期充当货物储存点、中转站、销售处，长期为来往商人提供客栈、饭店、补给，长期提供交通工具、修理交通工具，逐渐具有城市所应有的强大的聚集和辐射功能的结果。可以推论，只有为适应长途贩运的需要，才可能沿着贸易线出现这种间距相当的聚落并最终演进为城市。
新月平原土地肥沃，易于农耕，农业发达，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矿产、金属、石料、木材等资源奇缺。剩余产品需要出售，缺乏的资源需要进口，以便维持农业、加工业、建筑业等城市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城市经济强烈依赖于对外贸易。考古发现，城市中普通市民使用的陶器普遍质地较差，而在两河流域周边地区却有相当多的原产于两河流域诸城的质地优良的陶器。这表明，城市中大批量生产的优质陶器主要用于出口贸易。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都有清楚的城市布局规划，都有豪华的宫殿区、神圣的宗教区和拥挤的商业区，分别住着王族、祭司和商人百姓。
古蜀城市兴起的原因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那么单一，古蜀城市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
青铜时代古蜀第一个大城市三星堆，是将神权、王权集于一体的国都。蜀王居住在国都之中，号令统治城乡。三星堆里也有繁华的商贸，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这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象牙以及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文化因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但贸易在三星堆只是一种经济附属物，三星堆的核心实质仍是政治中心，是神权统治治所。
古蜀雄踞西南，威抵四方，从酋邦时代到王权时代，都形成、建成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军事古城，如葭萌、南郑等。在这些古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而军事镇守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功能。
除了因政治、军事而兴的城市之外，古蜀还有一类城市主要是因工商业而形成、兴起的。这类城市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成都。成都的聚合形成，主要动力来自工商业，早期的城市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工商业，贸易在城市经济中起最重要的作用。但成都平原资源丰富，通过贡纳、域内贸易等方式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工商业的需要，只有一些稀有资源，如青铜原料、象牙、海贝等，才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得到。因此，成都城市形成过程中，对外贸易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首位的。这类主要因工商业而形成的城市还有临邛等。
以上比较可知，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中，对外贸易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是城市形成的主要动力。而古蜀城市的形成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军事的、工商业等，这决定了城市的性质、功能，并与自然条件一起决定了对外贸易在城市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城市发展方向。
三、对外贸易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比较
古蜀诸城用于聚合、形成的原因不同，城市功能不同，因此对外贸易在城市中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同，并由此使得各个城市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政治为主导的城市，其兴衰随着政权的强大与衰落而起伏，有时甚至与政权共存亡。当年的商贸发达，城市繁华，转眼间灰飞烟灭。三星堆就是典型的例子。
以军事为主导的城市，由其特殊性使得它的发展空间相对狭窄。当其为军事重镇时，城市经济受军事压制；当其失去军事地位时，又往往是人口骤减、经济萎缩，城市转变为乡镇。只有少数地处贸易要道、周边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能够较为顺利地从军事城市转变为工商业城市，如位于西南山地的严道古城，它控制着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还是南方国际商道贸易线的前出点，所以，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有较发达的工商业，并逐渐转变为经济战略要地，工商业为主的城市。
古蜀工商业城市在形成过程中，对外贸易并没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的青铜等资源越来越多，作坊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对外贸易在城市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城市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工商业城市特有的高度自由、追求价值、快速流通、频繁交往等特性，既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使城市发展有着自己的轨道，不随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改变。例如成都，它形成于公元前1300年，早期是一座自由工商业城市，后加入政治色彩，但城市的主导力仍为工商业。成都与域外的中原、南中等地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它还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南亚、西亚等地有贸易往来。由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文化交流，使得成都有一股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历经数次政权变更、朝代更新而不改高速发展的势头。
由于古蜀诸城连绵分布于同一时间和空间，但各自的地位不同，城市功能不同，于是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功能完备的城市网络体系。
神权时代，三星堆与成都共同构成了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王都三星堆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和支配地位，发挥着神权政治中心的功能；成都是次级城市，居于从属地位，主要发挥工商业功能。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蜀国又陆续形成了一批城市，它们和成都一起，构成了蜀国后期城市体系，城市网络覆盖了整个成都平原，并辐射到盆周山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网络体系中，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以北的新都，起着联系川西平原北部的作用。陕南的南郑为北疆军事重镇，控扼着褒斜道，是出人中原的门户。成都以西的郫城，重在沟通成都平原工农业与川西北高原畜牧业的经济文化联系成都以西的临邛，重在沟通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以南的南安，既是蜀盐的供应基地，又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同南中半农半牧经济进行交流的媒介。位于川西南山地的严道，有着军事和经济要镇的双重意义。
蜀国城市网络体系对蜀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作用。
在两河流域，诸城的形成有赖于对外贸易，城市的发展同样也有赖于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线路的改变与城市、战争的目的、城市发展机遇等等方面，都显示出对外贸易的作用。
古代的自然环境变化远比现代巨大。自从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有了定居性居民后，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多次大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河道的变化。航空调查和地面考古研究均表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今巴格达附近曾一度合二为一。而后，一些河流进入冲积带。渐渐地，一些小河流干枯了。同时，现在的幼发拉底河的前身则取道冲积带的中部，而底格里斯河则向东慢慢地进入它现在的河床。河道的改变意味着贸易线的改变，而贸易线的改变又使得一座座城市兴衰起伏。原本在河边的早期贸易大城尼普尔，就因为幼发拉底河逐渐西移而处在两河之间，离开了贸易线，一座大型城市很快，便被废弃。大洪水之后由苏美尔人建起的第一个城市埃利都，其城市几经废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海湾水位和河道的变化。埃利都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个国王淑尔吉曾说他“非常关心位于海边的埃利都城”。“海边的埃利都城”是指埃利都可通过潮汐泻湖与海相接。那时，波斯湾的水位比现在高很多，埃利都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海边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地位十分显著。然而，幼发拉底河河道频繁改变，海湾水位起伏不定，贸易线随河道而改变，埃利都城也就时废时兴。
两河流域的城市因对外贸易而聚集财富。豪华的宫殿，巍峨的庙宇，富有的市民，引无数人发出贪婪眼神，启动掠夺之野心。平原上城与城之间企图压倒对方、争夺更大的贸易权；平原之外的山地民族更是虎视眈眈，一有机会便杀向平原诸城。掠夺是古代战争最主要的动力，但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拥有贸易权就拥有一切财富的地方，贸易权就成为更重要的战争动力和目的。两河流域并存着许多各自独立的城邦，城邦之间频繁进行战争。泥板文书告诉我们，第一个有雄心统一平原诸城的乌玛城君主路伽尔扎吉西曾短暂地征服了“起自下海(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大片土地；阿卡德城创始者萨尔贡率军队目标直指河边诸城，将两河流域大部分城市纳入自己的控制，然后“洗兵器于海(波斯湾)”；萨尔贡之后的拉格什君主，“开辟了从上海到下海的商路”；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纳姆依靠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势力远达西方的叙利亚、西北方的小亚细亚和东方的埃蓝，“把自己的足从下海伸到了上海”；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南征北战，使巴比伦成为了东方、西方和北方商路的唯一主人；一代代的亚述王仗着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攻下了一个个贸易要城，打通了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让地中海的商业城市为自己纳贡……几乎每一场城与城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点和贸易权。战争中，一些城市胜利了，一些城市失败了。胜利的城市取得了更好的贸易机会与权利，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失败的城市则相反，经济势力逐渐滑落。
对外贸易是城市发展最大的机遇。巴比伦的兴旺之旅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谁能料到，那个曾经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巴比伦城会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的“后起之秀”呢?巴比伦不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形成、兴起的城市，当乌鲁克、尼普尔、乌尔诸城的兴盛时期，巴比伦只不过是一个小城镇。当著名的阿卡德王萨尔贡下令刻石碑宣扬自己的伟大功绩时，巴比伦只是在一长串城市名录中夹杂着，好像是几个字母而已。但到了公兀前1894年后，巴比伦已发展成为巴比伦王国的国都，世界最著名的贸易之都。巴比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当幼发拉底河最终确定河道后，巴比伦形成于河流岸边，并正当东西南北水路交通要道；巴比伦的兴盛也得益于其他重要贸易城市的一度沉沦。群雄逐鹿，战火纷飞，以乌尔第三王朝为代表的苏美尔城市战败、萧条，贸易口岸转向了新兴的巴比伦；巴比伦的繁荣还得益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汉谟拉比下令开凿了一条运河，将巴比伦与尼普尔、埃利都、乌尔、乌鲁克、伊新、拉尔萨等城市连接起来，促进了巴比伦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当两河流域早期城市因阶级矛盾、城市战火杀得萎靡不振之时，巴比伦却在国际贸易线上一支独秀，风光无限。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诸城的自然资源不能互补，城市经济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城市的功能单一而且一致，造成了两河流域城市众多、地缘接近，却没能形成统一的、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
四、对外贸易对城市文明建设的作用比较
对外贸易促使美索不达米亚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推动城市文明建设，这包括城市建设、城市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等方面。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都有清楚的城市规划布局，都有豪华的宫殿区、神圣的宗教区和拥挤的商业区，分别为王族、祭司和商人百姓的生活区。出于贸易的需要，宫殿区、宗教区都设有专门的作坊，商业区更是作坊、商铺林立，促进了城市交通及其他建设，如城市中都修建了抹了沥青的下水道及生活引水工程。为了便于贸易，城市边都建有一至二个港口。从黎凡特、埃蓝等地进口的雪松、黑曜石等材料，建起了庞大的宫殿和寺庙；从埃及、印度等地来的金属片、宝石，成为宫殿和庙宇建筑的镶嵌物、装饰物，构成最早的、奇特的“马赛克”。
对外贸易的高度发达，有力地影响了城市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对外贸易的自由性，国际交往的开放性，促进了城市政治体制的民主性建设。城邦之王没有绝对的权力，重大决策要召开类似市民大会的会议来决定，祭司对国王也具有很大的约束权力，城邦的权力系统是王权、神权和民权的混合统一。
城邦之王拥有对稀有资源的控制权。王权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金属、珠宝等稀有资源的进口，在宫殿区内开设作坊，加工金属器和珠宝，再出口销售，其利是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维持军队等政权机器的重要方面。城市精神支柱祭司享有贸易特权，在寺庙区开设了大规模的作坊，招收手工业者，生产精美纺织品等商品出售。普通商人则无所不为，经营的大宗贸易主要有农作物、纺织品、陶器、木料、石料以及少量的金属器、珠宝贸易。由此形成了以王族、寺庙和私人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城市经济，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公元前2000年的泥板文书出现了“商人”一词，解释说：“特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作生意的僧侣。”而为了对外贸易能够大规模、顺利地进行，白银已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巴比伦还出现了王室和神庙的商业代理人、零售商和高利贷者，从而也有了债务奴隶。泥板文书记载了乌尔城流传的谚语：“借贷易如爱情表白，还贷难如妇人分娩。”既展示了苏美尔人的聪明与幽默，又表明乌尔商贸业之盛。
贸易促进了文字、私有制、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大量印章、泥板文书向我们演绎了这一历史现象。标注物品所有权的私人印章、发明并使用60进位和10进位计算法、商贸谚语、商贸税率、数以千计的贸易契约，甚至在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和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都有大量条文针对大规模的贸易经常出现各种纠纷而制定的。土地所有权从城市和寺庙拥有逐渐转为市民都可拥有，从只有男人才可拥有转为男女都可拥有。
广泛而持久的对外贸易造就了一大批商人，组成了城市中最有活力的、庞大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创造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要求政治、社会地位，这有益于城市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但他们缺乏国家利益人格的特性也对城市造成了危害。在商人阶层的要求下，国王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减税措施；公元前530年，当波斯人进攻新巴比伦时，经营商业高利贷的奴隶主和僧侣幻想着波斯帝国的广大市场，背叛了国家，为波斯人打开了一道道城门……
古蜀城市经济虽然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外贸易对城市文明建设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对外贸易促使城市建设更加自由化，城市布局突出商贸特色。古蜀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成都，古无城垣，这与它的功能体系是相适应的，是它作为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的特点所决定的，与三星堆作为王都尤其是神权政治中心，需要建筑高大、坚固、永久性的城墙形成鲜明对比。成都城市布局为块状，以十二桥建筑为中心，沿古郫江故道分别向北面和西南面的弧形地带延伸分布，其分布范围达十多公里。这种城市布局显然有利于布设商业贸易网点，不利于战略防守，体现出成都城市经济特色及功能性质。
对外贸易促使城市文化上更加开放。商贾往来，商业贸易，直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中原文化、楚文化、西亚文化、南亚文化都对古蜀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政治制度向着世俗权力的方向发展。例如工商业城市成都，考古发现了许多大型建筑遗址，表明早期成都就有了强有力的世俗领袖，能够组织、指挥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在遗址中仅发现一座大型建筑与宗教有关，表明宗教力量在成都发挥作用很有限。对外贸易促进了古蜀城市经济、功能的不断完善。这主要是通过商业网络的扩大，从而为巨量的城市人口提供从生活必需品到艺术品以及奢侈品等商品及其交换场所和手段等来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地区之间、不同类型的生产型经济之间商品集散地和贸易机构的形成来实现的；对外贸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对外贸易在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演进中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的作用不仅十分重大，而且甚至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意义，成为城市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渗入城市政治制度建设、文化发展领域；对外贸易在古蜀城市中却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虽然青铜原料的贸易也具有相当强的战略意义，但总的来说，对外贸易只是古蜀城市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外贸易在这两大文明地区城市中产生的不同作用的原因，是两大地区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有别。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处在国际贸易枢纽上，城市自然资源单一而且雷同，都是农业发达而其他资源缺乏，不能形成经济互补、功能较齐全的城市体系。于是，作为城市经济生命线的对外贸易当然会对城市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古蜀由于资源丰富，城乡间、城市间功能、经济可以互补，形成了功能比较齐全的城市体系。城市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低。当然，对外贸易对城市演进的影响和作用就相对较小。但不能否认或轻视对外贸易对古蜀城市演进的作用，古蜀城市有着发达的对外贸易，因贸易而产生的物质、文化交流对古蜀城市演进、蜀文化的演进都具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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